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我的职场十年
不得已的越权
1994年11月份，我们的专用芯片第一次试流片。Mitch带着芯片样品，立即赶到了惠州。我们紧张地开始了芯片的测试。
所以紧张，一方面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核心所在，更因为我们按照一次流片成功的预计，已经和美国TVB签订了供货合同。第一批产品预计将要在1995年2月份到达美国，届时TVB将在完成系统测试后，正式开通卫星电视付费频道。三天的测试很快就结束了。谭自强报告芯片一次投片成功。眼看产品经过近一年的研发，就要投放市场了，公司上下空前欢喜。Mitch立即返回美国，准备正式生产投片。
没过两天，谭自强悄悄地找到我，“谢耘，有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刚刚发现芯片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我大吃一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开始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测试时，技术人员只是注重了功能的正确性测试，没有去测试片上存贮付费授权信息的存贮器的电流消耗量。这部分存贮器中的数据是不能丢失的，要能够用纽扣电池维持十年的时间。所以其消耗的电流要在纳安培水平上才行。Mitch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测这个指标。一测吓了一跳，电流高达毫安培量级。这意味着使用纽扣电池，数据只能保持几天，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十年。“所有的频道你们都测了吗？”我焦急地问道。“一百个频道分为四组，每组我们都测过了。”“一定要封锁消息，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要报告给公司领导。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我第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和谭自强说话。
这个消息对我来讲如晴天霹雳。
我在心中紧张地盘算着如果芯片不能使用，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确定芯片的问题，重新修改设计再去投产，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而在客户那边，由于我们是新产品，所以没有系统可靠性方面的优势。一旦芯片的问题曝光，客户寻求新系统几乎成为必然。同时我们潜在的客户也将对我们系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哪怕我们改掉缺陷之后。而且，当时公司经营情况不好，从上到下对这个项目寄予厚望。如果丢掉第一个合同，对公司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一番盘算下来，我更加从头凉到了脚——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够补救这个缺陷的办法，而其导致的结果又如此的严重。
几个人坐在一起，费尽心思，除了重新投片以外，也没有想到其它任何出路。我突然想到，除了那一百个正常的付费频道外，我们在芯片上还设计了四个“每次观看付费频道”（Pay Per View Channel,简称PPV）。“四个PPV频道你也测过吗？”“一百都不好用，那四个怎么可能没问题？”谭自强显然没有信心。“我们还是测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我在旁边紧张地看谭自强的测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奇迹竟然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这四个频道的电流消耗与我们设计的完全一样！大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结果。反复的测试表明，这不是白日做梦。可是，最初的激动很快就演变成新的无助——TVB准备上四个频道。但是通过分析，由于PPV工作方式与普通频道不同，四个PPV频道只能当作两个普通付费频道使用。真好像刚爬出泥潭，又跌入深渊。
显然，我们产品就是这个样子了。出路只能从客户那边来想了。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排除将要发生的灾难性后果对我的心理的影响，又开始了冥思苦想：从客户的商业计划分析，他们由于是第一次开通付费频道，所以尽管客户计划开通四个频道，但是开始只会先上一个。半年后再上第二个。看来我们只能在这其中找机会了。我把谭自强等找到一起，讲了我的设想：先用两个PPV频道作为一个普通付费频道用，让TVB按时开通第一套付费电视节目。随后的半年时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芯片的修改。然后再用新的机器，换回前期交付给客户的带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当然到时候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这样， 我们的损失最大也只有前期的供货，而得到的是第一个合同的顺利执行，以及市场形象的维护。
这个主意有点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还探讨了肖萌提出的，用授权管理系统，通过四个PPV频道，来实现多个普通付费频道的可能。肖萌也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毕业生，比我低四级。原来在公司负责卫星电视接收机的产品开发。他在电视加密收费产品准备生产的时候，加入了这个项目。
经过权衡，我们一致认为我的建议尽管风险很大，但是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装有带缺陷芯片的产品，在客户和公司其他人员，包括总工程师和其他高层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美国，开始向客户销售。三个月后，卫星转发器涨价，TVB决定暂时只开设一个付费频道。自然我们也就不用更换新的机器了，尽管当时修改后的芯片已经投产。
一场灭顶之灾，以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的结果，消解得无影无踪。是命运？还是天助？只是这个过程，让肖萌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同第一批产品一起，被派到美国做现场技术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风险的直接承担人面对巨大的危机，而且主动采取了以前我自己不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应对。它让我相信自己确实从周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做事的真谛；大大增强了我面对挑战时的信心；也开始习惯在工作中，应对各种出乎预料的险情。
几个月后， 我大学的同学甄宏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得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后，他不太赞成地说：“谢耘，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确实，从公司的管理规则来看，我是没有权力在高层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这件事情的。可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使我至今确信，我的做法是唯一能够保护公司利益的选择——如果报给高层领导，由于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理解的局限，他们很可能否定我们的建议；而且，我设计的应对方案，也没有对客户不负责任。
当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这种越权的事情。不过，我的胆量确实是被这次经历给练出来了。恢复了一些我少年时代的“敢说敢干”的性格——这是我小学老师当时给我的评价。
再入困境
可以共患难，不能同欢乐的事情，不幸地落到了我们这团队头上。产品出口，初战告捷，谭自强似乎产生了新的想法。他与大家的配合开始出现问题。
1994年年中， 我们参加了在北京的电视设备展览会。谭自强等携带相关设备参展。展会结束后，谭自强和设备均滞留在北京。可是，此时总工程师要带设备去上海给客户演示，几次催促谭自强将电视台端使用的图像加密设备送回惠州。开始谭自强坚持让总工程师调用生产线上的设备。后来在我们再三催促下，北京送回了一台图像加密设备。
设备一到，按惯例先要检测。结果发现设备不能正常工作。这个设备由于是电视台在发射端使用的，使用量少，不需要大规模生产。设备的制作一直是谭自强亲自操作，其他人对其知之甚少。看到设备无法使用，总工程师非常着急。我只能亲自处理。
事情比我们想像的顺利。我调用了一台生产用设备，仔细对比内部线路板的差别，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加密芯片的一条地线断掉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不小。谭自强是我上研究生时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92年留学回国之后，他送给我一条印有清华校徽的领带。这条领带我至今还在使用。94年初，看到我喜欢条绒衬衣，他特地让他爱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的。
我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所以不愿意因为不必要的冲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因此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讲，如果他希望自己来全面主管这个项目，我可以把我的职位（研发部主任）让给他，然后我离开公司。我是真心实意地说这段话的，谭自强对此未置可否。
随后，生产线又出现重大问题。当时，北京有线电视台（后与北京电视台合并）向我们订购了一套系统，准备进行开通付费频道的实验。系统包括两千台接收机。这批接收机分为两个型号。机器生产完毕后，才发现产品输出图像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接收机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存在干扰。
谭自强经过一段努力，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乐观。他认为印刷电路版设计存在本质的缺陷，必须重新设计。这意味着两千台机器将要报废。随后，谭自强便回了北京。总工程师和我们的总经理非常着急，公司总裁张云峰也亲自过问情况。事到如今，我又被逼入绝境。两千台机器报废，这个损失对公司非常严重——公司当时是靠贷款在支撑运作。可是这种电路之间的干扰，确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定之规，随机性很强。
作为技术负责人，尽管我对技术设计工作几乎没有介入。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责无旁贷的。我只好背水一战，请领导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来解决两个不同型号机型的干扰问题。
这时我的同事们来劝我，建议还是请谭自强从北京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清楚他们的好意。大家共事已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模拟电路的工作，更没有解决模拟和数字电路之间的干扰的经验。而且对于问题的难度，他们也非常清楚。可是我知道，谭自强已经不太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便立即带着曾经救我一命的李建平作为助手开始了试验。没有经验，没有一定之规，更无人去请教，我只好从研究芯片的功能开始。能帮助我的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学过的相关的电路和信号处理原理的知识，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向谭自强他们学到的一些电视原理。
我除了吃饭睡觉，就和小李泡在实验室里，试验各种我们能够想像得到的措施。三个星期过去了，在对电路做了五处改动后，我们一个型号的机器的图像输出质量，已经超过了普通电视机的水平。有了第一个型号的经验，另一个型号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
这件事情，使得我们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又多了一份对我的信任。可是我和谭自强之间源自研究生时期，持续了八年的亲密友情，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同事们看到我努力的结果，对我讲：“谢耘，看来只要是你学过的东西，你都能做好。这次大家真的都服你了。”其实在大学时期，我的同学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个聪明的学生。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在大学毕业前，不知道因为感受到了什么，曾对我说：“谢耘，其实你并不聪明，只是比别人用功。”我答道：“你说得没有错。”
如果说当时我的回答还有一些虚伪的成分的话，八年之后的这次经历却让我明白，是否聪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在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并且真的能够竭尽全力。回顾过去，特别是遇到像周博士这样的几乎天才式的人物后，我认为自己确实并不聪明，只是很努力而已。而我的这段工作经历让我看到，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天才来解决的问题极为稀少。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真正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记得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一个留美学生的报道。报道的主人公是一个叫袁和的女孩子。留学期间不幸被肝癌夺去生命。她说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只要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谭自强这件事情，对我待人处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让我意识到，对于成年的常人来讲， 功利的因素常常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很可能在一定的情况下超越友谊等因素，去主宰人的行为。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和谐地与他人相处，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走向另一个极端——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是一个成熟的人在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这也是职业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