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技术脊梁 自主创新的民族使命和责任



(周宇、张本盛、范秋娟/联合报道)

90年代初,国家为了培育自主汽车产业划拨60多亿资金,这笔钱十多年一直躺在国家帐户上分文未动,“自主研发”成了一句时髦而无人躬行的口号。

范秋娟、周宇/文

“尖端科技是竞争力的后盾,‘引进尖端科技’只能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如果没有自主研发,我们必然会掉入现代化技术陷阱:越落后越引进、越引进越落后。只有自主研发,才能形成技术脊梁。”作为中博联创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外经济贸大学WTO研究院特聘教授,李从国博士被称为“民间经济学家”,他对“市场换技术”产业政策进行了长时间的跟踪研究,谈到这个话题不免神情严肃。

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的研究方向一直在工业发展领域,2004年受科技部委托进行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调研报告曾经轰动业界,“合资模式就很多产业而言陷入了技术引进陷阱,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并没有带来技术扩散和能力成长。”路教授坚信汽车会成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支柱产业,而其对中国汽车产业合资模式的前景却持保留态度。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换技术”政策设计本来想通过合资引进先进的产品技术,再通过零部件国产化达到自主研发的目的。现实的困境是:作为德国70年代车型的桑塔纳在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掌握其基础的底盘技术。

以汽车业为代表的产业现状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失去“市场”以后,究竟换来了什么?

发展悖论

“以市场换技术”从提出那一天起,其可行性和效果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些学者主张的“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收入水平低,所以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上没有优势,应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什么赚钱做什么,省去大量研发成本。而“技术借用论”的支持者强调FDI(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即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引进新产品,引进能够高效率使用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并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引进研发能力。

“什么才是真正的稀缺资源?牺牲市场一定能换来技术吗?”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梅永红一直是“自主创新”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对这两种看法持否定态度。“跨国公司甚至国外政府眼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市场,企业行为一般都以抢占市场为最大目标。对于市场稀缺性的理解,5%的流失意味着损失,超过10%是重大损失,而20%以上则难以挽回。”

梅进而认为:获得市场甚至比获得领土更重要,为了引进所谓的技术,牺牲了市场资源,等到中国企业夺回市场则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为了获得与人竞争的能力而让出战场的生存空间,这成了“市场换技术”的首要悖论。

第二个悖论则是关乎技术的形式。在与外方的合资中,我方更多提供土地、厂房、劳动力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而高价买来设备和生产许可。对“技术”的的盲目热衷导致我们只引进产品层面的技术,这是永远处于落后和被淘汰根源,企业为了还采购设备的贷款几乎成了外方的廉价生产机器。“很多行业陷入激烈竞争之后,开始拼设备的先进程度,外方通过卖设备已经赚的满盘满钵,中国企业经常把技术和设备等同起来,只顾生产,这样永远成了外资的附庸。”梅表示。

专家分析,全球60%的家电“最终产品”都产自中国。就产值而论,中国已成为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工业基地。但中国制造业的诸多核心和关键技术一直依靠进口: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被进口产品占领,电子信息制造业所用芯片更是悉数来自外国。据商务部统计显示,仅2004年上半年,我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即达到262亿美元。直接后果是:出口一台售价32美元的DVD,付国外公司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

“市场换技术”的口号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设想。2003年美国通用公司被美国政府起诉涉嫌向三峡提供限制出口的水轮机组技术,通用代表在听证会上表示:所谓的世界一流技术永远比通用落后两代,通用永远不会卖给中国最先进的技术。日产首席执行官卡洛斯·戈恩也曾在美国表示:中国人在合资公司中除了提供劳动力和市场,别的没有任何贡献。

强国脊梁

世界上真正在汽车产业实现赶超欧美的国家其实只有两个,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汽车工业命运之所以区别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路风认为日韩汽车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包括CKD组装)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而韩国CKD组装不久就通过国家的政治决心强行建立起自主产品开发平台。自主研发重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是产品开发层次进行技术学习的唯一途径。”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白明认为发展阶段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获得技术主要区别在于:“中国希望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技术,所以采取股权合作的合资方式,韩国主要通过政府担保的借债,引入债券。”两种方式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中国合资企业更多的主动权掌握在外方手里,韩国企业获得技术进步的土壤。从80年代开始韩国产业向高技术迈进的转型中,1989年轻纺工业达到顶峰后规模开始下降,而利润却上涨,这不能不归功于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更多的韩国企业成为世界500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80-90%,很多跨国公司看起来利润并不高其实是在革命性技术上投入巨资,世界500强几乎没有一个是靠引进技术组装生产起家的。”白说。

 技术脊梁 自主创新的民族使命和责任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自主研发的后发优势并非完全未知,为追求已知的利润自然没有人去理会无论是60亿还是600亿的资金。目前,我国发明专利授权中的75%为外国人所拥有,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10家IT企业,其5年申请之和仅相当于IBM公司1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在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面前,不禁让人反问:“中国制造”脊梁何在?说到底,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杭州全国职业教育仪器设备及教材展示会,一台中国独立研发的“功夫机器人”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这台机器人被输入了一套太极拳的数据,各招各式可以通过安装在全身17个主要关节处的人工智能马达“挥洒自如”,可以完成走路、翻滚、伏地挺身等接近人体活动的各种动作。

致谢以下专业人士接受采访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 路风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官 文海周 中国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副主任 梅永红 北京中博联创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从国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 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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