爱华网《中国财富》记者 燕俊/文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难以理解俱乐部的投入与产出状态。从总体产业上来说，投资足球产业的企业大面积亏损。足球偏离市场运作越来越远，投入上更是水涨船高。
●限薪，越限越高
中国职业联赛十年来最大的成果是创造了一批足球贵族。94年以前，中国球员的平均年薪在1万左右，即使高峰、郝海东等大牌球星的年收入也很难超过5万元。联赛10年以后，一个普通的球员年收入也可以轻松上百万。
为了解决收入畸高的问题，足协先后几次发布限薪令。1999年，足协规定，职业球员的月工资不能超过1.2万，单场比赛赢球奖金不能超过40万。这一规定实质上成了一纸空文。2004年，足协再次颁布限薪令，俱乐部一线队球员教练员的税前年度工资总额，不得超过俱乐部当年运营收入的55%,违者重罚。媒体和俱乐部众说纷纭。有人说，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一个企业发给职工多少薪酬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企业之外的任何组织无权干涉。限薪本身就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也有人认为，限薪实在是明智之举球员的薪资支出已对俱乐部经营造成很大压力。不管怎么说，俱乐部居高不下的人力成本成为俱乐部沉重的支出负担已是不争的事实。
把足球和其他产业进行一下比较，在一般的产业里，个人收入和效益是挂钩的，一个年薪百万的职业经理人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决不少于千万。而中国足球的人力支出却远远背离了这条最基本的绩效原则。
当然说俱乐部在薪资绩效考核上不注意市场实在是有点冤枉。各俱乐部都有比重很大的绩效工资，但这样的绩效工资却没有带来真正的绩效，球赛并没有变得精彩，上座率也没有得到提高。在整个行业的低水平前提下，这些抓不住根本的举措只是徒劳地增加了俱乐部的人力成本而已。
●球赛，越踢越亏
“足协的管理成本很高，一天到晚开会，全国的俱乐部都要飞过去。一个真正市场化的企业是不可能不考虑成本的。”某俱乐部经营主管对《中国财富》说。这种不计成本、不计效果的会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俱乐部居高不下的差旅费用。但这些会议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
除此之外，俱乐部内部在管理成本上也存在巨大浪费。辽足俱乐部总经理吕锋和《中国财富》记者算过这么一笔帐：辽足俱乐部的主场在抚顺，每场比赛球员和工作人员来回加上住宿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后来研究其他企业降低成本的方法，将原来的“大包干”变为“包干到人”，将一场球的开支从1.7万多降到了现在的3000多元。由此可见，俱乐部管理在成本上可压缩的水分到底有多大。而沈阳金德俱乐部的总经理何兵也向《中国财富》提到过一场比赛的运营费用，这里边包括治安费、场租费、检票费、公交补贴费、俱乐部自身的运营费用等，一场下来有几十万元。而一场比赛的收入则少得可怜，6万人的体育场，上座率只有1万人，一旦赢球还有赢球奖，各俱乐部的赢球奖数额都在40万以上。足球比赛踢一场，亏一场。
●面子，总是要争
在中国做足球，不仅是一项产业，一项运动，它还是一种形象工程。我们在各个俱乐部的投入中经常可以看到动辄上亿元的基地建设投入，云南红塔当年更是 在红塔基地项目上砸了4.5个亿。俱乐部的老板很明显是想树立良好的形象，“让我们的球员有自豪感。”上海申花的总经理楼世芳对《中国财富》记者说。“我们的基地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但很遗憾，我们的球技却不是全亚洲最好的。”
而河南建业的董事长胡葆森则表达了另外一种看法：“(河南)就这么一个俱乐部，如果我们不坚持，足球就会阶段性地失去河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来接管。在我的手里，就像一个接力棒，虽然我已经跑得步履蹒跚，很累了。”在这里，足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运动，而变成了一种城市形象。
但没有任何一个市场化的企业会仅仅为了形象和自豪感而不计回报的投入巨额资金。
●转会，水涨船高
用一般企业的观点来看，球员的购买应该等同于购买设备。一台价值上百万的机器要购买进来，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它所希望的效益是关键。从94年职业化以来，我们的球员转会费用扶摇直上，1995年，球员的转会费用还在几十万的台阶上；1996年，球员转会费用已突破百万；到2002年底，已接近1000万。
这些数额巨大的“设备购买费”和“设备维护费”给俱乐部带来的回报很值得怀疑。在国外，大牌球员的购买往往带来俱乐部其他收入的剧增，而在国内，这种效果则不明显。在球迷对国内联赛普遍失去热情的情况下，一两个球员的引进难以换来比赛日收入的明显提升，而广告赞助收入、产品开发收入等等与其相关性更低。球员转会赚的是吆喝，大家有进有出。既是收入又是支出，买来买去吵热的是数字上的虚假繁荣。就像股票一样，市盈率过高的股票总有一天会跌回本来面目，到那时候，谁为俱乐部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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