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刘晓庆偷税被捕，到周正毅神话终结，再到７月１２日，河北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城中，一个曾经名列“全国私营企业５００强”的企业家孙大午，因为非法融资而锒铛入狱，紧随其后的是他的弟弟，担任副董事长、总经理的孙志华、孙德华也走进了同一座监狱：民营企业家似乎在经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间段，因为中国加入ＷＴＯ，一些新的规则，一些曾经被默许的方式已经慢慢关紧了大门。一个草莽英雄的终结时代已经到来，面临全球化经济潮流冲刷的中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企业家需要进入管理时代。
就这些企业家被抓、被查的一系列问题，《赢周刊》推出“企业与企业家安全系列报道”，并邀请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归国的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曾在国家计委、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作，并凭企业战略研究和管理咨询实践荣获２００２“留学归国十大创业人物”的姜汝祥作为本系列的对话嘉宾。
被抓的企业家将会更多记：７月１２日，曾经准备要建一座“大午城”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因为“非法集资”的罪名被捕，在刚刚过去的前两天，上海首富周正毅也走进了监狱，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圈子里，他们甚至在相互戏言：“８０年代的企业家们，一起到监狱里边喝茶去。”您曾经在国家政府部门、国外企业研究部门工作，今天仍然服务在企业的第一线，就这些问题，您如何看待？
姜汝祥（以下简称姜）：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群都存在着被查和被抓的现象，企业家这个人群也不例外。但为什么企业家这个人群中出现某个人被查或被抓，就会引起社会如此多的关注，成为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原因在于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声望，特别是那些“著名企业家”，比如周正毅是所谓的“上海第一首富”，比如孙大午的公司位列“私营５００强”。
但为什么最近一批著名企业家被查和被抓会多起来了呢？这才是我们应该最关注的问题，并且，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出现增加的趋势。
记：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判断？这种增加的趋势会不会让企业家人人自保？
姜：最近我在给美国《财富》杂志写的专栏文章中，写了一篇《温水中的青蛙从市场政治家到战略管理者》，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如果你把青蛙放到热水中它一定马上跳出来。但如果你把青蛙放到冷水中然后非常缓慢地加温 青蛙却不会跳出来因为微小的变化不会引起青蛙的反应青蛙的感觉器官在缓慢升温过程中会慢慢被“钝化”，直至死亡。
中国加入ＷＴＯ已经近两年了，似乎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变化，但如果你注意观察，会发现ＷＴＯ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变化就像正在缓慢提高的水温。而我们相当的一批企业家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温度在增长，反而延用过去“政治家”的谋略或手法去经营企业。我的结论是，这批企业家正在面临“温水青蛙式”自生自灭，而那些不甘心失败继续铤而走险的企业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被查和被抓。
企业家要注意适当转型记：你的意思是，过去一批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过程本来就有问题，但当时的环境还能容忍，但当中国进入ＷＴＯ时代，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都改变了，而我们有些企业家的思维却没改变？
姜：中国在过去这一二十年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体制转型时期，那些在体制外的企业家既受到过去体制的压制，同时又从体制转换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应当公正地看，体制外的相当一批企业面临着政策和法规不健全，不公平，同时也面临着执法部门个别害群之马利用手中的职权侵害企业利益，这些都使企业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种体制发生崩裂的时期，相当一批企业从中拿到好处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转型时期，政府对这批企业家的英雄行为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方式，比如孙大午的非法集资问题，我相信他自己一定很早就知道他在非法集资，地方政府也一定知道他在非法集资。正是由于很多执法部门在半推半就，才形成了他今天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事实上，很多目前很著名的企业也都或多或少走过这一段路，但是大部分选择了“回头是岸”，但显然也有一部分企业家却仍然不相信“世道变了”，继续铤而走险。
我的结论是，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总有一批企业家成为“温水中的青蛙”，这就意味着，现在这批企业家中必然有相当一些要被淘汰，而在这些要被淘汰的企业家中，就少不了被查和被抓的结局。
记：现在这么多企业老总落马，是不是主要因为现在正处于这种转型时期？
姜：应当说，我们到了转型后期，或者叫后转型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市场体制与国家的法律体系已经开始走出磨合期，并正在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向前推进。如果说过去的“依法办事”还包含着许多“讨价还价”成分的话，那么现在 “原则高于一切”的苗头已经基本长成了。
这对我们的企业家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过去体制转轨的时期，你可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获得了大发展，但是你不能永远拿这种机会当成你经营企业的“持续之路”。在通过机会掘到第一桶金之后，你就要学会精耕细作。
记：我们可以把这种从不正规机制转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正规机制下的过程，形容成一种跳龙门的过程。那么，像孙大午、周正毅这种没有什么文化，靠家族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发展到什么时候应该去完成这样一种跳龙门的过程？怎么样才能完成这种过程？
姜：我们讲，如果一个企业要进行大规模扩张的时候，你一定要问问自己，你是否有能力去扩张，是否有一个强大的能力系统去支持你。比如孙大午，他在被抓之前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到２００５年，建设一个以企业为主、与医院、学校结为一体的现代化城镇。
我们知道，建设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相当的管理才能。显然，他们的钱不够，怎么办，就去私下融资。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沃尔玛完全可以在全世界对个人融资，并承诺给予丰厚的报酬，然后去建若干个制造厂，自产自销。他们为什么不去这么做呢？因为资金的来源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像孙大午这种私人融资形式，如果项目砸锅、企业倒闭的话，谁来赔偿那些农民借给他的钱？农民会不会去砸政府？因为如果他不合法，那你政府为什么不管？
这就是企业经营必须拥有一个制度化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金融系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金融系统的信用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机制，当银行破产，它拥有一个十分强大和完整的赔付机制。孙大午有这种能力吗？地下钱庄有这种能力吗？当然没有，所以社会和国家不允许这种非法集资存在。这就告诉了我们，企业扩张中应该按照市场体制的商业逻辑来运行。
如何跳龙门？除了遵从这种基本的商业机制外，没有别的选择。
珠三角企业家原罪问题不大记：现在，广东省出台了一些鼓励民营企业家发展的措施，许多企业正在面临一个让他们扩张、壮大的良好机遇。那么，这些企业家应该如何消化企业以往发展所带来的原罪负担？怎么样在跳龙门的过程中防止被查、被抓的情况发生？
姜：我觉得对于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原罪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广东区域的市场化水平非常高，企业家的财富来源应该是非常健康的，对金钱的观念也是很成熟的。但是，通过我的考察和观察，我发现珠江三角洲的不少企业家有一个特点，热衷于去找一些好项目，大项目，不屑于“精耕细作”。这种思维下，我们讲，这容易形成一种机会型的企业家，喜欢一些大手笔，大投入。例如爱多的广告战，格兰仕的价格战，巨人的保健品战，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从战略的专业领域来讲，广东企业的这种做法，容易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他们不会去深入挖掘前面失败所在，就算去分析，也只是单纯地认为是他们的广告没打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点石成金的高人。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去创造消费者价值！麦当劳卖了几十年的汉堡，可口可乐也一直是在卖那几种产品，为什么消费者不感到厌烦呢。而健力宝为什么我们喝几年就感到过时了？前者把握了一个消费者价值的问题，随时代而动，不同阶段变化不同的定位，常变常新，产品相同，在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内涵。
记：孙大午和刘晓庆，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家族公司，您是怎样看待家族公司对企业的影响？今天的企业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概念？
姜：家族公司，在中国的现实体系当中是一种抵御风险的有效制度结构。在创业的初期，家族公司无论从结构和形式来看，都是很利于它发展的。但是，我与一些专家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的家族公司，特别是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家族结构纷繁复杂的公司，是注定做不大的，或者我可以负责地讲，基本上注定要灭亡。
我觉得中国正在经历暴利时代向微利时代转移的过程，本质上讲，就是从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转移，在暴利时代的企业家是英雄式的“市场政治家”，而在微利时代的企业家是平民化的战略管理者。
将企业家还原到平民的位置，是一个企业进入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这说明我们经营一个好的企业就像做一个好人一样，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认认真真遵从那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逻辑。用万科董事长王石的话讲，企业从长周期看，获得的应是公平利润而不是暴利。
就此而论，任何过高的利润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先兆，因为这种状态会使你的免疫力下降，最后的结果是，你从市场上获得的暴利，迟早会被市场拿走。
有一句古话曾经提醒过那些自命不凡的英雄：天令其亡，必使其狂。在今天这样一个正在一天天“法制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对于那些还在温水中的企业家来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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