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center]][[image1]][[/center]] 本刊记者 关悦 邹瑞霞 马强/联合采访 关悦/执笔
在世界著名的强大搜索引擎GOOGLE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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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信息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或许还不为全社会所广泛意识的现象：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所有的“学家”中提及率最高的群体；也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
诚然，这种现象与我国正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和日渐提高的世界经济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当看到轻易就能搜索出的数百名“著名经济学家”，数千名“经济学家”时，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个疑问：
怎么会忽然出现那么多的“经济学家”，甚至是“著名经济学家”？
在谈论着各种泡沫，包括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学界，是否正酝酿膨胀着“经济学家泡沫”呢？
认识经济学家的七准则
1.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
他们不能决定经济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只能根据现状和大量的工作来判断经济正在往哪个方向发展，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一个国家的经济，首要的是国民的努力，而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正确认识经济学家，他们对社会有很高的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犯错误。
2.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良心
作为经济学家来说，学术水平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屈从于某一势力或者某一种利益，那么这将失去作为人的基本良心，如果连人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任何时候，任何职业都不能凌驾在基本道德规范之上。
3.经济学家要知道“害怕”
毫无疑问，目前在中国，由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人们对经济的无知直接造成了经济学家们权威性、影响力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首先感受到的不应该是荣誉，而应该是责任，是自己言行带来的巨大的后果。你们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判断，都有可能导致无数家庭的幸福和苦难。越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越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责任的重大。而作为普通的民众，每个人都必须明白，经济学家有发言或不发言的自由，你有听与不听、信与不信的自由。
4.经济学家的实力不取决于知名度
经济学家的实力表现在他的著作、研究项目、学术理论、实践成果，甚至是造就的学生，而绝不是个人名气的权威性。一个想当明星，不断炒作自己知名度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经济学家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评价，是对某些为社会经济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专业人士的评价。
5. 经济学家不能操纵经济
经济学家要做的是研究经济，客观反映经济，进而引导经济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出于某种目的去操纵经济，以能够操纵经济，让市场按照自己的想法运作为快感，这是经济学家的最危险的想法。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其家属有必要和一些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利益分开，就如同国家领导干部不得从事相关的经营一样。一个靠炒股发财的经济学家是不可能警告别人股市有泡沫的。
6.经济学家不能闭门造车，空谈理论
我们杂志曾经采访过一个经济学家，一个著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与我们的记者大谈特谈企业收购，还推荐了他的最新著作，号称里面全都是其最新的研究成果。结果后来记者采访其他企业的时候证实这本书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国外80年代已经非常通行的内容。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空间中，完全不理会外界的发展，对自己的“理论”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心。但实际上，一个人对一个经济理论的理解程度，取决于他运用这个理论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丰富的经历，而不是他听到或者说起的次数。
7，经济学家必须经常接触老百姓
很多经济学家不大喜欢和别人接触，有的是为了洁身自好，有的是是为了潜心研究，有的则是自恃甚高。但任何人都应该清楚，脱离了普通民众而研究经济，和空中楼阁没什么两样。中国的很多学科都是如此，一座立交桥可以盖的七扭八拐，激起众多不满，其实只要在盖之前问问出租车司机的意见就可以了。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基本上在数据调查之外，都会更注意直接与消费者的聊天，因为这样才能拿到真正的顾客需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明白，要判断经济信心指数，与其调查上万组经济数据，远不如找几个老百姓聊聊天来的真实。
|!---page split---| 经济学家是如何炼成的常言道“英雄莫问出身”，不过对于经济学家们的经历许多人还是怀有很大的好奇心，尤其是对那些名声显赫的著名经济学家，人们都想知道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程，如何能够成就今日的学术地位乃至社会地位。
虽然经济学家们的经历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故事，但是通过对数十位经济学家的访问和调查，《中国财富》大致将他们的学习、成长历程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海归型
“海归”应该算是经济学界最为主流的成功路径了，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准经济学家都曾经有过游学海外的经历。在海外，他们获得了接触到或者学习到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机会，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攻读学位或是访问学者；也不论他们当时在海外学习和研究的是否是经济学学科。代表他们的共同经历的关键词就是：出国。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乃至今天，能够出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优秀的，尤其是早年间，一些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不用说，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人尖儿”。 最典型的，比如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早期在华南工学院就读无机物工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也都是从事技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从1978年到1981年8月一直担任化工部科技局的工程师，在化工研究及开发管理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1981年9月份，才有机会到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也正是这段出国进修的经历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取得为其奠定了成为当今著名经济学家的基石。
今年7月辞世、在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董辅祁先生于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52年赴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去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当研究生, 1957年获苏联经济学副博士(也就是硕士)学位。
与他们经历相仿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他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50-80年代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有关领导工作。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
在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之后，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是50年代生人，当他们还在求学年龄阶段时，恰好赶上了社会动荡时期，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恢复高考后，他们凭借过人的勤奋考入大学。或许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经历，令他们特别能吃苦耐劳，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大学毕业后，他们更幸运地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成为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新一代经济学家的代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纲，他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1985年赴美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早年同样在黑龙江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有余的周其仁，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访问，1991-1995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还有求学道路可谓一帆风顺的易纲，他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1982年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学习，1982年获美国哈姆林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1982-198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土生土长型
所谓“土生土长型”当然是相对“海归型”而言，顾名思义就是从本科到硕士甚至到博士学位的学习全部都在国内完成。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留洋国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学术水平比“海归型”的经济学家低。借用高尚全的话说：“有海外留学经历，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评判你的标准是你的贡献，你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的贡献。目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你说是中国人看得清还是外国人看得清？因此，只看个人的留学简历说明不了你的贡献。”
这些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毕业后留校任教或是到一些国家科研机构里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亲身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每一步重大发展，潜心研究，终于修成正果。
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厉以宁，195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留校任教，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这一理论及政策构想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对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都高度认同。
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北大知名教授萧灼基，也是在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本科、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担任助教，后成为该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今，同时兼任多种学术职务和社会职务。
年轻一辈中，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刘纪鹏，1983年从北京经济学院工业经济系毕业，198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1986至198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后升任为高级研究员，1993年至今任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1998年后同时兼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自学成才型
所谓自学成才型的经济学家是指那些并没有接受过经济学高等教育，或者说所学的专业是非经济学学科，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其他原因，“转行”自学而成的经济学家，按他们自己说，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这些经济学家大体有一个共同之处：必然非常聪明。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怎么可能完全凭借自学就成为“一学之家”了呢？！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来学的都是理科专业，将理科的逻辑思维等方法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恰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温元凯这个原南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在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一直坚持声称自己在学问领域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化学家。他告诉《中国财富》，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中有两个比较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1977年的8月，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做一个科学家，像居里夫人一样的化学家，而且全心全意地搞科研。那一年8月3日，他参加了邓小平复出举行的国务院科教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希望与会的科技、教育工作者们在科技教育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由于遭受迫害而变得格外关注国家政策的他，给邓小平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恢复高考，一个就是公派留学生。这两条建议出人意料地被顺利采纳，他个人也因此受益——被派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两年半。国外的工作经历让他强烈地意识到，中国需要变革，需要建设。他拒绝牛津大学的邀请，迫不及待地回国，随后推动并参与实施了对高等教育和高校进行的多项改革。
第二个转折，也是促成他今日在经济学领域成就的重大转折。1992年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从事蛋白质基因模式研究，在那里非常高兴地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也是那时，他偶然接触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用他在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他的朋友购买上海石化的股票，赚了几千美金。这件事情激起他对华尔街、对金融、上市、股票的巨大兴趣，他发现他以前去过的华尔街，操控着全世界几千亿美金的资本流动，于是便开始自学金融。48岁那年他接到了华尔街的邀请。尽管当时的他在化学方面已是功成名就：正教授、系主任、带研究生，去华尔街如果干不好的话两边就都没了，他还是凭着齐国平天下的信念毅然赴美，也由此成就了一番新的事业。
另一位著名的“半路出家的高僧”是自称“证券学家”的张卫星。北京大学物理系出身的他，真真正正是没有接受过任何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和培训。从小就在个性中带有反叛色彩的他，动手能力极强。聪明，而且凡事都要搞清楚个“究竟”。90年代初，曾经在中关村搞过电脑，1995年开始炒股。这一炒股可不得了，中国股市的种种“怪”现象激起了他深刻研究股市问题的执著。用他的话说，他“是从股市的每一个‘螺钉’、‘螺母’开始研究，直到将其整体结构、脉络完全剖析得清清楚楚，一个不留神，就发现了中国股市最大的秘密——也是所有问题的根结。”他的发现和理论在市场中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股民的强烈反响，人们称他是“民间经济学家”，称他是真正为民众讲话的经济学家，他自己却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学家，他说他是“证券专家”。
此类型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太多规律性的成长轨迹，在他们的经历中，只有一个关键词：转折。
显然，无论是海归型、土生土长型还是自学成才型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凭借兴趣还是责任感，无论他们的智商是否真的超乎常人，他们必然是在经济学的领域内钻研多年，也真正地有自己的观点和著作，并且有相当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这些都该是一样的。|!---page split---|
经济学家比国外缺什么
中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也曾经在不是很远的古代成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但是这块土地却并未养育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其实古时的大思想家们很多也都有经济学方面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只可惜，由于没有将这些思想专门化、系统化，而与经济学最终的起源和发展失之交臂。
有人说：“中国没有经济学家。”的确，过去或许没有，但是不等于现在没有，或者即便现在的这些经济学家不被认可为经济学家，将来中国也一定会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怎么才能有呢？中国现今的经济学家们比起国外的经济学家究竟差距在哪呢？我们真的就只是缺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么？在《中国财富》与数十位经济学界人士的交流中，了解到他们对这些问题有着各自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观点。
经济差距导致学术差距
曾经留学海外的温元凯告诉《中国财富》，当1992年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时，他的老师就受到比尔盖茨1600万美元的资助，1600万美元相当于1亿多人民币，这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研究费用。它足以保证这位科学家以及他率领的100多人的科研队伍的工作得以顺利无忧地进行。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家的科研队伍就只能算是小作坊式的工作环境，怎么可能与美国的大工业竞争呢？这种差距直到今天还是很明显的。
一位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是感慨，他感觉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很奇怪，需要自己挣饭吃——在进行经济研究的同时还要顾虑到自己如何生存的问题。这也是致使我们国家没有出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大学、在企业、在研究院有非常稳定的工作，甚至很多大学教授是终身聘用的，有很丰厚的生存保障来支持他们搞学术研究。中国却不能给经济学家这样的保证，加之学术成果又不能完全转化为个人的经济效益，中国的经济学家就更不好当了。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位研究生对自己未来的路也颇为迷茫，现实地设想，只能是先求生存了。
起步落后导致方法落后
不过，在吴晓求看来，国内经济学家的工作环境和国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环境的差距现在应该说非常小了。以前国内的经济学家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现在的一些大学教授，尤其是著名大学的教授都有了独立的办公空间。当然，他同时也承认我们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来看还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实际上国外很多经济学大家都是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深厚的积累之后，已经具备了对于经济学问题相当敏锐的直觉。而在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还是很少的。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中国人很贫困，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而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之后，有一定条件，一些勤奋的人才会开始思考，才有可能去进行各种学科的研究。类似于经济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说是“奢侈品学科”。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要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这也是中国还缺少真正经济学大家的原因。赶上他们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
过多争论制度问题令人担忧
经济学界泰斗茅于轼非常关注近期一些经济学家的争论，他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导致中国的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会卷入到市场制度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外国经济学家就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他们或者潜心做学术研究，或者教书。现在中国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相关问题的争论已经关系到一些利害之处，这种情况比较令人担忧。”他还告诉《中国财富》，在海外有一些经济学家是总统的顾问，专门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而中国却没有，即使有也没有明确的人，而且不是一种固定的方式。这种现象和中外整个的经济背景不同有关，而经济背景又与社会背景关系密切。
选拔机制扭曲 淘汰机制缺失
张卫星着重提到国内外学院派经济学家的选拔机制和理论创新氛围两方面的差异。在国外，他们的认证和选拔机制非常严格，要按照学术水平来划分层次等级；可是国内的学院和研究机构很多时候是论资排辈、混年头，在评价学术水平的时候还夹杂了很多其他的东西。甚至有时要成为被人认可、受人尊敬的学者还首先要成为领导，它是一种把官僚体系和学术体系并行的怪胎。他认为这是我们学院派和国外学院派的理论水平差距极大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几百年来都缺乏创新意识。只能模仿，就像背诵八股文一样，创新就是离经叛道。国外非常尊重原创的东西，我们却没有这种氛围。这也造成我们现在的学院派学者大多数没有独创性。不光是经济学界，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科研领域都有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内外企业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差距很大。国外的很多企业很大，实力很强，聘请专家进行的都是专项研究，这种研究都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中国没有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临时聘请一些经济学家，像吃快餐似的，更多的是为了装点门面。而作为经济学者，没有企业聘请，就没法到企业内层去研究问题。进一步的后果就是，理论和企业严重脱节，我们的经济学解释不了我们的企业现象，我们的经济学解决不了帮助企业制定发展方向的问题。在国外，如果企业聘请的经济学家水平不行，就会把他换掉。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淘汰机制。但是这些问题也不可能马上解决，因为西方国家都是经历几百年才建立起来这种比较完善的体制。
氛围不足 地位不高
清华大学的韩秀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曾被那里的经济学氛围深深地感染。在那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年年末国家电视台都请五位经济学家在电视上对全国公众发表演说，也叫“五贤人”。他们会讲来年对德国的经济预测是怎样的，德国的物价指数会涨多少，失业率将是多少等等。在他们发表演说这一天，所有的德国人都会放下手中一切的事情，坐在家里看电视，听他们讲。可能德国的总统讲话都没那么多人听，这足以见得这个国家对于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倚重。今天，在美国以及在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对经济学教授尊重，对经济学家更是非常尊重。而经济学家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她说：“虽然现在咱们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地位那么高，但是我坚信未来中国的经济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的受重视程度和社会地位只会越来越高。”|!---page split---|
第N只眼睛看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学者们看来是一件好事情，毕竟这样会有助于“优胜劣汰”，更有助于经济学的发展。然而，关注带来的必定不只有正面的评价，也或许是反面的声音格外刺耳，格外引人注意，感觉上，对于经济学家们的“微词”似乎更多过对他们的“赞美”之声。
究竟在大多数的人群眼中，经济学家是怎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又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是怎样的？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涉及企业家、普通民众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的学生。
企业家眼中的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很多经济学家会在企业中供职，像一些大的金融行业的企业，或者其他行业企业的金融事业部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给企业提出很多经营管理方面的建议。而企业会回馈给他们很高的报酬，或是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经济学家和企业各取所需，各尽其能，可以为双方都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开始聘请一些经济学家作为企业的顾问，或者请一些经济学家到企业做演讲，做培训。近年来，一些上市公司还开始聘请经济学家做企业的独立董事。
尽管如此，从《中国财富》对多位企业家的调查采访中，还是不难发现，企业家们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仍然有限；企业聘请经济学家做的各种工作多少还是有些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问题在真正为企业所用、为企业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方面也还尚嫌不足。
一位企业家对《中国财富》记者表示，他并不关心经济学家和他们研究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企业竞争环境的问题，在他关心的问题上，他认为经济学家并不能给予他任何启发和帮助。因此，他觉得经济学家的事情跟他和他的企业没有关系。
另一些企业家说，他们会考虑与一些经济学家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向这些经济学家咨询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一些上市公司，聘请著名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独立董事，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还可以增加企业的知名度。
在对企业家的调查中，《中国财富》的问题是：“您认为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对实际商业行为的指导作用有多大？”仍然有大部分的企业家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实用性不高。
民众眼中的经济学家
其实，当前我们的社会民众对经济学家的关注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国财富》广泛的民众调查结果显示，民众的认知还是有些混沌，很多人所做出的对于经济学家的评判，其根据只是网络上传播的一些是非难辨的消息，或者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某种观点。由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能经济学家经常给他们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实际上他们对于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学家们谈论的问题都并不了解。比如对于经济学家目前对国家的贡献作用的评价，大部分受调查者都是粗略的凭着自己的直觉给出的答案，在评价后面的理由部分或者未予回答，或者只是回答“没有原因”、“不太了解”、“凭感觉，说不好”之类的模糊答案。
此外，还有一些被调查者对经济学家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在《中国财富》做这个调查之前，网络和一些媒体上曾经流传着几篇对经济学家比较负面的分析、评论文章，相信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观点确实对于部分民众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另据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更倾向于接受和认同那些潜心于经济学学术研究，以研究出重大成果为最终奋斗目标的经济学家。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这种倾向很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自古就格外推崇那些踏踏实实、甘于寂寞、孜孜不倦做学问的学者。甚至学者的形象都已经被脸谱化了，一提到学者、专家，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位清瘦的老者，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衣着朴素，甚至还打着几个补丁；他很可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出门一定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家一定是伏案工作，书桌上还堆满了书籍和资料；他一定是沉默寡言而目光深邃，虽不善言辞，却思维敏捷；由于长期废寝忘食的搞科研，他的身体一定有些虚弱；他还一定是清贫的，即使有些微薄的收入，也很可能捐献给了山里读不了书的穷孩子；他的品格一定是高尚的，一定是清心寡欲的，决不会谋取任何私利，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学术研究。只是到了近些年，开放的中国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并不像我们传统观念中所想象的学者那样，人们才逐渐接受其他形象的经济学家。
当被问及“你认为要成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条件因素是什么”时，受访者的答案很是出人意料，竟然有接近半数的人认为想要在中国成为经济学家必须懂得炒作自己。还有百分之八的人认为必须和社会经济实体、财团有紧密的联系，作为利益支撑。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民众并不认为在中国要成为经济学家需要有高深的学术造诣或是突出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不需要有卓有成效的经济实践作为其理论依托。这种现象让人不免产生忧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公众认为成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懂得炒作自己呢？
其实认真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是十分难于寻找。一位经济学家，如果在大学校园里苦苦耕耘二三十年，最多能够教出多少个学生？就算他每年给2000名学生授课，三十年不过是区区60000个学生，那么知道他名字的人不会超过10万。如果他是在某个研究机构里做研究，除非出了重大的科研成果(可惜中国没有像诺贝尔奖那样著名的奖项)，否则就算是在学术界，能够认识他的人也必定是寥寥无几，就更不用说社会公众了。
而另外两个条件，也不妨分析一下，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和某个社会经济实体，确切的说，比如某个知名的大企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出任顾问或者是独立董事什么的，那他一旦发表什么言论，哪怕只是出席一些重大的活动，立刻可以籍由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而提升个人的名气。同时，企业也必定会非常愿意出钱出力捧红自己这位“经济学家”顾问，因为这是一个双赢的棋局，双方的利益是紧紧拴在一起的。不过，不要忘记一点，即便是与知名企业建立保持密切联系，他所借助的仍然是媒体的力量。社会公众是媒体的直接受众，很多时候，一个强大的媒体甚至可以主导一些事情的发展。就算你有科研成果获奖，没有媒体报道，谁会知道呢？
反过来说，你什么都没有，没有科研成果，没有企业力捧，就是与一些媒体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么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可以随便授予你任何“头衔”，你可以是经济学家，也可以随时成为著名学家——只要有几家媒体经常提到你的大名。你只需要在开始的时候联系一两家影响力相对大的媒体，以某种互惠的方式换来一两篇报道，后面，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坐在家里，等着你的名字在网络上、报刊上，就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散播开去，你的知名度会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事实上，社会公众几乎只能从媒体上认识、了解经济学者，而媒体上没有任何对于称谓的限制，“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只差一个字，有几家媒体会严谨的区分它们的实质区别呢？有时候，想象一下，媒体竟然有这么大的“权力”，确实让人“不寒而栗”。由此，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完全理解这个调查结果的合理性了。
另一项对民众的调查试图了解他们“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是否会听取经济学家的意见”。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很多人只会就某些问题或者是部分地考虑经济学家的观点，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从未想过有这种必要。这个调查结果已经可以充分反映出我国民众对于经济学的茫然，对于经济学与自己生活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充分的认知。那么，这也应该是经济学家与社会大众严重脱节的根源之一。
学生、学者眼中的经济学家
人民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受访研究生认为，经济学家的职责就应该是研究经济学，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研究者。现在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家都在不务正业，在给企业打工。
“我们学校也有外教，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这些外教很少出去给企业做咨询，他们教书很认真。为什么？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因为这个职业可以获得相应的薪水，薪水是我们学校普通教师的3-5倍。国外经济学家也一样，都有相应的收入，这收入尽管可能仍旧和他所做出的贡献相差很远，但是足够他支撑自己作学术研究，何况他们头上还有‘光环’。他们也去作巡回讲演，会参加企业的咨询研讨，但是他们不会去为企业谋求不该得到的利益。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职业的荣耀，比得到那些钱更重要。中国经济学家有职业荣耀吗？或者应该这么问，中国有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吗？没有独立的职业，谈什么称职不称职？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名头好换钱。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是我们市场经济不发达，不规范，是政府不断行政干预经济生活造成的恶果。因此在中国谈经济学家这个词非常可笑，经济学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要经济学家干什么？要马基雅威利就够了，要几个政客就够了，要几个说客就够了。”该研究生如是说。
另一位学生说：“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经济学家还有待考量，但是我并不赞许在媒体上调子比较高的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反倒是在一些著名学府中的一些不知名的教授很有学者风范，起码他们有可能会潜心的研究学术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基本上与普通民众的观念是一致的。
对学子们的调查，主要是想了解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学家是否称职，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未来的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或许会出现诺贝尔奖的得主。考察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否与他们的“师辈”有所不同。结果，大部分的学子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家只有不超过一半是称职的，不知道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优秀的经济学家。
还有两项面向所有受调查者的调查，一是问他们“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应该为谁服务”，大部分的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为国家政府或学术机构服务，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传统观念的具体体现。
另一项是了解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合理的收入水平”。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还是可以接受经济学家有一个相对较高收入的，认为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应该在25万以上的人占全部受访者的四分之三。从这点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人对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还是基本认同的。|!---page split---|
经济学家泡沫论
“经济学家泡沫”这个词是在对吴晓求的采访中之妙语偶得。那么，中国的经济学界是否存在“经济学家泡沫”？谁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怎样界定“泡沫”？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在探讨泡沫论时必须涉及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
人大学生：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其实就我的观点看，中国基本上没有经济学家。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学家？有特殊贡献的，有一定的独创性理论的，但是我认为这远远不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中国目前我觉得还没有到谈“家”的时候，我们大多数还是经济学者。
在《中国财富》的采访中，经济学家们都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华民族谦虚谨慎的美德，他们有些说自己只能算是经济学者；有些说自己是经济工作者；还有的认为自己只是在某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不过，当问及他们认为中国有没有他们认同的、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时，他们一致的答案是：客观的说中国还是有经济学家的，但是的确非常少。
“现在的经济学家的概念太泛了，泛到什么程度呢？我认为很多人都只能说是经济学习者，只是看了几本书，大概了解了一些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就出来说话，就变成学家了。在此过程中，我没有看到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确的、影响社会的观点。这种人大量的出现，都被冠以经济学家的头衔，好像社会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以至于现在经济学家这个概念都滥了。谁都可以授予，今天某家报纸高兴了，随便一个大学教授就叫他学家，明天哪家杂志请了个研究员，也是学家。我看大部分都是冒牌的，90%都是。我个人说的尖刻一点：如果那些人敢称自己是经济学家的话，那我就是比经济学家还经济学家。现在很多大学里的学者、学习者的很多说法严重脱离实际，他们的理论绝大部分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看似非常高深，可却完全不适用于现实。可是就是这样的人还会被社会上一些人、媒体追捧为经济学家。”可以看出，张卫星对于现在社会上“经济学家”泛滥的现象很是不满。不过稍做停顿之后，他又恢复了往日的幽默：“所以我看要么就不要泛滥，要么咱们就让它彻底泛滥！”随后便开怀大笑。
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一共提到了不超过十位他们认为无愧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的经济学家，包括董辅祁(已故)，还有厉以宁、茅于轼、陈岱孙、吴敬琏、黄达、盛洪等。
立说、公正是重要标准
那么究竟达到怎样的标准才可以当之无愧为经济学家呢？如果说有泡沫，又该如何界定泡沫的存在呢？受访的经济学家们都就此问题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标准。
吴晓求认为：第一，经济学家的研究一定是要有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第二，作为经济学家一定是要从非常公正中立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他一定是有自己一整套非常逻辑化的理论观点或者政策主张；第三，经济学家应该尽可能地把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让大众了解。这三条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类似学术规范、不抄袭、不剽窃等条件则是底线，是作为一般的学者都应该做到的。最后他还补充了很重要的一条：“他一定不能是自我炒作，不能是还没有写一两本像样的著作，就开始自我膨胀，否定一切。这样的人就是泡沫。”
张卫星谈到这个标准时说：“首先我不太搞得清楚怎么去定义经济学家，感觉各个层面都会相关，都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似乎变成了社会学、金融学、证券学等等的杂合体。我自己认为我更多的应该是一个‘证券专家’，在国内应该是首屈一指了。经济学家中‘学家’这两个字应该是有著书立说的概念，或者是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了一代人，有很广泛的受众面，他的思想事后要被人们所认可。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学家’。应该至少要创立一个自己的学说，继而影响社会。但是我们国家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没有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移植，一种解释。此外，我认为能够理性的解释实际现象的才是真的学问。如果只是搬来国外的理论唬人，我觉得就是骗子。”
曾经在1999年12月31日，应《南方周末》的邀请与吴敬琏、厉以宁分别撰写“世纪末经济学家的感言”的温元凯告诉《中国财富》，他文章的题目很尖刻，叫做《中国需要更多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学家》。他写这篇感言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是摇摇摆摆的：一会儿过热，一会儿过冷；一会儿冷启动，一会儿急刹车。他认为国家需要经济学家的建议，可是需要的是更多正值的、有独立意见的经济学家。他举例说：“去年以来，只有两位经济学家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和少数头脑发热的领导人一样，都要加大投资力度。结果造成了今年我们的油、电的过热。”他认为，过去大部分学者并不是学术水平不够，而是马屁型的学者，只会一味地给领导做解释，所以不能算是经济学家。
而曹凤岐更加看重经济学家的为人：“我最不喜欢的是见风使舵的人，比如说有人在以前是反对私有化的，是反对股份制的，而且很激进。但是等到现在十四大国家提出我们确实需要私有化和股份制、要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他又很快地就转变态度，说自己支持，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一样，还把这叫做与时俱进。做经济学家首先要学会做人，即使错了，改了也是好的。第二个，有出息的中国经济学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如果只是研究国外的或者书本上的东西，那就是‘束之高阁’的东西，可能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适当的借鉴外国的理论和经验当然是没有错的，比如说股份制就是外国的。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建树，对社会必须有贡献才能够称得上是经济学家。”
韩秀云讲述的两个生动的典故恰好可以概括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是她做客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时，一位著名外国经济学家讲述的典故：如果已经有了一百位经济学家，出了第一百零一个人说：“我完全同意以上一百位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他什么都不是。所以，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另一个典故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感叹到，我们需要一位“独臂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说话时总是“一方面这样，又一方面那样”，他好奇为什么世界上没有说话只说一面的经济学家，能够告诉他究竟应该怎么办。韩秀云解释说，这恰恰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是站在公正的角度上去分析问题，不能够掺杂个人利益而对问题做出片面的分析和解释。如果拿着大量美元的人，因为担心人民币升值以后手中的美元资产相应贬值就反对人民币升值，他就不配被称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必须表现为中立，给政府出招也应该是说出人民币升值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由政府自己来决策；给投资者咨询，也不能只说投资能赚钱，还必须告诉投资者风险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总听说经济学家不赚钱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学家要公正、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而且他们是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经济学的。
泡沫也稀缺 市场会选择
茅于轼对《中国财富》说：“目前中国经济学家还是不够用的，很多应该有经济学家的地方都没有。”
确实，经济学最根本的精髓就是两个字：稀缺，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是稀缺的。正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需要经济学家，因为把国外的东西简单照搬过来不适用于中国，那像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这样的难题该由谁来给我们的政府出谋划策呢；对于企业来说，谁来告诉他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该不该投资，该怎么投资。所以我们的企业也需要经济学家；百姓也需要经济学家给予他们投资方向的指导。
正是因为经济学家的稀缺，才使得市场中对于经济学家的需求大于了供给，按照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需求大于供给，自然价格就会上涨，所以“经济学家”成了“热门职业”。这种情况下，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滥竽充数者，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泡沫”。
采访中，张卫星提出对泡沫的存在不必担心，因为市场会进行自然选择，市场经济天生就有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大家就会开始去找那些他们认为水平高的、不偏不倚的，他们信得过的经济学家，经过一段时间，那些炒作出来却无真材实料的伪经济学家自然就没有市场，自然也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其他经济学家，包括吴晓求等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
但是韩秀云觉得市场今天还远未成熟到可以做出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程度。因为人们现在还没有判断经济学家言论对错的能力，更多的只是判断他们的言论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而同时，由于民众、企业家甚至政府的一些决策者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以即便是在判断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也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像最近我们的几位经济学家吵来吵去，可是百姓都听不懂他们吵什么呢，争什么呢。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市场还没有能力选择。因此要消除泡沫，首先要市场先成熟起来，如果百姓、企业、政府都有了辨别能力，不是仅仅看哪个经济学家被请得多，就认为他的水平高，这才有了市场选择的基础。所以，韩秀云认为经济学的普及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她要给老百姓理解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也就给了他们选择的能力。她说她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普及的工作中去。
无独有偶，茅于轼老先生现在最想做的事情也是普及经济学，他觉得这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他说：“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学家的职责是不同的。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就是要让政府和老百姓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中国经济学家最大的职责。”
《中国财富》相信，有这么多富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市场一定会成熟起来，泡沫也终将不攻自破。|!---page split---|
经济学家之经济状况调查
曾经有人质疑，经济学家们太过轻而易举就获得了超乎常人的丰厚报酬，没有经济学家对于这样的质疑做出过正面回应。本次调查中，《中国财富》专门了解了经济学家们对这种质疑的看法。
谈到经济学家的收入问题时，温元凯认为，现在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很富裕，一部分人很清贫。他主张有钱的经济学者应该拿钱资助学生，资助潜心研究的学者。而帮助另一部分比较清贫的学者应该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应该让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告诉《中国财富》，从海外回来的教授年薪大概是几十万，优秀的教员在外面讲课一年可以挣几十万，其他的为企业服务的教师收入情况就没有底线了。据温元凯介绍，国外的学者、教授从来不会为自己设计商业行为，即使他们的商业头脑比我们要好。他们能够争取到一些社会机构的资助，还有一些被老板教授雇佣，这样他们就只需要潜心做学问就可以了。一般国外一个教授的年薪是7-10万美金，这样就不用动脑筋赚钱，工作3-5年就能买房子，车子更是很快就会有了。
曹凤岐则认为，经济学家的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行，起码经济学家不能太穷，否则有人会说经济学家：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赚钱，不能赚钱还教我们怎么赚钱。他本人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收入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光华管理学院本身也会有收入，同时国家也会给他个人每年5万元的津贴。
“没必要感触，文艺明星出了名更不得了。在市场经济下，作为社会、企业对经济学家为其提供服务的回报，多一些都是很正常的。我不认为一讲到学家，就应该是特别清贫的那种，没必要。关键首先经济学家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才会受到社会上的认可，才可能请他做顾问咨询或其他工作。如果经济学家都是穷得叮当响，还有谁愿意去当经济学家？会有人觉得经济学家是榜样么？”张卫星的话听起来也不无道理。
经济学家，你的脚站在哪里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一篇题为《著名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的文章，文中列出了数位经济学家在企业中供职的情况，以及他们相应的收入状况。文章的作者认为，作为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同时又拿着企业的钱，为企业代言，是有失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的。这篇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章在社会各界、包括经济学家中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以至于《中国财富》询问的每一位经济学家对这篇文章都是“早有耳闻”。要公正地分析评判这件事，就必须要给经济学家们讲话的机会。要准确地辨别症结所在，就要将问题更加深入透彻的层层分析下去。《中国财富》在此为读者模拟一场经济学家与社会各界的辩论(讨论)会，请读者作评判，用这种形式还客观以公正，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问题一：经济学家究竟应不应该与企业结合，为企业代言？
正方观点：经济学家与企业结合、为企业代言没有错。
反方观点：经济学家就应该研究经济学问，不该为企业代言。
张卫星：应该的。中国总要搞形而上学，总是把什么事情动不动就神化和圣化了。这是很要命的，是个毛病。就像孔乙己说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那种玄而又玄、纯而又纯的理论研究是需要人，但是大量的人是需要实际的指导的，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要跟实践结合，“玄而又玄”到了国际上解释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茅于轼：我认为经济学家为企业服务、代言是正常的，但是要透明化。你的收入摆出来，你帮人说话，你要说的有道理，大家就听嘛。否则律师怎么干？人家就是拿钱替人说话嘛。
曹凤岐：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的经济学者，他们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这是人各有志，我们不能批判他们什么。他们炒股票、做顾问都是正常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企业家就是企业家，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范围，两者不能混淆。第二，经济学家确实需要接触企业，因为中国的管理改革，如果不接触企业是提不出来股份制，财务管理方面正确的意见的。第三，我不赞成我们的经济学家在企业作实质性的工作，因为这样好说话一些，因为经济学家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政策。有人也说像我这种单纯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多了。
学生：为企业服务是无可厚非的事，总不能让经济学家都抱着论文喝西北风去吧？
问题二：经济学家该不该身兼数职？
正方观点：既影响决策又代言企业没有关系，只要利益各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就可以制衡。
反方观点：身兼数职影响其公信力，经济学家要做出角色定位。
张卫星：我觉得没必要担心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谁为谁代言都没关系。关键是要让反面意见充分表达出来，需要对立面实力制衡。不要先妖魔化和丑化这个事情。任何人代言都可能说得对，也可能说得错，就是要让各种声音都发出来。这就需要媒体客观公正地把各种意见充分反映，这是媒体的作用。这样既可能影响他本人，影响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可能影响政府。这种显性的争论比暗中的直接操纵好得多。
其实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暗中操纵。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一个政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出来了。如果是领导人一听中金公司的意见就出政策了，这是很要命的。我们需要的是争论，关键不是听哪拨人的，不听这拨人的。你把这个阶层打倒了，换一个阶层还是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可能还是会侵害别人的利益。声音出来之后，不会完全剥夺谁的权利，应该是一种平衡。美国不可能代表阿拉伯的利益。而无论是石油大亨还是军火商，最终代表的还是美国的利益。
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多颜色的共存，多思想的共存。总有人潜意识里先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了，这是不对的。我们都不要当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的竞争，各方面的表达，然后才可能出现真理，出现政策的修改。
某学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开放言路，让各种问题都摆在桌面上来，大家在一个公平的透明的环境下来进行谈判，政府别拿着纳税人的钱来乱花，通过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获得最好的投资效果。别因为某种自私的需要就抹杀一个人的言论或一个阶层的言论，因为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代表了某一个阶层的观点，而不是他个人的观点。没有这些大企业财团，中国就没有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成绩，但是没有底层民众的声音，这些财团也做不长，早晚被“革命”了。抹杀哪个方面，都只能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不成熟。
韩秀云：美国的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以前是经济学家，后来自己开了咨询公司，等到他去做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就把咨询公司停了，别的什么都不做了，连自己的钱也委托给基金进行投资管理。这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扮演很多角色。其实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虽然说有131位经济学家做独立董事，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没有负责任，任何一个群体里都可能有害群之马。企业需要经济学家，所以错不在担任独立董事，而是如果做了独立董事，就等于已经有了一个角色定位，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被“贴上了标签”，你就要对你说的话负相应的责任。
比如投资银行也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说什么，我们就知道他是代表公司的利益，他的角色已经把他定位在那儿了。大家可以分析他从他的角度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判断他的立场，选择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我拿这个钱，吃这个饭，就说这个话。可是如果他又去给政府做顾问，参与决策咨询，人们就会对他产生怀疑了，怀疑他是否是为了自己公司在谋求利益。他本身的这种利益角色冲突，有可能最后给人带来一种被骗的感觉。而经济学家作为“家”，作为公众人物，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如果我不是“家”，没人听我说什么，我随便怎么说都没关系。
所以，一个市场有两个选择，民众要能选择经济学家，选择听与不听，听谁的不听谁的；经济学家要选择自己的角色，究竟是给政府做顾问，还是给企业代言，还是做教授。
问题三：如何解决经济学家一身兼多职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不存在正方与反方，认为经济学家身兼多职并无不妥之处的一方自然不用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
某学生：与其说经济学家的问题，不如说说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再来说经济学家。由经济学家回过头来规范市场经济，基础没有，我们谈结果，就是妄想。
韩秀云：经济学家一身兼数职的现象首先还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学家稀缺导致的，本来应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是“一个萝卜十个坑”。大家都在争抢有限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知名的。打个比方：比如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可是证券公司也请我去，政府也需要我，我在说话的时候就“被贴上了多个标签”，我就扮演了多重角色。这就是我们的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出现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就非常成熟，经济学家的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了，有的就是给政府作顾问，有的给企业做顾问、代言，有的就是在学校里做教授、搞研究。将来中国也会走到这一步的。当然，除了经济学家稀缺的问题，经济学家的待遇问题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果在学校的待遇很高，很多人就不会去做别的了。
《中国财富》：那么在市场处于初级阶段的现状暂时无法改变，而仅仅依靠经济学家自律又不太现实的情况下，制定相应的法律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韩秀云：在现在这个阶段，恐怕立法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连最基本的税法执行起来都那么困难，都管不住那些不交税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呼吁，一方面呼吁经济学家要自爱，珍惜自己的荣誉和公信度，也珍惜整个这个群体的荣誉；另一方面呼吁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法律政策，比如担任企业顾问或者独立董事的同时不能够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做顾问。就像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
更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民众、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市场必须成熟起来，民众必须要有选择的能力。以前我们的民众对于经济学家、包括其他的“学家”会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迷信，一种盲信。因为自己不懂，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所以对经济学家的盲信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到达个人崇拜的地步。
现在社会上一些愤怒的情绪是从最初的盲信，到盲信之后无法自己承担责任，无法面对自己的损失，于是又开始推卸责任，认定自己是被经济学家骗了。其实，经济学家也是人，他们并不是神，那他说的话就会有对有错，应该非常理智的理解他们的话，要自己辨别对错，不要出什么问题就觉得是自己受骗了。
我在这里提出三个主张：第一，前面我也提到过，我们要将理解能力还与民众，让他们懂得分辨对错是非；第二，我们要在建立市场选择能力和机制的同时，让经济学家也选择自己的角色定位；第三，要让民众走出对经济学家迷信的年代，以前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没有辨别能力，现在，我们必须树立起从盲目崇拜到理性选择的里程碑。
后记：几位经济学家的自我定位
茅于轼：我本人除了天则所外，也作一点扶贫的事情，但是这个也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不像年轻人还要买房买车什么的，所以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个事情，运气比较好吧，碰到好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准备作一些比较大的扶贫项目。我的研究主要服务于政府，首先是政府。其次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看我的书，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比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是什么？这个差异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曹凤岐：我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第二是为企业服务，我研究企业的改制和管理，第三我是为投资者服务，因为我研究股票市场，最大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温元凯：我主要是以前大学的定位，关心国事，有企业家头脑的学者。而现在我有了企业，于是我的定位就变了，要做一个关心国事的有学者背景的企业家。现在我的企业做的一般，还没有赚很多钱，还处于创业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