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话题四：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5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关、停、并、转，并妥善安置了员工；上财富500强榜单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至2012年的54家……在过去的近十年里，国企改革完成了将国有企业带入市场以及初步建立现代企业组织结构框架。但这个过程中，国企的经济拉动效应受到地方追捧，一定程度上让某些国企滋生了“特权”意识。 现在，完成阶段性使命的国企又站在了改革的路口。但是这一次，他所背负的使命不仅是自身的壮大，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是其新的考验。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成为焦点。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李怡宗教授曾参与台湾地区企业民营化的研究并协助相关人士进行决策。他表示：“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国企改革中最关键的因素。” 国企是否退出，竞争性不是唯一标准 国企改革不能“一刀切” 《中国经营报》：国企改革中，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 李怡宗： 我们看到，最近国务院公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时指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 这样的举动表明当前政府的一个态度——对于是否介入各项活动会进行必要性评估，将市场竞争因素纳为重要考量。在“十二五规划”中，政府对国有经济做了战略规划，因此政府并不会采取放任的态度进行改革。这种逐步降低行政干预，让市场化逐渐发挥功能，完善公平竞争的环境，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方向。 政府采取的改革方向，应将经济发展、企业间是否能公平竞争、人们对国企的观感、以及老百姓们的生活福祉一同纳入整体考量。 《中国经营报》：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工业中应占多少比重是争议的焦点之一，有些观点提到，未来应将国有企业的比重削减至10%以下，是否有这个必要？ 李怡宗：国有企业在工业中应占有多大的比重，不是“一刀切”的问题。应该针对产业分类，逐一依据未来目标、现有状况进行分析，可以类似商务部所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一样，对不同产业做不同的规划。至于短中长期的进程，也应考量相关配合措施的完善程度而设定目标。 从过去国际上民营化的经验来看，国企的退出是否会变成私人独资和家族企业，跟国企改革的方式有关，为了避免这样的疑虑，重点在于改革方式的选择。 《中国经营报》：国企改革引发争议的另一个焦点集中在对于国企经营效率的质疑？ 李怡宗：国企和民企谁更有效率，应该考虑更客观、专业的方式验证。现阶段， 由国资委发布的报告就如同由公司高管评估自己的绩效，而国际机构提出的看法就像海外分析师对公司所做的分析，在这样环境下，要是能有客观第三者采取专业的方式出具报告，也许能降低争议，让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有用性产生较大的信心。 过去看到的一些报告往往是以较为宏观的方式进行评估，实际上在评估企业绩效方面，有许多较为微观的指标和研究设计可以参考。如果纯粹要从财务的角度分析国企的效率或绩效，评估的专业性与细致化应该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的方向。例如，财务报表分析已有许多常用的经营效率指标可以使用，而且指标的采用应该要符合产业的特性，比方说存货周转率是许多制造业所关注的，百货业则应该要关心每一平方米创造的收入这个指标，对于金融服务业应该会重视每位员工平均创造的收入这个指标等等。 《中国经营报》： 决定国企改革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李怡宗： 国企在过去十年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整个经济与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 国企改革是否还有值得改善的空间，仍亟须思考。例如有一些意见集中在对国企过去经营效率提出的质疑或例证；相对于民企而言，国企有着上市比例较高、较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倾向，甚至有文献提出国企存在寻租现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民企的发展有可能受到不公平排挤。有些意见应该可以作为国企改革未来的动力的或着力的方向。 未来的国企改革方向，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的自我定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国际上，许多政府调整了“大有为政府”的心态，而走上了国企私有化的道路，这样的思维值得我们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中不断深思。 李怡宗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下一阶段国企改革可以采取哪些途径和关键措施？ 李怡宗：从1996到1999年这4年间，我个人一直参与台湾地区企业民营化方面的研究，协助相关人士的决策。除了探讨政府该如何对民营化的过程与绩效进行审计和应对以外，采取释股方式的民营化如何做好股权规划，也是研究重点。 纵观国际上的经验，国企改革应该是分产业、分阶段、按企业状况而进行的。某些产业如果现阶段还有政策任务需要承担，或是产业结构尚未适当调整，恐怕还不适合贸然推行民营化。某些领域如果已经不承担政策任务，且国企的经营也没有效率的竞争优势，就应考虑采取各种适当的途径进行改革。 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企是否仍应负有原来的任务也该时常检讨调整。如果有不涉及公权力的新兴业务出现，不需政府自己执行的话，可以考虑采取 BOT或委托经营等方式，如此民营化兼具吸引游资、纾解通货膨胀的功能。 一旦采取民营化的目标确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公平竞争环境的建立、主管机关监理的落实、企业经营方向的定位、员工权利的维护、股权的适当规划都成为改革的重点。 在台湾地区的民营化过程还有三点重要的措施，值得参考。第一、如果某些企业原来负担着一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在改革的过程，会思考如何将行政职能与企业经营分离，达成“政企分离”的目标，而避免让企业一直担任“球员兼裁判”的角色，这样较能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二、不利于公司企业化经营的一些束缚（如：政策任务、制度或常规），设法予以解除或改善；第三、整个改革是否能顺利推进，与政府相关部门、公司经营层、员工、投资人、国民等各方的沟通密切相关。
《中国经营报》： 国企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还是使其更多地参与到竞争中去？ 李怡宗：国企是否应当退出，竞争性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 确保企业持续保有提升竞争力和服务的精神，确实是个重要的观点，可是市场竞争是否就一定是万灵丹呢？市场失灵的状况如何避免？重建良好的市场秩序便成为推进改革过程中应该同时重视的一环。 “如果没有国企，中国的民企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提出这样的论点的同时，应该要更具体的说明为什么国企有能力参与跨国竞争而民企不能，国企这样的竞争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样的基础对于全体的人民是否合理、是否该承受，决策者应该以全民福祉为主要的取决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