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四川，尤其在盆地周边的丘陵和低山地区，一些质地坚硬的石壁上，常常能看到人工挖凿的洞穴。这些洞穴大小不等，有的可摆放三五张八仙桌，有的则只能一人容膝，它们往往位于陡直的峭壁上，洞口被虬劲的藤条和怒放的野花遮挡得密不透风，如果不仔细观察，哪怕打洞口下经过，也不一定能发现它们。这样的山洞，在我老家被概称为蛮子洞。我那些淳朴而拙于识见的乡人认为，这些历经艰辛才能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的山洞，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蛮子”们的杰作—所谓蛮子，乃是乡人对已经消失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并无贬义的通称。以我老家川南一带为例，这里曾先后生活过僚人和僰人等古老族群，但在与中原王朝的征战中，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神秘消失，并留下了像悬棺这样的遗物，仿佛以此证明他们也曾是这片大地的主人。 难以计数的“蛮子洞” 乡人的说法虽非空穴来风，却也并不完全正确。这些岁月久远的山洞，它们中的少部分，的确是当年那些古老族群借以遮风避雨、休养生息的家园，但更多的山洞，其实不是“蛮子”居处，而是汉人避难所。众所周知，四川历史上曾遭逢过多次大劫难，每逢劫难之际，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们想尽各种办法：有筑寨自守的，有聚族众居的，当然也有人想到了在陡峭的悬崖上，建造一所石头的家园，躲在易守难攻的岩石深处，保全自已和家人的性命。于是乎，大量的山洞出现在了四川—这样的山洞除了必须的人力和物力外，还需要另外两个外在条件，其一，得有坚硬的石头山，其二，石头山不能太过高大。这样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很少发现山洞的影子；至于四川盆地以西那些动辄三四千米甚至四五千米的高山和极高山，也几乎没有山洞存在，因为一旦躲进那样的大山，也就等同于与世隔绝，不必再费力牢神地凿什么山洞了。因而，山洞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就是盆地周边的丘陵和低山，如川南的宜宾、泸州，川北的广元、南充。 铸剑为犁的和平年代，这些用于躲避战乱的山洞，如同太阳下的蜡烛，它们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但是，1840年—这一年的中国史，我们应当记住的不仅是鸦片战争把中国拉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泥潭这样的宏大叙事，同时还有一些源远流长的涓涓细流，悄然改变着中国局部的命运：这一年，当林则徐南下广州慷慨激昂地禁烟销烟时，远离广州数千公里，与得风气之先的广州相比，无疑极其落后和闭塞的四川苍溪县东青乡，一个叫贾儒珍的读书人的壮举，不仅改变了四川难以计数的“蛮子洞”中的其中一座的命运，给我们留下了如今所看到的那座藏在岩石里的学校，而且让我们通过这方山洞得以窥视到，文化的力量如何在民间薪火相传，不绝如缕。 汽车从风水之城阆中出发，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拐上了一条更加逼窄的乡村公路。扭曲如蛇的乡路延伸进了起伏的山地，举首四望，青山逶迄，郁郁苍苍地覆盖着众多的杂树，快要成熟的高梁连绵无尽，空气湿润宜人，似乎有无数的水汽在游来游去。当汽车在一座小山坡上停了下来，那座藏在岩石里的学校，便坐落在这方小山坡另一侧的悬崖上。 顺着石梯往山沟里走上几分钟，只见这山的腰际，陡直的石壁壁立如刀砍斧削，寸草不生。那是一种质地坚硬，不易风化的石灰岩。石壁顶部也就是小山的峰顶，长满了青翠的松树和柏树，从顶部到我们行走的山腰小路，垂直高度约数十米。就在这数十米的石壁上，大大小小几个山洞由低到高，如同石级一样掩映在头顶的松柏荫里。这一排山洞，与我在四川其他地方见过的“蛮子洞”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因为那个叫贾儒珍的读书人的神来之笔，这排山洞便从众多的“蛮子洞”中蝶化为了文化洞、文明洞。这排山洞的正式名字叫寻乐书岩，民间则众口一词地称它贾家洞—为的是纪念那位早就化为萤火和腐殖质的贾儒珍老先生。 清朝中期四川物价的一份活见证 顺着石级走进位置最低的那个山洞，原本狭窄的山路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类似于大厅的建筑，只是，与通常砖木或土木结构的民居不同，这座大厅完全由人工将岩石掏空，一寸一寸凿出来。 如同川中大多数“蛮子洞”一样，寻乐书岩—或者说贾家洞—得以问世的初衷，也是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十八九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曾经创造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席卷了湖北、四川和陕西数省，历时将近十年，人口损失达一亿之众的白莲教起义。地处川北的苍溪，是白莲教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民众死伤惨重，那些企图在乱世侥幸捡一条性命的民众，贫困者不得不逃离家园，躲进深山，富有者数家或数十家联合，出资出力，在邻近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山洞，以此作为渡过劫难的诺亚方舟。
绝大多数先人开凿的山洞之所以被我的乡人们一律模糊地以蛮子洞来概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论地方史乘还是父老们的口耳相传，都没有提及过它们的主人是谁，更不要说绝大多数的蛮子洞里，除了有人生活过的蛛丝马迹—如烟熏过的石壁、石头垒成的灶形外，根本找不到任何文字，说明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凿这些洞穴。但寻乐书岩是个精彩的例外。就在寻乐书岩里，高大方正的石壁上，关于这座洞穴的来历，记载得真实而清晰：“（白莲教入苍溪河东）乡人虑其乱世无避处，逢一老叟谓众曰：‘此外有危崖峭壁，涓涓山泉，若凿石室，可为一方之保障。乡人从之。’”石壁上的文字不仅记载了修凿山洞的缘起及组织者寇自顺的大名，还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出资者的名字及出资金额，以及工程造价等极为详尽的数据。可以说，这数尺见方的石壁留下的资料，就是清朝中期四川物价的一份活见证。 今天的寻乐书岩一带，还有许多寇姓人家，大抵自称是当年凿洞“带头大哥”寇自顺的后裔。也就是说，依凭这建于危岩上的石室，当地人家的确在那场大动乱中得以自保。在冷兵器时代，像这种高悬于峭壁之上，必须依靠绳索或长梯才能进出的与大山融为一体的石室，可能比池深墙厚的城市更加易守难攻。白莲教武器落后，且忙于像蝗虫一样在川陕鄂之间来回扫荡，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和耐心去围攻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山洞，而避难的乡人事前预备了足够的粮食，再加上洞中那眼清澈而长流不息的泉水，都给他们提供了长期固守的物质条件。 当动乱结束，再恢宏再牢固的山洞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当避难的乡人纷纷搬出洞穴，重新回到山下的家园时，山洞里除了偶尔有流浪者入住外，平时便是山猫豹狗的乐园。一直要等到40年后的1840年，当那个名叫贾儒珍的读书人决定在家乡干一番功在千秋的大事时，这座原本无名的山洞才不仅有了名字，也有了足以留名青史的未来。 集学校和出版社于一体的洞穴 贾儒珍字聘侯，号山亭，别号知足子，又名贾道圆。地方史料和民间传说里，贾儒珍自幼天资聪慧，好学上进，20岁时游学成都，遍访名师。但比较奇怪的是，贾儒珍似乎并没有取得科举上的功名，不知是他对功名没有兴趣，还是应过试却未中。当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曾影响他后来的行动。贾儒办过戏班，做过生意，商业上的成功，使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造福桑梓。贾儒珍常说：“花无百日红，人无三辈富，与其守财死后埋入地下，不如生时施惠乡邻。”因他乐善好施，乡人尊为“贾善人”。中年时，贾母去世，贾儒珍结束了在成都的经商生涯，回到老家苍溪。 在古人的观念里，世间最大的善事莫过于两种，一是修桥补路，二是兴办义学。而兴办义学，属于古人所追求的立德的大境界，比立功和立言更加令人心仪。中年返家的贾儒珍决定在余生里以行善为己任，而行善的方式，就是兴办义学，兴办义学的伊始，就是利用近在家门的寇自顺等人开凿的山洞—这很可能是在选择义学校址时不经意的灵机一动，却让那座无名山洞成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一个集学校和出版社于一体的人工洞穴。 决定把义学办在山洞后，贾儒珍以后半生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扩洞。寇自顺等人所凿山洞虽然粗具规模，且有泉眼作水源，但倘若作为学校，还是显得捉襟见肘。于是，贾儒珍边办学边扩洞，40年间，新凿石室三百余平方米，终于将书院扩展成了现在的规模：我们看到的寻乐书岩共分上下四层，各层之间有石道、木梯相通，全洞大小石室七间，总面积470平方米。这些石室中，既有讲学的大厅，也有起居的小屋和厨房及储物间，还有学生住宿的寝室—室内的石壁上凿出的小洞，有的是当年放油灯的地方，有的是放书本的地方。最为别致的是，我们在半山下所看到的那一排高低错落的洞口，除了最低处的那个洞口是有石梯连接的大门外，其余几个便是采光和通风都极好的窗户。贾儒珍在《凿洞志》中有几分骄傲地写道：“夏日如秋，冬日如春，如携客兴游，必乐而忘归。”伫立窗前，山下阡陌纵横，碧色起伏，如果没人说话，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风声和蝉声。总之，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只要稍加打扫，山洞还完全可以供人居住。 第二件是题刻。探访寻乐书岩的游人，一旦置身山洞，便恍如进入了一个书法展厅：山洞底层和上下廊墙的石壁上，几乎所有可以题刻的地方，均镌刻着大大小小的书法作品—以单字论，大者直径两尺有奇，小者也有核桃大小。据统计，室内四壁现存清代楷、行、篆、隶各体书法作品152幅，刻字面积约160平方米，计有一万九千六百余字。原来，贾儒珍性喜交游，尤其爱和文人墨客来往，这些书法作品，有的是书家光临寻乐书岩时贾儒珍请其书写，还有一些则是贾儒珍亲自前往拜访，求人书写后拓刻于洞。从内容看，这些书法作品包括诗词、匾额、对联、题记；从书风看，雄浑者有之，清秀者亦有之；从作者看，在《四川省志》、《保宁府志》中有记载的知名书法家就有21人。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数内阁中书李嘉秀的“回岸洞天”，阆中县令许檗的“洞天福地”，以及清代著名书家龚有晖、郭尚先、孔继钰、林春元的作品。除书法作品外，洞内上层石室中还有观音菩萨和张果老、曹国舅、钟离汉、韩湘子、吕洞宾、李铁拐、蓝采和、何仙姑等八仙圆雕石刻造像，以及以佛经故事为内容的浮雕五处，壁画九幅。 第三件是出书。古代的书院，尤其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除了办学外，一般还兼有出版功能。寻乐书岩亦然。据地方史料记载，贾儒珍在扩建完石室之后，于石室外的山坡上，又修建了几间房屋，取名竹桥斋。作为寻乐书岩的配套和延伸，竹桥斋的任务是出书。为了保证书的质量，贾儒珍不惜重金，礼聘县内外有经验的工匠主其事，所刻之书为“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成》等。除了供寻乐书岩师生自用外，由于质量精良，远近推为善本，行销川内各地。为了保存竹桥斋出版的书籍，贾儒珍又充分利用原本狭窄的山腰地带，修筑了一道石砌的围墙，依山就势，建了一座长亭，取名台房廊，充作书库。 学生长年达数百人之多 今天进入寻乐书岩的游人，在走进那方罕见的石头讲学厅前，抬头便能看见石门上的一副对联：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尽人物性立天地心。这副对联，或许可以看做贾儒珍的夫子自道。贾儒珍晚年将寻乐书岩改名为九思堂，九思的来历，源于孔子所谓“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儒家精神的教化与引领下，像贾儒珍这种虔诚的儒者，他所要谋的不是暂时的名与利、得和失，而是一种精神的流传。 寻乐书岩创办后，学生长年达数百人之多。当是时，如今这条川北万千山岭中的小山沟，山花摇曳，书声朗朗。除了寻乐书岩外，贾儒珍还在贾家洞附近的三元岩、东岳场、回龙庵、冦氏祠、柏林观、庄左梁等地相继建立义学七所。办义学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些经费包括塾师的薪水、书院的日常费用，以及贫困学生的补贴，对贾儒珍来说，费用还包括题刻支出。这所有的费用，几乎全部来自于贾儒珍的个人捐赠，他一生共捐置学田百余亩、白银数千两，以保证义学长盛不衰。为杜绝所捐田、粮、银被人侵吞截留，他多次向县衙申请立案，并刻石立碑于东岳场。在农耕时代，最稳定的财富莫过于土地，中国古代的富人们一旦有钱，都会大量买田买土，贾儒珍也不例外。在寻乐书岩众多的题刻中，有一幅最为独特，那就是贾儒珍的家训。家训里，他告诫子孙，无论如何，不准出卖土地，并不惜用恶毒的诅咒来阻止儿孙们有违他的要求。在我看来，贾儒珍此举，不仅是为了让子孙保住家产，更是为了书院有个长久的经济支撑。 然而世事变幻如同白云苍狗，贾儒珍身后，他的儿孙们不仅卖掉了他攒下的土地，就连贾儒珍倾注了后半生全部心血的寻乐书岩，也走向了衰亡—书院在贾儒珍去世不久即停办，竹桥斋中的书版被儿孙们卖光，藏书的长廓被拆除，古老的洞穴，成了老鼠和蝙蝠出没的凄凉之地。“文革”期间，洞内的塑像被破坏殆尽，书岩沦为养猪场…… 晚年的贾儒珍常年居住于寻乐书岩。他有时接待来访的朋友，浊酒野蔬，坐而论道；有时指点就读的学子，神情怡然，细语殷殷；有时则沿着书岩下的小径散步，走累了，当他抬起头，他能听到从山洞里传来起伏的书声，那时候，他相信这座书院将会像容纳它的岩石一样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