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我的职场十年
亲情幻境
集团的总裁张云峰和其他的几个核心高层管理人员，是某著名的IT公司的创始人。当他们外请来一位“高人”出任那个IT公司的总裁不久，他们自己便纷纷离开，创办了新的公司。新公司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利用当时社会转型的一些机会，曾经赚过很多钱。其财务软件产品，也曾做得相当出色，应该比当时的用友公司影响更大。所以后来新公司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在寿华科技园旁边，成立了集团公司。不过这个时候，公司的经营情况已今非昔比。为了让集团公司再有新的发展，张云峰三顾茅庐，请来了正在养病，刚刚离任的南方某市电子仪表局前局长，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在他们共事的前期，两人之间非常信任，张云峰在北京每天早上第一个电话，总是打给远在惠州的总经理的。
总经理是清华大学文革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一直做学生干部。集团公司在惠州的建设，浸透了我们总经理大量的心血。总工程师、老钱等主要管理人员，都是她过去的老同事。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广东惠州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城。总经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来做的。因此，她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的信誉作为“资本”投入到了集团公司。
我们在惠州的科技园，面积不大，但厂房、宿舍和食堂一应俱全。大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工作在这个园区内。工作的时候在一起，下班后还是在一起，亲密无间，团结融洽，共同奋斗。出现问题后，有工作纪律，还有思想工作。病了有人嘘寒问暖，加班食堂提供专餐。甚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也有人关心。
尽管文革结束时我才小学毕业。但是，这里的一切，与我成长的环境和习惯的文化如此地相似，我刚一到惠州，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惠州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小城，也处处流露出温暖的生活气息。
总经理和总工程师几乎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员工。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对我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也给了很多建议。我被电击的时候，总经理正在上海。得到消息后，要我必须到医院检查一下。她也让我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学长，南方某大学原校领导罗老师。
正是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环境，帮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初步学会了从产品研发，到能够稳定生产，并且走向市场这一完整的过程的管理。这一完整的经验，成为我日后非常宝贵的财富。如果是在一个大公司，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学到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经验。
包括我之所以能够到美国与TRW一起工作半年，主要是得益于我们的总经理拿到的一笔贷款。就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支撑这样的国际合作。总经理一直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与国外大公司进行交流合作，从而迅速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对于我们的总经理和总工程师，我永远怀有不尽的感激。
我们部门都是年轻的技术人员，基本是单身俱乐部。在这种充满了亲情的氛围影响下，为了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我平均每两周自己出钱请大家出去唱一次卡拉OK。好在惠州是一个小城市，消费低，这笔费用不是太大的负担。况且当时我也是单身。
谭自强后来不常在惠州。有一次他从北京过来，大家出去吃饭唱歌。结果晚上一点钟左右才回来。我刚回到寝室后不久，他们急忙找我，谭自强酒喝得太多，不行了！我赶到他的寝室，他已经不省人事。我急忙背他下楼。在我的背上他开始呕吐不止，四肢像毫无生命力的口袋晃来晃去。这一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在医院陪他。幸好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没有出问题。甄宏也喝多了，第二天忘记了前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杨海平有一次半开玩笑地给我讲：“谢耘，我们没有音响听，又没有钱，你给我们买一台吧。听够了一定还给你。”“想要多少钱的？”我问道。“三千就够了。”在去机场前往美国出差之前，我给他留了三千元钱。
公司办公室主任比我大几岁，我们称她为黄姐。她夫妇俩人，也是跟着总经理一起过来的。在我第二次要去美国时，临走前她和我一起去深圳。在佐丹奴专卖店里，她替我挑了几件衣服。“你是博士，不能总穿得‘破破烂烂’的。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才对。”这是我第一次买有牌子的衣服。在帮我出主意找个什么样的太太时，她说：“谢耘,你应该找一个有钱的太太。”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不应该操心去赚钱养家。”
大家陶醉于这种充满了亲情的管理文化和氛围之中。许多利益上，工作上的矛盾和冲突，被大家之间的亲情给消融了。
但是，这种富于亲情的管理并不符合企业本质和市场规则，在发展中被无情地摧毁了。
面对批评
1995年10月的一天，在和总经理聊天的时候，她突然说：“谢耘，你这个人对人不够诚恳。”一年以后，当我和我的一个非常要好也彼此非常熟悉的朋友，谈起此事的时候，他干脆地说：“别听她胡说八道。”
不过，总经理的话当时确实让我吃惊，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回响。她的话是很严重的，我希望知道为什么她会对我有如此的想法。这更多的不是因为她是我的领导，而是因为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诚实和正直的人。总经理不肯多作解释，我只好自己苦思冥想。12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同事去唱卡拉OK，坐在包房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其中可能的缘由。
我生性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人，甚至不愿意让别人因为我的言行而不愉快。所以，如果我感到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不被别人接受的话，我通常会隐瞒自己的意见。但是总经理是个明白人，能够看出来我是有想法的。可能正因为如此，她产生了我不诚恳，不坦率的感觉。
我们的总经理对我的批评，使得我开始试图改变自己的习惯。凡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开始全部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如果我因为一些原因， 确实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一定保证自己的意见不影响工作。当然，不折不扣地做到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不过总经理的话驱使我不断地努力去做。这对我后来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逐步走向职业化的做事方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总经理对我的批评，得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不论多么难听的话，我都基本能听进去，并进行思考，尽管有些话在心理上还是会引起一些不舒服的反应。
1996年我从公司辞职。离开惠州回北京的时候，顺路去看望罗老师。罗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是：“谢耘，你的心还不够静（净）。我是说既不够安静，也不够干净。”他希望我在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当时我没有完全理解“安静”和“干净”之间的关系。我能接受自己不安静，但不是太理解不干净的问题。
后来读了一些佛学的书，对自己反思多了，才理解了罗老师的话的道理：心中安静，是以心地干净为前提的。心地不干净的人，心是无法安静的。而心若不安静，深究下去一定是心地还有不干净的东西存在，不论它隐藏得有多深。
总经理和罗老师对我说的话，是我成年以后受到的最为“尖刻”的批评。最终我正面地接受了他们如此严重的批评，对我逐步走向成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96年我从惠州的集团公司辞职回北京之后，一天晚上和甄宏聊起这些事情。他在我之前也已经辞职回到北京。甄宏有些羡慕地对我讲：“谢耘，你真幸运。总有人愿意批评你。”
职业化转向
公司不能从市场上得到回报，压力随之便不断地加大。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现，亲情是无法从根本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经理和张云峰之间的信任，也出现裂痕。双方在资金的使用等问题上，出现原则性分歧。
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的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过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的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的关系搞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的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有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做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的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是却是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好的起色，照例我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许克明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和老板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一般来讲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全面。所以，他通常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的。”他的这个解释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道理，确实对我冲击不小。
当时公司情况不好，我的心情也比较郁闷，所以经常以看南怀瑾的书来消遣。南怀瑾在他的一本书中（4），对于我们认为的贬义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了正面的解释。这与许克明讲的“老板永远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有相通之处。
南怀瑾的论述（4）——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如孔子所 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情。……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道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话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做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达到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做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情，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是，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许克明的话和南怀瑾的文字以及柳志雄的管理方式，使得我开始学习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职责和作用。不再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做“主人”；学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自己一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其位的人，才是承担相应责任的角色。你即使出于好心，即使你的看法确实比对方更正确，你也没有权力去代替别人行使职责。你拥有建议权，而在其位的人，有权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不应该因此而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职业化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种行为准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国家、民族也确实与公司是有本质不同的。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的这个态度遭到了朋友的非议，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不过那是后话了。2005年春节期间，一个朋友发来了吴晓波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文章，此文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
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男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前任总经理的时候，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她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作为外人来看，给她和她带过来的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面变故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惠州的集团公司的这段饱含亲情的管理实践，从反面促使我转向了职业化的行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