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中国经济瓶颈问题，必须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内需。而这需要进一步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土地私有化来解决。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新市民的住房问题，但这些问题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加以解决，并一定可以解决。茅于轼先生说：“为什么我比较赞成现在农村的耕地私有化？我们的耕地非常紧张，要把它用好。但现在全国各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土地配置不合理，造成浪费。这就需要调整用途，具体的问题需要灵活调整。” 著名新闻评论人，作家盛大林先生，独立财经评论人，财经作家杨连宁先生也支持土地私有化，并认为农村土地私有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语)”为什么说还地于民、还公产于民是政治改革？因为唯有交还出手中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才能改变政府不守本分，不务正业的现状，确保政府真正退出市场，不当球员只当裁判，只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平裁判，履行自己的本职。舍此之途，“权力配置要素”转变为“市场配置要素”的经济转型无法完成，权力资本化，垄断寡头与民争利的弊端无法根除，“由人治转向法治，由国家干预转向社会自治，不断限缩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江平语)”的政治转型更无从谈起。”” 最近数年来，在学界和社会上影响颇大的媒体如《财经》、《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等，更是连年不止地发表主张土地私有化的文章。《财经》杂志透露，在起草《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过程中，“2000年初，法律起草小组接到上级指示，要在新的法律中使承包经营权体现出部分所有权的性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已经非常接近于所有权”，“有学者谓之为中国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即使如此，周其仁仍然认为“改革要彻底，就应当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 总结起来，土地私有化有以下几点好处： 1.农地私有化有利于消除城乡壁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要富裕，必然减少农民的数量。这一点早已是共识。现在农村有大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其中的大部分在城市或外地打工，但他们很难真正脱离农村，因为他们都还有“责任田”。对于很多打工农民来说，这份“责任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看似一份财富，却有无法变现，实际上成了城乡之间一道无形的壁垒，也成了限制农民个人自由的枷锁。“责任田”还像是贴在农民身上的一张标签，使他们在“身份”上与城里人迥然有别。有没有“责任田”，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主要区别。这种户籍管理上的二元体制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首先必须消除“身份”上的差异，解除土地给他们带来的束缚。 2.农地私有化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城镇，集体经济基本消失，中小型国有企业以明唽产权为核心的改制也接近尾声，大型国企的改制也是早晚的事儿。但农村土地的产权却在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组之间不断地变换。虽然中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由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口外流等原因，土地承包的不断“调整”不可避免，而且“30年不变”总还是要变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为基本，天然地排斥集体所有等公有制形式。因此，要明晰土地的产权，并在农村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打破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把土地的所有权落实到农民手中。 3.农地私有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规模化和集约化，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却是平均主义的配置。虽然承包制下也可以进行土地的流转，但这种流转要受到很多限制。这种“大锅饭”式的土地制度，不仅不利于不擅于农业生产的农民向城镇转移，也不利于善于经营土地的人大展拳脚。中国的人均占有土地越来越少，必须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这就需要市场来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世界范围看，没有一个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是实行土地公有的；而土地没有私有化的国家，比如中国、朝鲜等，农业都相当落后。早在1943年，毛主席就发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贫苦。”在建国之后，我国也曾进行过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只可惜这种改革被紧随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所颠覆。 4.农地私有化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 多年来，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利用征地制度中的“漏洞”，采用“低进高出”等手段，大肆侵占农村集体土地，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净流失至少2万亿元以上。农地和农民之所以如此任人宰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地方政府及商家只需要摆平村组的干部就可以了。一方面是农民的权益大受侵害，一方面却是农民的收入低下。从数据上看，目前中国农民与城镇职工年人均收入的比例是1：3.1；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达到1：6。悬殊的收入差距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大幅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减免以及农民品价格的逐渐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城镇居民，因此城乡收入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如何才能缩小这种巨大的差距？把土地分给农民可能就是一条捷径。对于那些想离开农村的农民来说，卖掉土地就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从而得到在城镇创业、定居的“第一桶金”。当然，在远离都市的农村，由于土地的市场价值不大，专卖土地的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但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大的财富。 5.农地私有化有利于土地保护、提高土地利用率 在欧美国家，化肥已经不再使用，因为长期大量地使用化肥，会导致土壤的板结，严重破坏土地的墒情。但在中国，化肥却还在大行其道。并不是农民都不懂这个道理，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承包的土地并不属于自己，保护它只能是“替他人做嫁衣”。此外，由于我国的土地产权长期模糊不清，还造成大片国土沙漠化、水土流失加剧、森林覆盖率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土地撂荒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种在外国专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就是因为一些农民既不想种地又难以处置它。“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土地实行了私有，那么农民就会更加珍惜土地，就会加大对土地的投入，从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 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先生则对土地私有化持反对态度。他认为： 学界及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土地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中国著名的物权法学家孟勤国先生也说：“讲到实行土地私有化，我在中国还看不到这样的前景”。
总结起来，土地私有化的弊端及其不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土地制度安排要服从中国发展的大局，土地私有化这一制度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必须服从中国的发展大局，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任务是救亡图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要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且适应中国发展的特定阶段。在当前的中国，虽然GDP总值已经进入世界前三，但人均GDP仅及欧美发达国家的1/10，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且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并未真正在城市安居，而不得不往返于城乡之间。从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情况来看，中国城市化速度虽然会加快，但农村人口会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而且经济结构仍然以出口导向的低端加工制造业（世界工厂）为主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就业机会就仍然只能集中在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因为缺少第一、二产业利润的滋养而难以发展起来。在中国产业结构未能升级，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的情况下，若通过推动土地私有化来推动钟国的发展，那么未来必然会出现社会经济波动。 土地私有化以后，非农土地大大增多，致使非农土地总价值减少，反而不利于农民致富。如果土地私有化，农民可以自由地将土地非农使用，则因为非农使用的土地超过市场需求，而使非农用地的拍卖价格大幅度下降，其结果很可能是，非农使用的土地更多，却因为地价更低，而致非农使用土地总价值反而更少。 引起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土地私有化以后，地价上涨仅在城市和城镇周围发生，大多数农民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而土地私有化引起的土地集中却必然导致部份农民失业。由于资金大量向房地产领域集中，实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大为减小，失地农民的生活将更为困难。对于只有一套住房的城市和城镇居民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只会增加他们的虚拟财产，而实业部门创造就业能力的减小只会增加他们的失业机会。只有房地产商和相关行业人员、城市和城镇周围农民、房地产投资者才能大大受益。土地私有化只能造成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使我国本来就突出的两极分化问题更为突出，会加速社会的分化，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 中国国情和“三农”问题的四个基本事实决定了土地私有化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是一个人口大国和人均耕地面积小国。据统计，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峰值为16亿；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的1/3，排在世界各国的第120位。中国用约占7.2%的全球土地总面积，却要养活约22%的世界总人口。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即使是在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的理想状态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在一段时期内，日趋减少也将是必然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中国耕地总面积指标的控制，就成为十分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重大经济问题，而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不利于国家对这一指标的控制，是十分有害的想法。第二个基本事实就是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与农村现有劳动力素质普遍比较低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一矛盾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完全安置，不仅面临着总供求的矛盾，而且还受结构性矛盾的限制；就是说，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所需要的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还不能完全有效提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政府作出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殊处境和特殊利益。搞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兼并加速，更多农民失去土地，势必更多挤出农村现有劳动力。在农村现有劳动力素质普遍比较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有限、面向“三农”的服务业十分落后的三大前提下，必然进一步恶化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供需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失去耕地、又找不到工作，农民的生活状况也会恶化；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无论是滞留农村，还是涌如城市，都会影响到社会安定、社会和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若实施农村土地私有化，是一定会危害国家、危害社会、损害农民根本利益的。 第三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广大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现实，与广大农民期望改善生活愿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理解为减少农村土地数量、尤其是耕地数量和农民人口数量，短期内将农民大部分迁到城市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有三大考察指标：一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现代化、城乡经济一体化；二是农村基础建设的城市化，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到主要由政府投资的，与城市相同的路、水、电、气、排污、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便利；三是农民身份的城市化，即农民拥有与城市市民相似的社保和医保待遇及享有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其中，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农村土地制度必须体现集约管理、统一规划、科学调整、尊重民意、化解冲突的要求。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必然弱化政府对农村土地的集约管理，统一规划和科学调整，要么会增加农民个人利益与农村整体公共利益的冲突，要么会增加商业资本和大地主与农民个人利益、或农村整体公共利益的冲突，都无利于广大农民期望改善生活这一根本愿望的实现，很可能造成对广大农民利益的根本伤害，最终会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 第四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农村基层法制和自治制度不完善、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普遍较低、广大农民公民意识普遍淡薄和普遍比较贫穷的现实，与实行土地私有化对法制制度、执法能力、农民公民素质和农民富裕程度的较高要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中国这一矛盾的解决，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对此既应该坚定破题的信念，持之以恒地不断完善制度和不断强化教育，又不能心存任何幻想和企图走捷径，否则是十分幼稚的。在这一矛盾较好解决以前，轻率主张并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将加快土地向少数强权干部、少数强势农民和商业大资本的迅速集中，这些强势势力将造成建国以来对广大农民最大的生存权的根本性剥夺，中国的人权事业、尤其是广大农民的人权进步会面临最大倒退。农村土地私有化可以防止农村干部与商业资本对农民利益侵占的结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是根本不成立的；至于维护人权，反对官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将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私有化既有其利处也有其弊端，引用孟勤国先生的那句话：“实行土地私有，在中国我还没看到这样的前景”。由此可见，想要在中国实行土地所有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仅涉及民生，更是关乎国家根本，人民真正利益的大事，需要综合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地考虑。但是不管怎样，其着眼点始终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保障人们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不管农村土地能不能私有化，党和国家，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都会为了建设一个更加富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贺雪峰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2】茅以轼著.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 【3】孟勤国著.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 【4】潘家华，李景国等著.房地产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李清立著.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清华大学出版社，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 【6】卜一德主编.房地产实用书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