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近日的基金法二次审议中，有关部门建议：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非公开募集基金完毕，基金管理人应当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对募集的资金总额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达到规定数额的基金，基金行业协会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任何立法活动及法律条款的制定，首先必须考虑其本身的必要性及合法性依据。那么为何要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畴？我们可以将其与公募基金进行比较讨论。 目前的《基金法》主要是规范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为什么要对公募进行监管，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是针对社会大众发行而成立的投资工具，其所有行为与认购了该产品的社会公众（即俚语基民）息息相关。而基金的购买者及投资者在与基金公司的关系中又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基金公司因为信息及操作等多方面的便利，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而损害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正是出于这一基金公司与基金投资者间不对等的关系，同时基金投资者人数众多，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必须用法律来规范基金公司及基金管理人的行为。
所以对大多数人或者说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维护，是立法活动的合法性依据，公募基金符合这一点。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私募基金，因为私募基金的成立，只涉及极少数主体，公众化程度并不高。与公募相比，私募更像是几个人之间的私事。 更重要的是，在私募成立的过程中，基金管理人会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包括风险的提示以及风险出现后的应对，还有利润的分配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灵活解决方案。 与普通的公募基金投资者相比，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大多对基金投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而且私募投资者大多都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非常强，出现“非理性”行为的概率非常低。投资者及管理人合得来就合作，合作赚了钱大家一起分，如果持续亏损达到了清盘条件，大家就散伙，都是好聚好散。 也就是说，私募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基本上都可以在其内部完全解决，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运作，能够体现真正的市场主体意志及市场精神，基本上用不着外部的法律工具，更不需要行政手段。所以，对私募进行立法监管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存在。 想当年巴菲特创业的时候，就是以合伙的形式成立了巴菲特有限公司，替人理财，实质就是私募基金，后又收购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70%的股权，随后又将巴菲特有限公司解散，将其所拥有的哈撒韦公司股票分给合伙人。如果是在中国，这种操作根本不能想象。这种市场现象，也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出巴菲特的原因之一吧。 有意见认为，私募行业存在乱象，对其监管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试问，有了立法监管就可以消除乱象吗？对这一问题，答案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只要看看公募基金的种种做派就可以一目了然。 私募的投资运作特征也决定了立法监管不必要，尤其是私募股权基金及风险投资。这些基金的投资对象基本上都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而且这些股权大多并不在公共交易市场转让，对这种投资活动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有人会说，很多人打着私募的幌子行骗，但这有专门的法律解决。 至于投资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二级市场的证券私募，其投资活动则必须遵守国家、证监会及交易所所公布的法律、规章及规则，一旦违反，即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与其他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但这同样并不需要另外的专门针对私募的规定，没必要画蛇添足。 因此，我们看不到将私募纳入监管的任何理据。如果还有意见坚持的话，那么就只能猜想是为了创设寻租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