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提起奢侈两字，会令人联想起毛皮大衣、劳斯莱斯和劳力士手表。而近些年来，在后工业化和后物质化的西方国家，奢侈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炫耀财富已不再是奢侈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平时难得收获的生活体验。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浪琴和雷达手表，梦特娇和鳄鱼T恤还曾经被国人认为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时人们对于西方国家的消费想象更多地建立在这些在现在看起来最多处于二线的品牌基础上。
奢侈品消费群已达总人口的13%
仅仅在数年之前，全世界奢侈品牌关注的还不是中国，而是台湾、香港等亚洲的几条“小龙”，再往前追溯，日本人在欧美一度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然而短短的几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人群越来越进入了西方顶级品牌的视野。
根据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研究，中国目前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法国巴黎百富勤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已进入奢侈品消费初期。该机构测算，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6年后将达到1亿个，户均拥有资产达到62万元。分析师认为，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的消费率还会不断上升，预计将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2020年的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在国际咨询行业享有声誉的毕马威咨询公司，日前公布了一份针对中国消费品市场所作的调查报告，报告称中国是蓬勃发展的消费品市场，报告还显示受访的绝大部分在中国经营消费品的外国公司都乐观地预计，今后5年内将达到盈利阶段。
此前有关报道说我国极有可能在今年底开征奢侈品消费税的新闻，也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兴趣。虽然最终没有了结果，但是至少反映了民众对这个事情的高度敏感。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都在中国设有分店。旗舰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代表了品位和财富的高级钟表、珠宝制造商卡地亚，自1992年开始在中国经营，目前在中国已有3家精品店，30余个销售点。卡地亚今年计划在中国再开7家专卖店。高档女装品牌普拉达(Prada)计划在明年底之前新开15家旗舰店；男装品牌Zegna计划在其已有的42家零售店的基础上，在十多个城市再开两家旗舰店和16家规模较小的专卖店；而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子公司路易·威登则计划今年在中国再开4家旗舰店。古奇刚刚在国贸商城和上海商城新开了两家分店，这样，它在中国的总店达到了7家。
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经济腾飞让中国诞生了不少买得起游艇的富豪。但中国富人还不流行这个，中国现在对私人游艇限制还比较严。文章认为，10年内33米长的游艇在中国将有市场，甚至不远的将来75米长的游艇在中国也能找到买主。
国内奢侈品的消费特点
在中国，花在奢侈品上的钱大约有90%是出自男性之手。但是，世界最大的精品公司LVMH(莫特·轩尼诗·路易斯·弗伊顿公司)在亚洲的投资公司却认为，更多的中国妇女开始购买著名品牌的产品来显示她们的独立地位和良好感觉。中国品牌战略协会认为，一个国家奢侈品的消费增长大概应该是其GDP增长的两倍左右。因此，当亚洲人面对突然增加的财富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富贵的标志”——奢侈品来表明自己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理需求。
普华永道的分析师岳峥指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和国外相比有两个不同点：第一，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大部分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在发达国家，这个市场的主导者是40至70岁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另外，对于中国人来说，奢侈品大部分还集中在服饰、香水、手表等个人用品上，而在欧美国家，房屋、汽车、合家旅游才是大家向往的奢侈品。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仍然不够富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西不同的生活方式：高密度人群助长了消费中的攀比之风。
在中国，人们对奢侈品的态度与几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几年前，人们还反对任何夸耀性质的奢侈品。但当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则喜欢以此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说，在西方，人们购买名牌十分谨慎，也只有那些“圈内的人”才能认出这是名牌，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中国高档消费品消费者的年轻化，缘于中国对节俭的传统习俗，这使得高收入阶层的老年人不会加入高档消费大潮。相反，高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年轻人更愿意尝试高档消费品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和心理需求。
在上海锦江迪生，经常会有顾客购买莱丽水晶(LALIQUE)饰品作为礼物送人。莱丽水晶对大多数人来说还不是熟悉的名字，但其价格却令人咋舌：普通的一只酒杯要卖到四千多元，一个花瓶的价格可以上万元，一套咖啡器具的价格则达到四万多元。以往极少有人在送礼的时候，会把发票一起附上。但是，如果这礼物来自锦江迪生，送礼的人则多半会附上发票。
新节俭主义：两栖消费者
几乎所有顶级品牌都来自欧美，但近年来这类奢侈品的主要市场却移向了发达国甚少的亚洲国家。一位慷慨的英国商人给自己的中国太太买了辆奔驰跑车，却不帮她买顶级时装，“在英国，要猜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先问他住在哪里，再看他开什么车，但绝不会看他穿什么。”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房没车，却穿着名牌到处招摇，简直太傻了！而顶级奢侈品也只会在顶级社交圈中出现，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会去追求———自己赚不来这些闲钱，就别瞎折腾，还是量力而行，乖乖买房买车，保障生活便利舒适才是第一。
这种新节俭主义如今也被越来越多国人所接受。在消费总量没有变化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消费重点，优化配置自己的货币收入，实现了局部消费水平的升级换代。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将这些人称为“两栖消费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消费领域运用了不同的消费预算策略，并用一方的收敛节俭来支持另一方的支出花费，从而顺利实现了局部消费水平的提高。他们犹如两栖动物，在水域和陆地分别按不同的规则来生存。”杨清山谈到自己曾经到过的一个中国内地小城，那里的人们在不知道“比萨”为何物的情况下，对奢侈的憧憬就是“等我有钱了，一定要吃一顿比萨”。
广告公司的王小姐也选择了这种较低消费频率和单次较高金额的消费，她挎了一只上千元的Ferragamo白色挎包，为了买这个包，她两个月没有买一件衣服，还经常吃盒饭，但是她觉得这只包买得划算：“相比套装来说，一个包可以天天带、背好多年都不会过时，而且挎上后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有人认为，一半奢侈，一半节俭的“两栖消费”，是一种强调务实、简单、随便的消费观，符合小康阶层的生活特征，也是对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一种比较积极的反映。
新奢侈主义：拼命赚钱使劲花钱
为时尚奢侈品而“排除万难”，思考尽可能多的花钱理由和形式付诸实施，并使自己最终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已经成为都市年轻人的必修课，以至于有些人还获得了诸如“月光女神”、“负翁”这样的雅号，叫人不得不感叹于他们全新的花钱观念。
虽然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孙菁的爱情到现在还没有着落。时间久了，她发现能排解郁闷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拼命赚钱，二是使劲花钱。“这两件事最能使我体会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既然精神诉求永远高不可攀，那就用物质消费来加以宣泄！”
一到假期，孙菁就会自费出门旅行，亚欧大陆她已经跑了一大半，上个月甚至宣称要去南极长城站。她可以买一万元一件的MaxMara参加酒会，因为对着一帮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太太小姐，这种感觉很“有趣”。对着衣柜里扔满的各式各样只“武装”过自己一次的LV、Chanel、Cindy故作咬牙切齿状说：“如果哪天我被炒鱿鱼了，就回来吃它们！”
奢侈品背后的财富原罪
同样是世界顶级的奢侈品，一位宾利公司的员工对那些可以花888万买一辆宾利728加长版的“神秘买家”的解读是“肯定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算他买得起他也不敢买。”能买而且敢买宾利的中国人是“在30至50岁之间，成功人士、社会名流，特别是一些演艺圈的名流”。
另一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的一位总经理为自己的顾客勾勒出另一副有趣的肖像：来自上海或者邻近的浙江某地，大多数是房地产业的老板，都不是中国各种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这些神秘富豪们虽然财产来源、规模、去向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确实在奢侈品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购买力。但是由于他们不少人习惯于在外地或者国外消费奢侈品，给国内的统计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上海锦江迪生商厦的一位副总经理只知道，在他们的顾客中，其他省市来沪旅游和公差的人“是如今特别能花钱的”。
近年来，相继有众多“问题富豪”落马，引起了国内一部分人士对于奢侈品消费的担忧。人们担心这些购买奢侈品的金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这部分“转轨富豪”几乎全都是“问题富豪”。他们财产的真实状况虽然扑朔迷离，但总的来说其来源一直让人怀疑。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他们没有把财产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以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引来了至今争论不休的“中国人仇富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