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貌似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却突显出决策思维的日趋理性——据《中国经营报》10月27日报道，国土资源部已经确定从明年开始，终止带有违规用地补票性质的“6?30”政策（这一政策曾规定，地方政府在2012年6月30日前，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或消除违法状态、复耕到位的违规用地，不计入所在地政府的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 从表相上看，国土资源部对违规用地豁免权的剥夺，所显示出的“抑制用地需求”，似乎与国家发改委近期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密集批复，所彰显出的“放大用地需求”，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但是，跳出线性思维的窠臼，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之于我国的耕地安全，还是之于集约式发展的产业转型，国土资源部此番终止违规用地的“补票”政策，并非如表相所呈现出的政策冲突，而是亡羊补牢的必要之举。 事实上，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与耕地占用近乎成同比例的增长态势。在改革开放早期，呈星火燎原之势的乡镇企业，对耕地的占用自然是不言而喻；进入到90年代之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开发区建设热潮，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耕地占用现象；而在2000年之后，在开发区建设圈地仍未退潮之际，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即已全国铺开，其对耕地占用则更是“不同凡响”，圈地造城一度是其形象的代名词。 对此进行客观辨析，固然，我们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早中期，面对其时资本和技术的过于稀缺，通过土地和人力等资源优势进行对接，应该说相对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因此，这一阶段通过相对牺牲耕地以换取经济增长，应该说具备一定的相对合理性。但是，在度过这一阶段，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并奠定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之后，仍然痴迷于资源（包括耕地和其他自然环境）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则不仅难保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我国资源（包括耕地）所无法承受之重。而对于2000年之后兴起的房地产开发浪潮，我们同样不否认，适度开发建设对于改善民众居住条件、集聚城市主体功能，均是极为必要的，但是过度超前的房地产开发，则在滋生出高房价泡沫的同时，不仅日益触及我国的耕地安全红线，更由此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群体性征地纠纷。 为了防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耕地的过多占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环境隐患，决策层早于2003年即已启动了开发区圈地整治和房地产调控，此后历年亦均强调不断，2006年更将18亿亩耕地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列入到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之中。而对于民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决策层早已三令五申，要求信息公开，及时与民众沟通，实现科学发展。
可惜的是，在确保经济年增长8%以上的潜意识以及地方政府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之下，诸多初衷良好的调控政策，在实践中，却往往异化为地方政府的偷梁换柱、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的形严实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经济突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时，为了缓冲压力并尽快复苏，其时令全球所瞩目的投资刺激计划亦被瞬间推出，对此我们姑且不作实际成效的评估，但客观上却对此前的耕地保护政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个别地方罔顾中央精神，藐视民意之行为，也如症候一般不时发作。 可喜的是，在我国经济持续下行之当下，面对新一轮已然启动的地方投资刺激计划，国土资源部此番不仅真正回归职能本位，及时终止此前通行的违规用地“补票”政策，国家发改委亦将兼并重组作为新项目的审批前提，以期减少重复建设以及过多占用耕地等乱象，从而避免新一轮投资刺激引发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冲突。 经济增长切莫以牺牲耕地为代价，切莫以牺牲自身后代安身立命的家园为代价。这不仅因为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久，更因为我国耕地安全以及由此延伸的粮食安全已处于警戒线。之于当下而言，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令行禁止，切实扭转以牺牲耕地、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此同时，决策层更应相对淡化投资刺激稳增长的重要性，而应通过制度性改革激发经济的内生活力，并以此避免对耕地保护的阶段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