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李约瑟难题”及相关研究简述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是著名的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难题”就是由他提出的，关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成就为何落后于曾经被其远远甩在后面的欧洲的疑问。 关于“李约瑟难题”主要有两个问。学术界广为接受的是李约瑟本人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的表述：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2）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J ]. Science and Society, 1964 (4) : 385 – 408；] 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社会形态论，一种是思想文化论，另一种是技术差别论。社会形态论认为，近现代科技革命之所以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在欧洲，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思想文化论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产生“李约瑟难题”的重要原因。认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在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缺点，如东方文化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类似点的对比，而忽视演绎和因果关系，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相反。技术差别论认为，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实验来发现因果关系是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而中国一直都不具备这两个基础，所以，近代科学欧洲要领先中国。 2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首先看思想文化论。该理论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之所以会落后于西方，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在研究近代科学方面有缺陷。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如果说中国人缺乏演绎推理和逻辑分析的能力，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呢？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该著作测定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发现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唐朝的僧一行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并进行了世界首次地球子午线长度的测量；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了246个问题并提供解法；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比西方早近1000年；完成于周朝的《墨经》就记录了大量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方面的知识，其中的光学条文比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光学记载早百余年。类似这样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都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在演绎推理和逻辑思维方面并不亚于西方，因此不能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缺陷。 关于技术差别论。中国人其实是实验方面的专家，除了上面提到的种种科学成就外，中国在古代医学和农学方面的成就便能充分说明中国对实验的重视及取得的成绩。在医学上，《皇帝内经》、《本草纲目》等都是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得出来的；在农学上，《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中大量的农业技术方法并不是光通过想，不进行实验就能得出的。所以，说中国科学不存在实验基础也是站不住脚的。 相对而言，笔者较为认同第一个观点，即社会形态论。但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差别在于经济基础。社会形态论只解释了表面原因，而没有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会在欧洲最早建立，而未能在中国建立？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推动技术进步？ 3 剩余价值理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 3.1 对“李约瑟难题”第二问的回答 要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就必须先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取得那么多那么耀眼的科学技术成就，而欧洲为何会落后那么多。不难发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集中出现在春秋之后，在两宋时期达到高峰，周朝前的科学技术成就相对较少。春秋时期刚好是古希腊文明辉煌的时期，而中国在这个时期的成就相对而言就更少一些。 此时的中国和古希腊虽然都是奴隶制社会，但春秋时期和古希腊的经济制度却存在很大差异。春秋时期，中国的井田制度尚未解体，土地为封建贵族所专有。耕田者依时还受。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留给自己，叫“公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把距离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庶人。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领主的公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这样一来，农奴既要为领主耕作同时还有养活自己，而贵族阶级则负责从事战争活动。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战乱频繁的时期，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下，贵族阶级尚且忙于战事，自然就难以生产足够的剩余产品来养活从事科技的专门人才。 而古希腊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奴隶主主要从事商业和政治。虽然古希腊原本面积不大，但古希腊是向外征服的扩张型社会，古希腊人将战败国的财富掠夺到雅典，将战败国的人作为自己的奴隶驱使。正是战败国的贫瘠换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才养活了众多的奴隶主，这些奴隶主才有时间精力去从事政治和科学。这可以从他们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的背景看出来。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公民的家庭；柏拉图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其家庭宣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会发现，春秋前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落后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原因，正是相较于古希腊掠夺式的发展，中国井田制缓慢的剩余产品积累速度难以支持一定的人口从事科学技术，反而出现了大量的农奴来养活大量的军事人员及其为战争的持续而养育的后代的这样一种困境。 解释清这个问题后，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个问题了，即“李约瑟难题”的第二问。 秦朝后，中国的井田制瓦解，土地开始私有化。加之汉代以来，都实行较低的农业税制，土地所有者的积极性很高。此时土地既属私有，自然可以自由买卖。这时的大地主，并不都是封建贵族。封建是政治性的，而此刻的地主，则由经济条件而形成。正因为土地私有，才开始有兼并。[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由于此时，奴隶制已经废除，失地者只好将自己作为雇农供地主使用。这样，一方面，地主可以通过雇佣雇农为自己耕作，从而占有雇农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大量的失地者又可以作为剩余产品的消费者，为地主的剩余产品的交换提供对象。同时，又为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商品交换随之广泛出现。此时，土地私有化促进了分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剩余产品被雇主占有，在这样一种经济关系下，雇主追求交换价值或者说更多更丰富的使用价值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有了强烈的动机。在这样的动机的驱使下，雇主努力扩大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在推动生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为供养大量的非劳动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资料。所以，在秦朝以后，中国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例如，东汉时期的张衡虽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但后官至尚书；唐朝的僧一行是唐玄宗的顾问；明代的李时珍，其父李言闻就是当地名医；北宋时的沈括就出生于一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沈周曾在泉州等地做过地方官，祖父曾任大理寺丞。 而此后的欧洲，奴隶制和其它经济制度几乎没有改变，奴隶制和扩张型发展方式的“优势”开始逐渐消失。古罗马时期，在奴隶制大庄园制度下，奴隶生产毫无积极性，贵族无偿占有大量奴隶的剩余劳动，生活上不存在压力，于是也就没有促进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罗马帝国又尚武好斗、喜好奢侈炫耀，其罗马斗兽场和奥运会都是让奴隶相互残杀以供取乐之用。在这样的生产制度和崇尚暴力的社会中，一方面是由于奴隶被大量用作消遣娱乐，所以从事生产的奴隶相对较少，也因为缺乏竞争，奴隶主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在奴隶制下也难以发挥奴隶的劳动积极性。此后的中世纪，奴隶制虽然解体，但却以落后中国1500多年的时间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时的欧洲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地落在了中国后面。因此，中世纪和古罗马时期一样，从事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员相对中国少了很多，这就是这一时期的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 3.2 剩余价值理论对“李约瑟难题”第一问的回答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欧洲是始于15世纪。在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并得到发展。此后，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以及封建制下贵族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即原始积累，贵族和商人们积累起了大量财富。这时虽然已经不存在奴隶制度，但奴隶又大量出现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始积累的推动，出现了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虽诞生于封建制度内部，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是相矛盾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力量不断壮大。最终，欧洲一些国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正式建立。 资本家有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不得不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有机构成的提高，加速资本积累。这样，就在不计其数的资本家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的条件下，为了发展生产的需要，科学技术被极大地推向前进。正如有一句话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更激烈的竞争，又大大地刺激了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因此，在无数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强烈愿望和行动下，欧洲的科学技术以极快的速度大大发展了。 与之对比，中国在15世纪后，也就是明朝以后，科学技术上逐渐地落后于了欧洲。中国很早（宋朝）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资本主义却不是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像欧洲出现的那样“质变式”的原始积累。所以，在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仅仅靠工商业的资本积累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当资本主义制度好不容易建立时，中国又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15世纪后，中国从未能真正地利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这种动力来发展科学技术。于是在15世纪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发展远远地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上海：三联书店，2005. [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M] .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J]. Science and Society, 1964，(4). [5] 左勇，钱兆华.“李约瑟难题”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