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摩企的N个光荣片段:
【 摩托车行业所创造的总产值近600亿元人民币,占GDP近1%,其中出口创汇近13亿美元。】
【摩托车行业从业人数超过20万,间接解决就业人数达160多万】。
……
[前言]
我们的苦乐,我们的辛酸,我们的遭遇与苦衷,还是由我们自己来诉说……
2003年,一个又一个年轻而光洁的面孔出现:那些金灿灿的名字,在良好青年胡润的黄榜上,铿锵出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又象喝醉了酒一样,跌进激流里,打着旋儿,背负着“问题富豪”的标签沉入历史的水底;
同样的2003年,由一家权威新闻媒体主办的第二届“最受尊敬企业”评选活动,引起社会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这时,财富已不再是衡量企业的唯一标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回归到应有的位置。
2003年,有火焰,也有冰山。
——怎样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占国家GDP近1%的行业。任重而道远。当民营企业遭遇社会责任,也只有那些有识之士才能走在前面。他们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邀请嘉宾:
杜芳慈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尹明善 力帆集团董事长
[对话]
解决自身问题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杜芳慈
2003年11月11日,雪后放晴的北京。
阳光格外热情,远处草地上的点点雪斑,寓示着冬天的在场。透过这暖烘烘的阳光,我们隐约还能回忆起那场突如其来的雨雪,还能依稀感受到那份严寒的逼仄与急迫。而身处在摩托车这个阴晴不定的行业里,也许,更会由此而产生更多联想。
2003年即将成为过去,把视线从自然强行拉回,再回到摩托车行业来,发觉寒气并没有完全退去,尽管,2003年年产量达到1500万量的历史新高。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唯一能说明的是企业制造了更多的产品,企业的员工用加倍的忙碌,充实了每一个平淡的日子。除此无他。
采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杜芳慈,也只是想为2003年的中国摩托车行业找到一些闪光的词汇,或者,找到一些能为企业指路的路灯。毕竟,只有走过冬天,才能到达春天的地铁。
记者:中国加入WTO后,竞争环境日趋相同,更多的国外品牌会借机强势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摩托车行业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哪个成分更大?
杜副秘书长:即使国外品牌大举入侵,中国品牌仍将占有中国的主导市场。虽然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产品开发能力上还比较弱,但是在生产、质量等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与国际趋势的距离在不断缩小。另外,中国拥有发达的专业化生产的行业结构,这也决定了中国摩托车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种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及与产品相对应的价格体系,也是国外品牌无法相比的本土化优势。因此,毫不担心外国品牌的进入。
[事实上,正是凭着这些比较优势,中国摩托车行业才得以迅猛发展,并获得与国外品牌竞争的能力。可是,如果国外品牌进行本土化呢?那时,是否还会具有价格这个相对优势?]
在中国摩托车行业的发展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民营企业的崛起与民营资本的积累。应该说,这段时期是整个中国民营企业最活跃的萌芽与成长期。机遇加胆略,成就了一代企业家,也成就了一段光辉的历史。而在摩托车行业,则尤以重庆最为耀眼。如今,如巨龙腾飞的三大民营企业如力帆、宗申、隆鑫,已经成为三大板块中的老大——重庆冠冕堂皇的门面。
记者:在中国摩托车行业最近10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坚力量。您是怎么看待它们的?
杜副秘书长:这些企业巨头的崛起,得益于当时军工系统的“军转民”。通过“军转民”的技术带动,再加上市场需求的强力拉动,这些民营企业才得以迅速崛起。它们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成长起来的,因而具备了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它们还要在更高的层次进行竞争,因此就需要向规范的方向发展,否则,就成不了世界强企。这也是现实发展对它们的要求。
[应该说,这些民营企业的崛起,跟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紧密相关,这跟植物的生长对的阳光、土壤、水分的要求一样,构成了最适当的成长环境。而当这样的气候环境发生巨变时,已经自成气候的它们则更需要通过艰苦的历练,习惯并适应一种新的成长环境。]
面对现实,仍有难以跨越的障碍。尽管,眼前的中国摩托车行业依然熙熙攘攘,风生水起,英雄之气尤存。但是,时过境迁,即使曾经的英雄,也掩饰不住严峻形势带来的苦恼。这样的苦恼更多源于企业的亲身体验。
记者:您认为中国摩托车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杜副秘书长:我认为存在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是产品原创性不够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开发能力,也就是没有核心技术;第二个是没有形成规范的国际营销体系,跟国际上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我国不但是摩托车大国,而且是摩托车的强国。
[核心技术是产品的生命力,缺乏核心技术也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的一道硬伤;而市场的国际化,更需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和手段。这两者互为左右腿,缺一不可。]
回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就是回到本次采访的主题上来了。尤其是2003年“问题富豪”的纷纷落马,曾经引发了社会关于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的大讨论。风波已过,再回过头来,仍有许多启示值得我们珍惜。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摩托车企业作为中国企业集群中的成员,它们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如何承担?
杜副秘书长:我认为摩托车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在于它们要认真对待和解决它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交通问题、安全问题、污染控制发问题、油耗的问题等。这是它们自己发展的需要和动力,也是它们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首先要担负起这个社会使命,什么捐个希望小学呀,救济救济灾区呀,这些都可以做,但是任何一个摩托车企业,都必须把解决以上(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社会使命,这个必须做好。但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摩托车企业做得比较差,它们更热衷于买个足球队,或者弄个酒的品牌,恰恰在它们最主要的社会责任方面做得不够好。当然,还有解决劳动力,这也是它们的社会责任,因为它们做这个行业,肯定需要劳动力,所以,就担负起了这个社会责任。它们应该再担负什么责任呢?那就是这些自身的责任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讲到了以人为本,我们要认真学习以人为本,因为安全问题是人的问题,环境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关系到人的生存,那么,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时候,应该更多地想到这些。这样,这些企业才可以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企业。
[如果开头是负号,后面加上再多的数字也增加不了任何实际意义。也许,当企业理念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时,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责任和使命。由此,跟国际接规就具有了更深远的内涵与更现实的内容。]
当企业的社会责任被炫目的光环笼罩着时,我们也许会被瞬间的光环遮住望眼。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真的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与国际化的距离将越来越小,那么,一直叫嚷着要冲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摩托车企业,都是否准备好干粮了呢?|!---page split---|
修身、齐家、治国富天下——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谈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副厚厚的眼镜,透出睿智的光芒。尹明善,这位由文化孕育的民营企业家,即使在商业化后,仍不乏来自内心的文化关照。也许,从根子里,他还是无法真正地剔除文化的因子,所以,在他的经营行为里,更多地流露出一种浓重的文化味。
这种文化味大而言之,则可以回归到泽润中华民族千年的孔孟之道。而在尹明善身上,有更集中的体现。
记者:您是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例,为学和为商,这在传统意义上融合不在一起,而在您身上却融在了一起,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自处的。
尹明善:启示不敢说,体会倒是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应该改一下,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富天下,而且我认为要富天下,必先富己,己不富,焉能富人,天下不富岂好独善其身,要兼济天下,不妨走向商海,所以我选择了下海。
记者:您认为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尹明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一下民营企业家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什么。致富了,当思其源。我们可以说靠的是我们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善抓机遇,甚至靠撞大运,我想更重要的是八个字,叫做“生逢其时,生逢其地”。从“资本主义尾巴”到“有益补充”再到“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步都伴随着我们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从各项优惠政策的颁布到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每一步都凝聚着各级政府的匠心独运,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宽,我们生逢其时。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有最广大的市场,中国的劳动力索取最少,奉献最大,我们生逢其地。如果说我们像一条条养肥了的鱼,那么往这个池里放水、施料的人是谁?我们不应忘记,小富在于人,大富在于天。中国这个社会积累财富比起西方社会更多地得到了政府的扶持。这个意义上讲,民营企业家回报社会不应看做是义务,而是一种责任,因为你的财富本来就来自社会,理应回报社会。
记者:民营企业回报社会的方式有哪些?
尹明善:概括地讲有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民营企业家投身光彩事业、赈灾、捐赠教育事业、捐款架桥修路,这些都可看作是对社会的物质回报,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回报,精神回报的内容比较丰富。比如,民营企业履行好自己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本身就是对社会的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而重要的是精神回报。
记者:这两个责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尹明善:从法律责任来讲,民营企业纳税要依法,该交多少就交多少;生产要考虑环保,不要超过国家标准;用工要符合劳动法;对对手,不要不正当竞争;对客户,杜绝欺诈,诚实守信。这些都是基本的法律责任。除法律责任外,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企业濒临破产,欠人家的钱完全可以申请破产,财富转移了,法律上找不到什么问题,但这是不道德的。再比如环保,从法律上讲,只要达标就可以过关,但如果没有做得更好,就没有尽到道德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如果按其信用来讲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对银行负债,还有一笔人情债,欠债还钱,在企业家那里还有一份道德责任。
记者:您是不是说道德责任是责任之本?
尹明善:道德责任也分层次,最基本的是守信用,签字要算数,说话要认帐,欠债要还钱,收到订金要发货,发出的货就要对消费者承担售后服务的责任,这些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当前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企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用危机。由于信不过,就会产生三角债,资金的流动就会减缓,物质流、信息流就会减缓,机会成本就会增加,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低效率。有人说,如果我们的国家进入信用社会,我们国家的GDP就会增加百分之几十,我同意这个观点。员工信任老板,股东信任董事长,董事长信任总经理,这企业的效率会提高,国家的整个效率会提高。正如江泽民总书记讲的,我们不但要讲以法治国,更要讲以德治国,这个问题确实非常迫切。
还有一个道德责任,民营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投身公益事业等,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正常的回报社会的方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我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而且一个拥有上亿资产的企业家拿出100万,丝毫不比一个挣1000元工资的人拿出500块钱,更让人钦佩。我们不否认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汗水,但是毕竟我们得到的要高于我们付出的,我们的财富与我们的道德责任是不相称的,财富大于素质。
记者:您投身足球事业,是否有一定的道德责任有里头?
尹明善:确实有,但不完全是。我们富了,乐也只是个人的乐,为了重庆千万父老乡亲的乐,我们把快要不行的重庆队重新经营起来,我认为足球是制造娱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这里包含了我与民同乐的思想。但也不排除我的商业考虑。另外,我对足球文化有兴趣,我想探索。
记者:据说,您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把它提高到对社会的精神回报的高度?
尹明善:我一向认为,企业是法人,法人也有人格,法人是更加严格意义上的人。人有文化高低之分,法人也有文化丰厚与浅薄之别。伟人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企业从创办伊始,就不是把自己定位在单纯的追求利润上,而是在创业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追求一种精神的完善,一种文化的创造。企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创造物质财富是民营企业的责任,创造精神财富同样是民营企业的责任,民营企业是两个文明的建设者。
记者:有一个问题,是问您的,也是问许许多多企业家的。广厦万间住不了半张床,良田万顷你吃不了几碗米,很多企业家年数不小了,财富积累也非一两代人所能用尽,但多数仍在商海搏击,这样做到底为什么?
尹明善:是为了实现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商人的社会责任感一点不比文人少,尤其是文化商人,心在商海浮沉,心历文化苦旅。他们的确有富天下的强大愿望和理想。只不过社会上有时对他们不太了解。传统文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利,结果我们的商业文化难以发展起来,这是传统文化的不足,做企业的目的是赚钱,企业要做大做强,就要赚更多人的钱,为更多的人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利即是大义。企业家不是钱最多的群体,而是最缺钱的群体,因为他们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而扩张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民族产业的提升过程,大多数企业都有一种浓烈的爱国热情。更有一批民营企业家,为社会奔走呼号,为西部大开发,为企业信用,为科技创新,骨子里面都缘于一种社会的责任。
记者:对人才的爱护,同样是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
尹明善:关于人才,我的人才观是:八分人才、九分实用、十分待遇。就是要让他感到我这个企业绝对不是中国、更不是全世界的企业,但是最适合他的企业。这样就留得住人了。为人才提供成长平台,这是做人的准则。我从不薄待员工,这几年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年年为职工长工资,1999年国家机关公务员人均增资120元,企业对职工工资也做到同步增长,同时兑现。公司现有职工4000人,每个职工过生日发放50元生日费,仅此一笔开支近20万。尽管对于每个职工来说并不多,但寄去的却是一份关爱,鼓出来的是干劲,使企业充满了人情味。人才是社会的财富,爱护人才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我也要对职业经理人说一句,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和者留,不和者去,君子绝交无恶言,职业经理人同样需要道德约束。
承担责任的光荣
再次拎起“光荣”这个词汇,它似乎还隐隐地闪着革命性的光彩。至少,它让我们想起很小、或者很久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至高荣誉的反射光芒,充满了渴求与膜拜。甚至,它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大的满足。光荣啊,光荣。
然而,时光已经将历史旋转了无数个圈后,一切被打乱,并重新构建。这些包括一些传统的体制、生活方式,而最深刻的莫过于来自观念的激烈斗争与艰难转变。世界的缤纷与斑斓,给了我们更多选择的余地与欣赏的心情。这时,我们已经处在了一个巨大变革的中心地带,我们没有退路,尽管我们还留有许多选择的机会。世界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新旧更替,而我们也几乎在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国民生活中最耀眼的更多来自经济生活,尤其是商业领域。政策的松动、体制的变革、观念的转变、市场的放开……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与工厂。1993年,这应该是中国民营摩托车企业的创业元年。基本上是从1993年前后,民营资本开始了最初的创业。力帆、宗申、隆鑫,在一个相同的起点上,进入了摩托车行业急速发展的跑道上。10年,三个30多亿资产的企业巨头屹立重庆,成为摩托车行业的骄傲。
但是,这个绚烂多彩的时代,有多少人还会在意“光荣”的真实内涵?而又有多少人会将遗失的责任重起拾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环境变了,气候也变了,甚至人也会变,变了后,我们还会记得来时的路吗?我们还会想起责任以及光荣等古老的词汇吗?当我们走过物质的土堆,一定不能轻松的肯定是自己的良知——一个企业最起码的社会道德操守。
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等于是放弃了整个社会。还好,企业的社会责任日益成为衡量现代企业综合素质的标准之一。《经济观察报》每年组织评选《最受尊敬企业》活动,深受企业与社会关注,这也说明任何一家企业不再是单一的经营体,还要承担某些应该或者可以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们还将接受社会群体最严格的审查。而这也关系着企业在社会中的“得道”与“失道”,对于企业来说,干系重大。
而对于摩托车企业来说,更应该在缺少政策关怀、竞争环境不规范的情况下,勇敢地站出来。这是一个讲究理智的时代。采访杜副秘书长的时候,他指出了摩托车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摩托车的安全问题、污染控制问题等等。这些关系到人们生存的问题不解决好,别的谈再多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对于利润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是若丧失了对最基本的责任的承担,则是一种迷失。所以,找回那些被丢失的责任,真的是一种久违的光荣。这光荣不是因为承担而光荣,而是因为在缺少责任承担的年代,责任自身所闪烁着的荣光所致。
已经有企业大步地走在前面了,这样的企业也必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社会将会越来越理性,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也将被无情地排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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