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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李晓明：我的消费困惑
编辑：
你好！
最近有一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穿阿曼尼、路易威登等名牌服装，用路易威登手袋，用夏奈尔口红，有什么不对吗？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估计，中国大陆的奢侈品消费人群目前已达到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会提高。经济学上不是讲，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吗？如果还是提倡“量力而行”的消费观，如果节俭伦理还要“发扬光大”，那么朱镕基总理为什么曾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请求代表们支持他的工作，在北京多买些东西带回去呢？
时至今日若还在倡导“省吃俭用”的消费观，是不是背离了我国正采取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呢？
有人说，“过度消费给地球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又加剧了环境的恶化”。但我认为一味节约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应在发展中解决。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原动力，不鼓励消费，经济得不到发展又怎能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呢？
有外国人说，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穿着的品位，有朝一日肯定超过日本人，并且质疑：中国人已经取代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狂热的消费群体了吗？在中国，奢侈品消费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吗？奢侈品也好，高消费也好，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与时俱进的嘛！
目前我国正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国家鼓励汽车进入家庭，这不也会造成环境问题吗？那么国家又为什么实行鼓励政策呢？事实上，适度高消费并不必然带来资源的浪费；相反，节俭才会带来资源的浪费。想想堆积如山的商品堆放在仓库里没人买，不是资源的浪费吗？
“节俭是养德的重要途径”吗？老人们喜欢用“俭以养德”的古训来要求今天的年轻人尚俭，这符合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消费伦理吗？这有利于当下社会进步吗？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指数吗？
当前我国居民的银行存款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不是老百姓没有钱不能增加消费，而是有钱不愿用于即期消费，难道这种滞后的消费观念不是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吗？
交流平台：奢侈品消费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德顺：换思路变观念
我们有权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但这质量和幸福只在于物质的样式吗？能否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精神充实与安宁也包括在内，并且看得更重些呢？
读者李晓明提出的是一个大问题，它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一大困境，也代表了很多人内心的一大矛盾。的确，我们遇到了不少“两难选择”：彼此对立的说法各有道理，而我们的行动却不能首鼠两端，只能循一而行。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通常给人们的提示是：反思前提，自我超越。就是要去找到那个使自己走进死胡同的路径起点，再从这里进行“批判”，找到能够统一“两难”的层次和角度，作为新的起点。比如，在“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有没有高于二者并包容它们的方式？我想是有的，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
再如，我们划分和评判消费的“高与低”、“适度与过度”、“节俭与奢侈”、“超前与滞后”等界限的标准中，原始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确定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时候，所依据的是哪个时代、什么水平上的经验和理念？如果反思一下，我想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消费的“高与低”要以什么为界？“适度与过度”的“度”在哪里？可以离开现实去抽象地议论吗？
我们有权追求“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指数”，但这质量和幸福只在于物质的样式吗？能否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精神充实与安宁也包括在内，并且看得更重些呢？
政府在一个时期内，为了发展生产而倡导消费，但这“生产”本身却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最终还是要找到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经济、文化与社会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的形式，难道这不是政府的完整目标和职责吗？
“节俭与奢侈”有一个凝固不变的样式吗？它在过去和未来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光“艰苦”不“奋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奋斗仅仅是为了满足眼前而牺牲长远吗？
消费及其观念的“超前与滞后”，应该以谁为准？难道应该不以我们自己的实际需要与能力为准，难道应该盲目地追随和模仿别人吗？
由商家营造的阿曼尼、路易威登、夏奈尔等品牌，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与金发碧眼及其钱包相映成趣的品牌，换了人种和气质不同的人，是否就一定为美？“时尚”应该是盲目的吗？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力和追求，不可以主要放在打造自己的风格和样式上呢？
总之，我觉得问题也许要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观念来解决。这个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观念，是要以“人”，特别是以我们自己而不是简单的“他人”为本，把不能排除的(两难)各方纳入统一的视野，扩展我们的权利和责任，学会更全面的动态思考，而不要再在“二者必居其一”的对立中跳来跳去了。
从根本上说，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探索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消费方式和有形与无形资源的利用(消耗)方式，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继续已往的方式及其观念，才能继续对幸福的追求。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文军：单纯的经济学原理不能解释消费困惑
当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决不是用单纯的经济学原理就能够加以解释和说明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博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一书中就曾深刻地指出，当代消费社会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生产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在生产社会中，消费行为是依据人的真实需求而作出的行为选择，但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的关系会背离得越来越远，商品及其形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并驱动人的行为选择，从而有可能使消费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狂欢，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所消费的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
所以，一旦消费背离了人们的真实需求，它就很可能会演化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上的符号，如果这样，所谓奢侈品消费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奢侈品消费中，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已不在商品的本身之上了，而是依附在商品使用价值之中的“符号象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确还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为博得红颜一笑可以一掷千金，但社会学知识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消费的背后体现的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因此，消费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行为，它所起的也不仅仅是一种享受功能。正如博德里亚所看到的，消费是一个系统、一种道德、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它所起的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功能。
那么，就中国当下的社会而言，我们果真到了奢侈品消费的时代了吗？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持否定态度的。既然消费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之中，出现形形色色的消费现象自然不足为奇。但消费也是一个系统、一种道德和沟通体系，在我们这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天都有大量的奢侈品被消费一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人还在为争取最基本的食品消费而奋斗。即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消费也会在一种道德的张力之中变得有所节制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无限制地鼓励人们的高消费。
最后，我想说的是，消费的确是一个最能体现时代性的动态概念。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可能有自己所提倡的基本消费观，但不管社会整合的力度多么强大，只要社会分层永恒地存在，消费行为就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当所有人的消费都不是主要为了真实的需求时，消费行为的分化可能更为复杂。提倡节俭与鼓励消费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购买奢侈品也并不一定就是为了体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有在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合法地选择消费行为的权利，既然社会都已经变得多元而复杂了，何必又去强求人们在消费行为与观念上的统一呢？
中央党校陈文通：经济增长不能靠少数人的奢侈消费
奢侈消费是人的全部消费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据恩格斯的划分，消费资料包括三个层次：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这些都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畴。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们的内容、水平、构成等是有巨大差别的。生存资料是维持种的繁衍和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享受资料是用于提高、丰富和变革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较高级的消费资料，包括高消费或奢侈品消费；发展资料是用于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除人本身体力和脑力的发展以外，还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消费资料。
奢侈品是和生活必需品相对而言的，是高级的消费，有些奢侈品同时就是发展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奢侈消费并不是“摆阔气”和“浪费”的同义语。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或一成不变的界限。有些消费品昨天还是奢侈品，而今天则成了生活必需品。在词典中，“奢侈”是指“花费大量钱财追求过分享受”。既然是“过分”，就或多或少包含着贬义。但是否属于过度消费，只能由社会来评价。
怎么看待提高消费水平和“勤俭节约”的关系呢？笔者以为，无论何种生产方式，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消费的对象和消费的方式都是历史的概念，都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在资源和生产力许可的范围内，片面抑制消费，让人们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是完全不正确的。但是，不应当因此而否定“勤俭节约”的积极意义。当然“节约”的内涵和形式是变化的。一般地说，无论是私人消费还是政府消费，在不断提高消费层次、满足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同时，始终应当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靡之风。如果消费超过了资源供给能力，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那么，这不仅仅是“地球的沉重负担”，也使我们人类陷入困境。
怎么看待扩大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问题，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上的创新、经济的不断增长，都离不开水平和档次越来越高的消费。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中，基础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消费需求，包括合理的提高消费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主要不是奢侈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广大普通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劳动者报酬、全部收入在增加值或GDP中的比例偏低，城乡差别过大，缺乏消费能力。之所以有堆积如山的商品卖不出去，不是因为抑制了高消费，而是广大普通居民缺乏消费能力。不错，我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0万亿元，但是只有其中的20%到30%属于普通居民。他们不是“有钱不愿意即期消费”，而是囊中羞涩。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重点，是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为此，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若把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高投资和少数人的奢侈消费，从发展战略上看，是片面的。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辛向阳：奢侈品消费的趋势与对策
中国改革开放27年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财富群体，他们具有奢侈品消费的能力。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估计，中国大陆的奢侈品消费人群目前已达到总人口的13%，约1.6亿人。有的学者估计，中国私人财产超过千万元的人数有30万；中国目前银行的个人储蓄余额约12万亿元，这12万亿元的80%为20%家庭所拥有，这些家庭都具有享受奢侈品的能力。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个时代的来临，不是在一年两年中完成的，而是一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段。从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看，中国市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存在着一个巨量的空间。到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那时人均GDP为3000美元，而上海、北京、广东的深圳和广州以及江苏的苏州、浙江的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会超过15000美元。这些地区包括的人口在3亿人以上。这一庞大的消费人口群正在成为潜在的奢侈品消费的基础。难怪万宝龙亚太地区总裁詹兆安讲：“虽然目前奢侈品最大的消费国家是美国、日本，但5至1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中国之所以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使中国的市场成为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人们拥有财富的方式和速度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拥有财富的方式和速度又决定着人们消费的方式与速度。一百年前，要成为一个亿万富翁，没有几十年的努力和积累是不行的。这一过程异常艰辛，常人难以想像。美国洛克菲勒家族的创始人老洛克菲勒在20世纪初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为亿万富翁时讲过一句话：“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担心结果如何。我们获得的全部财富难以抵偿这时期的忧虑。白天工作，夜间担心。一周周，一日日，长此以往。”这种获取财富的方式使他们在消费财富时非常节制。老洛克菲勒给他儿子的零花钱每周从不超过10美元。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拥有财富的手段越来越多，拥有财富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有的人靠资本运作、企业购并，在短短的一年内就会变成千万、亿万富翁；有的人靠区区几十元钱买了彩票，一夜之间就获取了2400万元；有的人靠炒外汇、炒期货、炒债券在几年内成为千万身价的富人；有的作为职业经理人年薪高达上千万元。对于这些人来讲，财富的获得是如此的简单和迅速，以至于像是一场梦。财富不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涌来的。正因为获得财富的迅捷性，他们在进行消费时往往会追求超前的享受，而不会过多地考虑消费的价格。
面对这样一个“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的奢侈品消费时代，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对策：
其一，对奢侈品的消费要有辩证的认识。奢侈品的概念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认识：20年前，拥有一台25英寸的彩电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10年前，拥有一部私人轿车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5年前，拥有一套私人别墅就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侈享受。但20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彩电梦大家都已经实现了，轿车梦很多人也已经实现了，别墅梦也有不少人已经实现了。现代人会奢望什么呢？或许是拥有一部宝马轿车，或许是拥有顶级豪宅，或许是拥有70万元一台的最新液晶彩电。这些看似奢华的梦也许用不了多久，在很多人那里就会变成现实。
其二，对奢侈品消费的行为不应该过分渲染。对一个经济处于长期发展、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来讲，对奢侈品消费行为过多的渲染会带来民众负面的情绪，巨大的消费反差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和谐。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特别是征收消费税的政策来调整消费的巨大反差，从而平衡社会心理。另外，政府应当鼓励奢侈品的消费者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鼓励他们通过公益性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的救助和捐助。
其三，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这就是认为，既然奢侈品消费时代已经到来，就不需要再“省吃俭用”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奢侈品消费是一种个人消费行为，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是一种社会消费理念，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对于奢侈品的消费都会是少数人的行为，它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占主流的观念始终是节俭的消费观和量力而行的理念。主流和非主流的消费观念会同时并存，不会相互替代。再者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一些富人在消费奢侈品时并非完全是为了个人享受，有的人还是一种投资行为，也就是说通过奢侈品的消费获得巨额的利益。而有的人省吃俭用也是为了获得最初的原始积累，通过积累获得创业的资本。在获利的目的上，两者又存在着一致的地方。
首都经贸大学兰纪平：高消费中的是与非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消费景象，还要不要提倡节俭？如果在今日还要倡导“省吃俭用”的消费观，是不是背离了政府一直在采取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呢？这类提问的确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我们思考与讨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社会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高档消费品。无论是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还是教育、医疗、休闲领域；从普通的人际交往到单位之间的各种活动，我们都能看到由高档物品(特别是国际知名品牌)的方式在引领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消费的潮流。
高档消费品的普及与节俭精神并不相悖
在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循环：消费者从企业购买消费物品与劳务，企业用销售收入支付员工的工资，贷款的利息及政府的税收，并用取得的利润维持和扩大生产，然后再向社会提供新消费品。即企业的生产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消费又对生产发生引导和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新的、相对于以往更加高档的物品不断被创造开发出来，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生产者的收入，又造就新的需求和生产能力。于是就有了电灯、汽车、席梦思取代油灯、马车、土炕的高消费；时装、洗衣机、手机取代马褂、搓板、鸡毛信的高消费；进餐馆、旅游休闲、健身美容取代昔日只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高消费。各式各样的更高档次的消费品不断出现和逐步普及，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这也正是从事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所在。而这一切又是可以同崇尚节俭的传统美德相容的。
所谓节俭意指人们花钱时的节制和俭省行为。与昔日短缺年代出于无奈的节衣缩食不同。今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节俭已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偏好下的消费者选择。在经济学的观点看来：当人们的收入一定时，就确定了他们的预算约束。人们不可能超出预算约束去消费，因为他们将无法支付。人们的消费选择表现出各种交替关系：在预算约束条件下，当一个人花钱追求高档时装的消费时，他必将减少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另一个人没有去买高档时装，而把节俭下来的钱买了书籍和电脑，也是在用另一种消费满足自己。实际上两人都有某种节俭，只是节俭的内容不同，这是由于两人的偏好有所不同。但并不意味着谁的行为和道德更高尚。生活中有些人把他们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于储蓄，就会减少现实的消费而增加未来的消费；另一些人贷更多的款用于即期的置房购车时，将令他在未来的远期需要把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于还款，亦表明了同样道理。
至于政府部门有时提倡(而非强迫)把更多的钱用于储蓄，有时提倡“扩大内需，鼓励消费”，则是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情况，希望引导民间消费活动。这又使得人们可在不同方向上的节俭和消费中作出选择。
畸形高消费来自不受制约的公款花费
在现实的消费结构中，真正属于畸形的高消费主要源于由公款付费的消费行为。当前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庞大的各级政府机关，有着大量的由不同层级的机构主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些机关和单位掌控有大批的资源，除了正常的公务、投资活动开支外，还有大量的消费活动花费。
与私人追逐高消费时，权利和责任完全对等不同，在公款消费行为中则无人对消费后果真正负责。此等自然属性，早年的匈牙利学者亚诺什·科尔内称之为“预算软约束”。凡在预算软约束存在且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管的地方，不但容易产生“投资饥渴症”——表现为政府部门偏好于多上项目，不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经济过热；而且更容易出现“高消费饥渴症”——产生忽视代价、不计成本的追逐高消费的行为。例如，有些经济落后地区，官员的轿车、出行的排场却不“落后”；有些地方的经济结构中，减灾赈灾、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很低，而歌舞厅、洗浴中心的豪华程度、营业额度却很高；在不断提高档次的请客送礼风气中，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物品的消费量、现金甚至外汇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此类高消费需求的驱动机制是公款私用，是掌勺者私吞大锅饭，形成畸形的高消费行为和结构，这是靠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的高消费。如此追逐高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当然很大。因此，面对大量公家单位也是消费者的客观存在，需要社会各方面实施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包括制订消费的标准，限制追逐高消费的行为与范围，查处违纪、违法的消费行为。在一切公共部门中，不但不应该去搞“扩大内需，鼓励消费”，而且永远需要倡导节俭，使节俭出的资源能用于真正的公共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