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姜道哲/文
如果说佛山是一个星级酒店，那么延庆或许更像一个山民，偶尔抱怨，偶尔踌躇满志。过分强调地域差别和对北京价值的漠视造就了北京周边小城镇的贫穷。
成长之惑
“浙江温州的土地上没有一种植物叫做皮鞋，广东顺德的红土壤里也不生长电器” 于宏钧这样告诉《中国财富》 “不过，就算把当年的温州给北京郊区城镇，我们也无法想象它能成为闻名世界的皮鞋之都。”
于宏钧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企业管理研究生课程班的教育总监，对京郊小城镇发展关注多年。
他发现无论是进入北京周边市县的政府网站，还是与官员面对面，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发挥地域优势”
“延庆的特色农业、平谷的桃子、怀柔的板栗、密云的山货，人们以为走进的是东北的延吉，恰恰忘记了大山那边就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 于宏钧言辞里颇有些无奈“山民们安装了冲水马桶，就可以挂上“民俗旅游”的牌子；把山里的东西采下来，就可以进行旅游产品的交易。如果把板栗包装起来，那就是进行了深加工。有什么就卖什么。自我的满足带来的是不只是自我欣赏，还有更可怕的自我麻痹。”
酒店模式解惑
“在商人的眼里，一个国家是一个集团公司，小城镇则是一个酒店，你的经营几乎可以全部套用酒店竞争的要素，而不是集团公司的思路。”香港昆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分公司投资分析师黎贤明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从企业的眼光来看经营北京周边的小城镇。
假设有人投资了一个叫做延庆的酒店，成立之前，酒店的老总到一家叫做“顺德”的竞争酒店学习。到达顺德酒店却扑了个空。当地的酒店老总都由当地的官员组织去学习了。
顺德酒店中层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现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已经不能驾御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从2000年开始，13位顺德的大厨来北京关掉手机学习技术，这样的政府督学已经成了顺德酒店的寻常事。后来听说，他们去的那家叫做“清华”的学校，原来就在我们延庆酒店的墙外。
延庆酒店的老板们在外面楞了一会，其中一个开口说：“他们的和我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顺德酒店的盈利重点在全国，我们的在考虑北京，他们生产的东西动不动就要出口，我们却还只能是应付北京的市场。他们现在的经验能指导今天的延庆么？”
有人提议：还是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如去找和我们情况相近的地方借鉴一下？
从此再没有人提去顺德酒店学习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去了周边的怀柔酒店，回来以后，果然群情振奋：我们毕竟比邻居的状况好很多。
过了两年，酒店经营惨淡，有人提出：是不是我们的市场空间有限，根本养不了这么大酒店。但是，顺德酒店所处的城市，就是全城都来消费，也没有办法支持他的营业额，凭什么他可以做的那么好？
原来顺德酒店根本就不依靠当地的市场，甚至在他的周边，很少有人去吃，他们不在乎是不是本地人喜欢，即使是一个家族的小店，产品也要远销全国，甚至远销国外。
酒店决定在全国开20家分店，经过半年研讨和选址，20家同时开业了，又过半年，全线亏损。总经理下台，辞职信有两万字，最后一句还是：建议下任结合当地实际。
或许这个例子有很多的假定因素，但是希望可以用商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小城镇的复兴之路。
投资分析师黎贤明说，“任何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企业培训中，不断强调客观和企业个性，本身就是培训失败的显著表现，吸纳的核心，就在于在不同中找到有借鉴意义的相同。”
于宏钧认为，如果自己是北京周边的市长，他不会领干部出去看顺德的工厂和设备，而是看顺德县长、村长、支书的家，看他们的豪宅、看他们的名车，算他们的收入，这种效果一定比目前所谓考察的效果好过不止10倍。企业需要自我激励，政府也应该如经理人培训一样，先做自我激励，再明确目标，寻找战略。否则，任何美好的愿望都只能是一场好梦。
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在《中国财富》组织的调查中，人们对北京的品牌联想，代表街道是长安街而不是王府井，文化代表形象是北京大学而不是京剧，品牌颜色是红色而不是黄色……这一切的测试表明：北京的商业形象更多是权威与文化。
《中国财富》的调查结果还显示：
在医疗角度，“北京的医疗水平应该国内最好”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北京的医疗形象核心是“权威”，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对权威的依赖最重，当然还是医疗。
其次才是教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北京城，不只是一个可以让人观光的地方，更给跨国教育提供了机会。
曾经有人在北京做了仿效私塾的小学，更多的东方教育也应该在京郊开展。跨国教育、发展民办教育、企业教育是北京的教育的未来，也是京郊小城镇的希望。
有一句话可以检验所有城市的品牌内涵，那就是：如果某某城市都不行，那就没办法了。一个小城镇的复兴，有多少个角度可以套用这句话，就有多少的成功和希望。比如：这病如果在北京不能治疗，那国内就没希望了；如果北京的专家不能给出结论，这个项目就只能搁浅；如果北京方面的关系都不好介入，那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如果北京的房地产投资回报都不足，其他城市就不要考虑了……
“如果按照营销领域的品牌思考方式，北京周边的小城镇存在先天的品牌优势，那就是北京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品牌连带效应”北京永达世纪置业公司的首席顾问赵启迪对《中国财富》说 “所以北京周边首先应该做一个医院卫星城，而不只是大学城。”
不过，现实是：北京周边的发展规划与北京品牌存在显著的背离。
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重点发展的6个重点新型小城镇已经于今年正式确立，分别为大兴区庞各庄镇、房山镇窦店镇、平谷区马坊镇、怀柔区北房镇和顺义区后沙峪镇等。
在赵启迪看来，所有小城镇、卫星城的发展计划中，大部分的发展方向集中在土产和畜牧，比如庞各庄镇的西瓜，窦店镇的肉类和奶制品，马坊镇的毛纺……可以说，所有的方向都集中在现有的自然资源，与整个北京发展几乎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没有借助北京的优势。如果把这些规划放在东北或者西北的某个城市，几乎可以完整套用。
BOT突围资金困局
于宏钧说:“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机会。” 《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听到最多的是“缺乏资金”。
资金成了困饶小城镇发展的首要因素，“谁都知道有钱才能办事，如果有一条高速公路通到怀柔、密云，房地产的价格马上就起来。”一位密云的官员对记者说。但是，钱从哪里来？“今天，已经不是群众肩扛手推就能解决发展问题的时候了。”
从2001年以来，BOT、基础建设项目以公司形式上市，成了北京乃至全国城市建设中主要融资渠道。BOT方式就是通过政府和企业合作，以招标的形式，选择合作企业，并签定投资-建设-运营-移交为流程的协议，由社会资金和政府共同完成对基础建设项目的建设。
于宏钧介绍说：“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就是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进行应运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在投入运营后的一定年限内，企业方面可以以收费等方式获取项目的回报，并在约定年限后把项目归还给政府或集体。”这样做解决了政府财力不足给带来的建设滞后问题。
BOT方式在国内使用的例子很多，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就采取来BOT方式，实现融资3200万元，BOT期限为20年，北京在建的四条地铁线路，未来的奥运场馆建设，都采用了BOT方式。
“没有财政拨款就不会有腐败” 于宏钧说“比如五环路的腐败案，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企业行为，就不会有现在的百亿财政负债，毕竟企业行为是给自己做事情，谁会贪自己的钱呢。”
BOT的方式需要很多系统的方法和经验，随之，国内的专门进行BOT咨询的公司也逐渐成长起来。
北京大岳咨询公司的总经理金永祥（北京市政府提供融资服务的专业BOT公司）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中国有90%的公用事业改革是失败或者有巨大缺憾的。政府在对BOT的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观念上的障碍，这最终导致了不采用BOT，或者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把项目交给企业，毕竟是存在风险的，能不能正确评价这些风险，决定了政府对BOT的最终选择；其次是政府从强势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与企业合作，大家就是一种合同关系，没有政府是项目的提供者和合作者；最后是从自己操作转向由专业的中介机构来操作，毕竟面对BOT中复杂技术、评估，政府马上进行学习，然后动手操作，项目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了。”
信息块：
如果说是佛山借助了广州的优势，还不如说，是广东借助了佛山。
在2004年国民生产总值公布前的一个月里，人们可以参照这样一些数字来了解一个小城镇：2003年全市生产总值1381.39亿元，而整个吉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无非2521.8亿元，北京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611.9亿元。这就是佛山，总面积3848.49平方公里，在籍人口不足340万。
2004年12月，是顺德常务副区长于知行进入美的集团出任副总裁100天的日子，广东的一位官员对媒体说，以后官员下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让任何能够对核心企业发展有利的人，到企业中去“因为做好了企业，才有小城镇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