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不少人指出，想结束目前全球性经济危机，想要从旧的失衡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就必须修正危机前不可持续的增长所导致的各种不平衡，全球经济就需要实现“再平衡”。在我看来，这一过程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首先，不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必须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各种资产泡沫必须被挤压，债务和赤字必须得到清理和偿还，不管这个过程是多么痛苦。 在IMF追踪的1929年以来的14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很明显，信贷和经济周期已经脱节。这里的逻辑是危险的：各国政府为了救市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及市场上满溢的流动性已经引发了又一轮不负责任的放贷，而这恰恰是4年前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直接原因。虽然低利率对于那些依靠存款过活的人们来说很不公平，但对借贷者（投资者）—比如政府自己—来说却大有好处。它的总体结果是导致低收入者补贴政府和高收入者，而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去杠杆化”的过程还要求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降低金融虚拟经济所占的比重，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及盈利能力。2012年5月底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0家欧美大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累积了高达1.2万亿美元的现金，相当于它们总销售额的近7%。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英美两国，在正常和健康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是净借款者，而非净储蓄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企业看不到再投资的盈利前景而决定不再投资，它们无谓地将这笔钱作为营运资本储备或投入金融市场。这对市场的未来来说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越少投资，失业就越增加，市场需求就越萎缩，而这反过来使企业更不敢轻易投资…… 就这个问题来看，未来发达经济体需要加大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与社会安全网络，以提高生产率和工人竞争力，灵活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否则就难免会有一天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噩梦：无穷无尽的停滞、萧条、货币和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破产和社会政治动荡。 “再平衡”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就是，“消费”、“储蓄”和“投资”三者要取得合理的平衡。而这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层次。 综观全球，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但刺激消费并不是绝对真理。事实上，美国式的挥霍无度的透支消费模式正是本轮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美国人必须厉行节约，增加储蓄；而中国人则应当扩大消费，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当合理消费。为此，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近年来不懈呼吁：美国政治领导人必须停止攻击人民币，而是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贸易模式，为什么跟这么多国家的多边贸易都不平衡。 单就中国而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意愿强，不仅不是经济之忧，反而是未来强国之道。但中国消费比重低，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人民的收入在整体经济的产出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太少，中国人消费不起。其次，中国需要减少投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主导资源配置。 此外，“再平衡”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精准地把握好节奏和度，这里面本身就有一系列如何“平衡”的技巧问题。例如，发生债务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都不可避免地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然而，正如IMF最近一直强调的，长期来看紧缩是必须的，但在短期内过度紧缩的政策却并不可取。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同意凯恩斯主义，但如果私人部门的复苏尚未真正形成，公共部门又急剧削减，那么很有可能扼杀经济复苏的势头。因为紧缩意味着削减现有福利（包括养老金、医保水平、教育开支等）以及削弱政府在保障这些福利方面的作用。而如果大多数人收人减少，他们显然会减少消费，进而使企业的利润下降…… 以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为代表的温和派指出，发达国家短期措施的着力点应当是促进增长，紧缩应当跟随在复苏之后。实际上，赤字既是靠削减支出、也是靠增加收入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后者更为有效。而增加税收的前提是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单纯而过度的紧缩政策会损害这种增长。 综合起来看，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要提高市场效率，发达经济体则要打破政治僵局。两者说到底都是政治过程，都需要靠改革来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