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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应该再升值200%~300%。如果不升值，我们就会越来越穷，购买力越来越弱。”Gianni Tarei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Gianni Tarei是意大利Benedetti公司CEO，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女装家族公司位于罗马郊区：不大的院子，两层楼，铁扶梯，7名员工。 该公司最辉煌的历史是曾经给意大利军队定做衬衫，但受困于欧债危机，2010年销售额还有600万欧元的Benedetti，2012年销售额估计仅有约200万欧元。 显然，Gianni像很多传统的西方人一样，并不愿检讨自身问题——发达国家过度消费、高福利、过高的金融杠杆，才是此次全球金融海啸的真正肇因；中国劳动者牺牲自身权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反而经常成为西方口中的“替罪羊”。 华为堪称当前国际化最成功的国内公司。其2011年财报显示，公司2039亿元营收中，国内市场仅为655亿元，海外市场则高达1383亿元，海外市场营收占比高达68%。 除了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外，华为国际化最为常用的手法就是进行海外投资。2005年华为赢得首个欧洲合同，其对欧洲的投资也随之开始布局。2011年，华为宣布，计划在3年内将公司在英国的员工数量翻番增至1000人。今年3月，华为进一步表示，将增加在欧洲的投资并增加就业。 华为的这一系列表态，无非是向欧洲各国政府阐明，华为对于欧洲的倚重并不是仅为赚钱，除了税收之外，公司还致力于提供当地的就业机会。 对于那些“敌视”中国制造的声音来说，还有什么能更好说服他们抛却既有的偏见？ 来自国际数据提供商Dealogic的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公司在欧洲的并购金额已超过700亿美元，近乎是2010年的10倍。而受债务危机拖累，英国、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都开始寻求出售或出租资产，其中甚至包括国有能源公司、航空与地铁服务。 这一点，Gianni Tarei就是一个例子。他表示，如果有中国投资方愿意入股，他会非常愿意。而且他告诉记者，不仅Benedetti公司本身，他的家族还有建筑等其他生意。他指了指厂外一片杂草丛生的空旷场地说，如果有资金投入，他希望在那修建一个大型购物超市。 虽然愿望美好，但Gianni Tarei很可能会失望，因为能够走到欧洲去进行投资的中国制造企业，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例如，华为偏重研发和公关，三一意在品牌和市场，吉利祈求技术和品牌等，不一而足。而所有这些，Benedetti这类中小型家族企业基本不可能满足。 也正是基于多种不同目标，中国企业投资欧洲存在多种组合。每家公司在迈向欧洲时，都必须根据切实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不可因为刻板印象仓促决策。 在法国这样一个喜欢罢工的国家，你能想象Sylvie Fourn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吗？Sylvie Fourn是励展集团负责环境、健康和安全设备的展览总监。因为常年组展，励展集团又是全球第一大展览公司，所以Sylvie Fourn对欧洲各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多有了解。在她看来，欧洲虽然整体上是45个国家；但却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历史比较悠久的老牌强国，如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工业发达，发展空间也较小；第二集团是领土面积不大但有工业传统、也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北欧诸国、荷兰等；第三阵营则是南欧及新加入欧盟的国家。 按照她的投资组合，中国制造如果选择在东欧等低成本国家设厂，劳动力成本较低，进入欧盟也不会有额外的关税，但整体上，东欧国家一方面行政和劳动生产力效率较低，另一方面，因为大量人口进入西欧发达国家，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和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地生产的产品仍然难以摆脱低级、粗劣的品牌形象。 相比之下，Sylvie Fourn更看好法国和德国的投资环境。具体到一些不同行业，法国像航空、工业、国防等，虽然基本开始向亚洲转移，无法给国内带来就业机会，但基础好；而德国，则无论是制造、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等都具备很好的研发和投资环境。 当然，如果考虑到德国一些城市更靠近欧洲地理的几何中心，物流上的便利及德国工人更严谨（Sylvie Fourn称之为“呆板”）的民族精神，恐怕会比法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也因此，华为、中兴等纷纷把杜塞尔多夫选为欧洲总部所在地，而汉堡港也成为中国远洋等物流企业的欧洲大本营。安永公司的调查报告也显示，400家被问询的大型中国公司均将德国作为欧洲投资的首选；已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中，63%选择了德国。 即便如此，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制造要实现品牌升级和“走出去”，除了持续的研发、品牌投入和过硬质量保证之外，欧洲运营总部的选择同样需要多考察、细思量，毕竟，税收、成本差不多，市场大小、法律、文化等都是影响企业适应市场快速多变能力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