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经济：存在即合理？

牌照不限于电信领域，也不只是中国独有。牌照不但在“保护”一部分手机生产企业，也在“保护”一部分金融企业、流通零售企业……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正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伴随在开放的脚步声中保护自己的企业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牌照资源本应该成为一种社会资源，而不是成为某些企业的自有资源。

牌照似乎已跨越产业的边界，甚至其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倒卖资源，越界却又不违法；灰色经济，以存在阐释它的合理性；摆在台面上的政策和现实中的对策同样真实。回过头来，表面上只是一个行政问题的牌照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市场问题，其解决办法绝不是“废除”或者“保留”这么简单。

手机牌照 五年之痒

虽然“5号文件”对保护起步阶段的国产通信企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那些企业的迅速壮大，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手机牌照制度在各种各样的合作、合资操作的冲击下已经背离了其五年前的初衷。手机企业“大赚五年”的传奇引来了不少的羡慕，更有不少人跃跃欲试。一时间作为亿万生意通行证的手机牌照顿时成为了“战略物资”。手机市场的各路潜流早已涌动多时，国有的、民营的、外资的，各路背景的资产为之聚集，而单纯依靠牌照生金的空手道—牌照拥有者赚得远比自己经营手机企业轻松多了，中电、普天等企业于此道谙熟已久。现在，随着行政审批许可制度的松动，做IT的、做家电的以及其他出身的一些中国市场的迟到者们又一阵子敲门声紧。

2004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国务院有关行政审批项目的保留条目中已经没有了“移动通信类产品”，伴随着全国工商联对业已实施五年的中国手机牌照制度的炮轰声，长期以来游离于手机市场之外的一大批企业似乎看到了拿到手机牌照的曙光。但是，手机牌照争论的另一主角信息产业部的态度依然不甚明了。

手机牌照之累

“手机牌照有得谈了。”2003年年末，一位在手机市场边缘徘徊已久的企业老板带着一股子兴奋这样说。半年之后的今天，同这位老板一样苦等牌照的明基品牌部负责人说：“手机牌照还是感觉得到，摸不到。”虽然之前明基通过同中电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手机市场，但是一两款手机、月销售3万台左右、局限于二、三级城市的现状显然不是这家有志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影响的公司所能接受的。

比明基更为郁闷的企业也绝对不在少数，据外电报道，有20家左右的国内外企业由于受阻于手机牌照问题而根本没有机会角逐中国手机市场。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在他们看来，阻止它们进入市场的手机牌照制度自身在各种各样的合作、合资操作的冲击下已经背离了五年前的初衷。

1998年12月，信息产业部和原国家计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5号文件”。据有关人士介绍，该文件的主要内容即是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生产项目的立项、审批，对移动通信产品生产企业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等。信息产业部共向37个公司发放了29个GSM手机生产许可证和20个CDMA手机生产许可证(有14家同时取得GSM及CDMA手机生产资格)。在随后的2000年初，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又下文件“暂停审批GSM移动通信产品新建生产项目”，之后就一直未再发放手机生产许可证。

在中国移动通讯产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内，包括神州数码、京东方、创维等企业却由于没有手机牌照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机企业“一夜暴富”。

业内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政府的计划调控职能保护和扶持国内的移动通信产业，所以在计划审批上的倾向性非常明显。而事实上，“5号文件”对于保护起步阶段的国产通信企业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内手机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最近几年从零起步做到占据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再做到最终在市场份额上超越外资品牌，有关部门所出台的类似保护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这五年中，中国手机产业让人惊叹不已的发展速度让很多人看到了手机生产牌照制度不合时宜的一面。不久前，全国工商联在其《关于进一步推进国产手机制造行业的建议》中对手机牌照制度提出了质疑。该报告认为，牌照制度未能从根本上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通过牌照控制来限制国产手机生产数量，提升国产手机竞争能力的初衷没有实现，相反不尽合理的游戏规则却使牌照成为稀缺的垄断资源。试图由牌照制度确立的秩序反而导致了市场的混乱无序。牌照制度形成的行业准入壁垒，限制了国内新的资本与新的技术力量的进入，大量有能力投入深度竞争和技术研发的企业被挡在了门外。牌照制度和定点生产不利于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和优胜劣汰。基于这样的判断，该建议指出应当放开手机牌照制度，在手机行业内引入充分的竞争机制。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迹象表明这一建议同信息产业部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信产部松口不松手

电信业只能是一个比较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的行业。前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到了包括手机产业在内的中国信息产业市场的方方面面。中国信息产业的决策者们认为，这个行业必须是一个在政府管制下的有序竞争的行业，独家垄断是不可取的，过多发放经营牌照导致过度竞争、导致社会资源极大浪费更不可取。

在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之后，手机生产牌照政策一度被认为将松动，甚至完全放开。但是，中国信产部高层在最近已经明确表态，虽然信息产业部自己也认为现在的牌照制度有必要做一些修改，而且信产部也正在与发改委协商修改目前的政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手机生产仍需审批。

信息产业部对于中国手机市场的基本认识是：产销基本平衡，有一些企业经营不佳，面临淘汰的危险。手机牌照一旦放开，可以想象的是中国批量涌现的手机生产厂商将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也让信产部高层非常担心。

一方面，有20家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内地的公司向中国省级政府部门或信息产业部提交了手机牌照申请，另一方面，部分牌照的持有企业的市场表现不佳。这两点都促使信息产业部重新审议手机牌照的发放政策。

“我们已经收到了国内外多家企业的申请，它们都希望获得手机牌照以便在中国生产手机，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副司长王秉科表示。 “一方面很多的企业都希望能进入手机生产这一行业，而另一方面，部分牌照的持有者生产规模严重不足，缺乏竞争力。有些已经取得牌照的厂商每月的手机产量仅有2万部，这样的企业要在手机生产行业生存非常困难。”

王秉科对外透露，目前对手机牌照发放政策的审议还处于最初阶段，因此短期内该政策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他说：“我们就手机生产行业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探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提议出台。”也就在不久前的媒体沟通会上，信产部一位高层明确表示，按照市场原则，手机的市场准入应该完全放开。但是，中国目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宏观调控在市场手段之外还要辅助一定的行政手段。

牌照已经不是问题？

不过有很多企业对外界广泛热衷的手机牌照话题并不感兴趣，夏新的一位高层认为，国内手机产业的大势已定。新进入者已经很难通过取得一张牌照就能改变整个的产业格局，真正有意于做手机的企业，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际企业基本上都已经进入手机产业。

“牌照的壁垒作用和影响力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对于这一点，业内不乏有赞同者，虽然有牌照壁垒的现实存在，但是却有多个企业在中国手机市场成功上演“曲线救国”般的牌照攻略。

2001年8月底，软件起家的托普收购国威电子，投资6亿元人民币在成都建厂，用其牌照生产托普手机；2002年初，联想破费9000万元人民币和厦华合资建厂，收购厦华的手机业务；2002年4月，民营企业侨兴斥资3.2亿元收购中电通信65%股份，以净资产溢价70%的价格争取到了中电通讯的CDMA和GSM两张牌照；2002年夏天，多普达手机依托中电集团旗下的武汉中原电子公司现身手机市场；2002年年底，青岛澳柯玛集团与广州南方高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CDMA手机项目的协议；2004年初，被牌照挡在中国内地市场门外的中国台湾手机厂商明基通过和中电通信合资的方式进入内地市场。

LG借牌浪潮，金正假手托普，韩国VK、伊诺借牌厦门中桥，其它如紫光、上奇、神达、易美、酷派等等企业也各自有各的寄生渠道。牌照在这些人面前根本不是问题。也正是因为牌照交易的频繁发生，有些牌照持有企业甚至干脆变身为牌照经营者。因此，从37家持牌企业却滋生出近百家手机生产企业。而其结果已经变成，对于有些企业来说，要想从信息产业部取得一张手机生产牌照绝非易事，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事情本没有必要如此麻烦。

牌照经济：存在即合理？

牌照并非电信独有也并非中国才有。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各个国家都会实行严格的监管和准入制度，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护本国民族经济。但问题是，当国家经济体制尚处在特殊时期，牌照也成为稀缺资源时，利益已经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

牌照并非电信领域独有

2002年底，全国政协委员、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将他准备了一年之久的《商业领域过度开放报告》公布于众，这一被称为“炮轰中国零售业”的举动在当时震惊了国内外。报告指出，外资在零售业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并将外资违规进入上升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呼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惩戒，该报告最终引起高层关注并获得了肯定批示。

张宏伟认为，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争得了有限的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期，政府要在短暂的保护期内尽可能给中国企业赢得时间、创造均衡竞争的经济环境，这是中国流通企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国家应在宏观政策层面，对开放服务贸易持理性态度，有计划的逐步开放，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市场准入规则。

张宏伟的“炮轰”也让众人头一次在公众场合看到了来自民间的、超出常规的，对“牌照”的最为强烈的一次反应。

牌照的普遍意义

在金融领域，牌照的审批发放更加严格，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全由牌照说了算；在流通领域，牌照的放开与否至今仍是某些跨国企业的心头之重，前不久风传雅芳将获得国内第一张直销牌照，尽管只是传闻，但也已经让安利坐卧不安；在交通、医疗、教育等公用事业方面，有关牌照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市场的热烈反应，因为那意味着巨大的利益。

事实上，牌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在全球许多国家，牌照仍然是市场准入制度的象征，在某些领域，牌照甚至不可或缺，比如电信、金融和公用事业。对于这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国家一般实行严格的监管和准入制度，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尽管全球经济越来越趋向开放、融合，但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废除了牌照制度。

比如在3G这样替代性的产业启动面前，通过发放牌照选择有实力的竞争者以及进行技术试验以决定何时上马3G，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一致做法。自1999年3月芬兰发放全球第一张3G牌照开始，至今为止已经有45个国家发出了总共100多张3G牌照。在2001年前后，3G的热度达到了顶点，对未来的憧憬使运营商们既使在面对高昂的牌照费用时也纷纷慷慨解囊。2000年4月，英国在全球首次以拍卖方式发出5张3G牌照，225亿英镑的总价让政府出乎意料；在德国，6张牌照共拍卖了458.5亿美元，平均每张的费用高达70多亿美元。

尽管有人认为过高的牌照费和网络覆盖要求让运营商不堪重负，以至于影响了3G在全球的推广进程，但应该承认，国外3G牌照发放的基础仍然是市场调节，欧美运营商愿意出大价钱为牌照买单是由于当地电信市场盈利水平较高，而在亚洲和非洲，同样采取拍卖形式的3G牌照发放就远远不如欧美市场热火朝天。在2001年4月举行的新加坡3G牌照拍卖会上，仅有的3家竞拍者无一出价，导致拍卖流产，最后作为拍卖标的的4种3G频段使用权只能以底价出售给三家运营商：新加坡电信、Mobile One Asia和Starhub Mobile。可见，牌照经济在3G问题上起到的仍然是规范市场，而不是制约甚至阻碍的作用。

金融行业同样面临着牌照问题，而在这个行业里需要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国家往往通过掌控牌照来实现对金融业的协调监控。以全球第七大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香港为例，银行牌照实行三层分级制度，即持牌银行、有限制牌照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三类银行机构组成，只有持牌银行和有限制牌照银行才可称为“银行”。目前持牌银行136家，有限制牌照银行42家，接受存款公司为37家。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均需取得相关牌照，虽然目前混业监管逐渐在全球成为趋势，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放开对金融准入的限制。

而在中国大陆市场，牌照同样是金融业发展的风向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6月表示，将考虑增发新的金融牌照，民营银行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突破口。在金融衍生产品牌照方面，2004年6月，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和日本三菱四家外资银行首次获得交易牌照。目前中国金融业已经通过QFII（合格境外投资机构制）向外资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前不久证监会批准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美林国际QFII投资额度7500万美元。至此，央行已批准的QFII达17家，其中15家获批投资额，合计为19.5亿美元。

挑战牌照经济

在外界看来，拥有牌照似乎就拥有了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大部分条件，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从形式上看，牌照的确是一种权利的象征，而从本质上看，牌照不过意味着对某个产业的规范管理和科学经营。极少数时候我们或许能看到，某一个企业因为手中拥有牌照而在业内呼风唤雨、坐享其成，而那多半是一个还未开放的垄断行业。幸运的是，今天这样的行业已经越来越少，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必须设法在拿到牌照之后找到他们的用户和盈利点，否则拿到了牌照也只能换来一时风光。

在3G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不够成熟的技术本身而不是牌照拖住了运营商的脚步。而在另外一个行业—连锁网吧，牌照同样不是决定性的力量。2003年，国内10家有资格经营全国连锁网吧的企业中只有一半拿到了牌照。而在取得牌照的长城宽带、中国联通、瑞得在线、中青和首创网络这5家中，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连锁网吧建设的目前只有长城宽带和中国联通两家。网吧业目前的盈利水平和国家对网吧的加强管理让一部分企业对这个市场望而却步，而在拿到牌照的企业中，也面临着全国牌照在地方省市“落不了地”的尴尬局面。

根据规定，拿到全国牌照的企业要在地方上开展网吧业务必须再申请地方牌照，而另一方面，在地方申请经营网吧并不需要全国牌照，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不对等的障碍。正因为如此，一些希望在网吧行业大展身手的企业并不看重全国牌照，在他们看来，在大城市高速发展后收购、合并中小城市网吧的路线操作起来更加实际；而对持有全国牌照的企业来说，“落地”的难度和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目前看来，这个市场的复杂程度让牌照有些无能为力，这显然出乎当初发放牌照方文化部的意料。

拥有牌照不一定致胜，而没有牌照也不意味着绝对禁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行业很难用清晰的业务来界定，不断的创新让他们借助自身的势力向边缘领域扩张。在赢得了用户和市场的认可之后，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得不承认，牌照问题迟早将不成为“问题”。

1995年，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汽车产业，李书福和他创造的吉利汽车成为了首家进入汽车领域的民营资本，今天这个队伍已经又增加了比亚迪、长城、华晨等一批后来者。牌照问题曾经是摆在民营汽车企业面前一道绕不过的路障，而现在它已不再是最大的问题。

另一个例子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小灵通，尽管电信和网通至今都没有移动业务牌照，“无线市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信产部首肯，但这并不妨碍小灵通赢得6000万用户。如今，虽然它作为“固话的延伸”还被禁止漫游和双模切换，广东却已经悄悄上马双模小灵通，长江三角洲则实现了小灵通漫游。

1999年下发的“国办82号文”明确规定了电信和广电部门的业务不得交叉，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广电企业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在变相参与电信业务，而电信和互联网公司也在内容上涉足到了广电业务。2004年6月，中国网通旗下的天天在线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网上传播视听节目业务资质，中国电信集团旗下的互联星空同样正在申请这一资质，广电和电信的“违规交叉”已经是大势所趋。

相互调和的产物

对企业来说，牌照是难得的资源，对政府来说，牌照则是调控市场的手段。在有些地方，牌照的确起到了规范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牌照则开始约束甚至阻碍日渐兴起的行业和产业，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这个问题显然很难有一个确定而普遍适用的答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域，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协调，而牌照正是双方调和的产物。

不仅在电信领域，在其他产业中，牌照的约束作用也开始日益明显：牌照的拥有者们已经意识到手中的资源如果经营得当将会产生怎样的效益，而牌照的发放者们却还在苦于协调市场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发展汽车产业成为中国市场的主导声音，上海的私车牌照费用仍然比其他城市高出数倍，甚至达到了首都北京的3倍。上海市面对政府最高层的鼓励政策拿出了自己的对策，那就是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城市通过高价牌照严格控制私家车的保有量。至今为止，上海对牌照的限制仍然没有改变，这或许是牌照经济作为调控手段最有力的坚持。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尽管大部分人在以种种手段绕过牌照的同时抱着“闷声大发财”的心态，但总有一些充满个性和责任感的企业家站出来，对不尽合理的牌照经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声音被认为是来自市场的挑战，但同时也成为政府部门调整牌照政策的重要线索。

作为张宏伟2002年“炮轰事件”的后续进展，商务部颁布的《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于2004年6月正式施行，详细的实施细则目前也正在讨论制定中。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在今年全国流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上表示，未来5至8年内，国家将重点培育15到2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地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可喜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百联集团这样的大零售企业集团。

牌照经济的“粮票思维”

一面是利益之争，一面是情理法的冲突。源于有限保护下的适度竞争，却变幻成了寻租经济、以致上下两难。

当我们坐以论道，常常忘不了嘲笑那个布票、粮票、肉票的时代，却往往遗忘了那个时代的短缺经济。而在市场极度繁荣，国外投资者纷纷涌入之时，“粮票思维”又重新提上了议事议程。牌照缘于一种不确定的恐惧，先是（现实的）担心太少，后是（虚拟的）担心过多。

电信业的手机牌照起源于“审批政策”，原是为了扶植国内的移动通讯产业，但是发展至今，国外巨头该进的都进来了，民营企业还在痛失牌照中嗷嗷待哺。那些美好的初始愿望—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保护国内企业，都演变成了牌照审批、执行、运转中的寻租经济：贴牌的继续贴牌，没技术的照样没技术。

这个牌照取消了，那个牌照依旧会竖立起来。牌照已跨越产业的边界，其本身甚至就是一个产业。倒卖资源，越界却又不违法；灰色经济，以存在阐释它的合理性；摆在台面上的政策和现实中的对策同样真实。牌照简直有成为本世纪最大的泡沫经济的“增长潜力”—欧洲的3G牌照因过于昂贵已损害了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换一个角度设想，如果所有的牌照拿到网上来拍卖或招标，保证过程中的透明和公正，结果又会怎样？没有牌照，天下会大乱？也许会大治？我们似乎不能把视野仅仅局促在这张薄薄的纸片上，更大的背景是，有限制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是否会利于分工？是否会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印度的联合牌照制度就是眼前的一个榜样。

无论怎样思考，牌照经济既然无法绕过，也就不必躲避。它是经济生活诞生出来的一种现象，有利也有弊、有长也有短；有的行业需要牌照的庇护、有的行业则视牌照如敝履。对于政府，牌照可以滋生腐败，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和调控手段；对于企业，牌照可以是一种肯定，也可以变为否定；对于消费者来说，认牌照和认品牌一样，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保持服务的质量，然而如果牌照失控，品牌只是损害了企业的声誉，而牌照损害的则是国家的声誉。

牌照一张薄薄的纸，牵动的是千万人的心—当牌照经济在中国已冉冉上升为一种经济现象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炙手问题。

关于手机牌照的几大争论

是去是留？是减是增？现在尚无定论。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制订新的游戏规则？

整个行业有关于手机牌照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都在争执什么？以下是我们根据几大热点整理出来的主要观点。

牌照：手机业曾经的功臣

马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战略研究室主任）：不可否认，手机业的繁荣、国产手机的兴起都离不开手机牌照的功劳。政府在国内移动产业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制定了包括牌照控制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严格控制移动通信产品的立项、审批，外资按限制乙类项目管理；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力度，把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并由信息产业部提计划，计委列计划，外经贸部根据计划批准配套件及零部件进口；对外资和独资企业在技术转让、生产规模、内外销比例、本地化配套率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这些政策一是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对外商在研发、出口等方面的限制性政策成为促进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大量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同时，也带动了配套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如诺基亚在北京的星网工业园项目；二是促进了本地品牌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促进了中国移动通信的普及，用户群体快速增长。政府对市场进入的限制，阻碍了国外二线品牌的进入。在跨国公司难以完全满足国内市场多样化需求的背景下，本地品牌借助境外OEM/ODM厂商的资源，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在国内市场寻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的手机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有限保护下的市场竞争”政策。

牌照是废除还是保留？

全国工商联：手机牌照制度非改不可。取消行业准入限制，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国内有研发制造能力和资本优势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手机行业，让更多的民族品牌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增强民族产业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信产部：手机生产牌照的审批制度不会取消，但今年年底之前将对准入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

庾志成（信产部移动通信研究室主任）：手机牌照制度作为限制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保证国内手机企业的基本利润的手段之一，在未来几年之内有其存在的价值。政府可以适当扩大许可证的规模，让更多的有实力的民族企业进入这个领域。这不但可以降低市场进入的门槛，也能够消除那些不求进取、仅仅利用牌照资源过活企业的生存环境。

朱金周(信产部通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手机的属性看，手机现在虽然仍然被当作通信电子产品来管理，但是随着3G手机的出现，以及传统家电行业的数字化步伐加快，尤其是技术融合演化，PC、通讯和消费类电子将很难划分彼此的界限，手机作为消费电子产品的属性越来越明显。如果作为消费电子产品，继续进行手机生产行政审批没有道理。

信产部某研究专家：牌照最迟应该在3G启动前取消。牌照限制并没有限制产能，也没有促进技术进步，应该及早取消。如果手机行业能够形成相对合理的利润水平，那么价格信号和盈利水平将会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而非利用牌照来进行市场准入控制。个人以为，牌照问题在国内3G产业全面启动以前需要给予解决。牌照政策的数量控制助长了行政保护下的创新惰性。

马骏：明确取消牌照的时间表。牌照政策的初衷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促进本地品牌的成长，当本地品牌进入发展壮大阶段后，牌照政策弊大于利。首先，牌照政策的市场保护作用不大。本地品牌可以从跨国公司手中夺取一半的市场份额，说明在国内市场已经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第二，牌照政策不利于产业重组。牌照的稀缺抬高了弱势企业的身价，阻碍了企业的兼并重组；第三，牌照政策阻碍了技术融合。手机产品的发展趋势是智能化、业务和功能多样化，牌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量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企业的进入；第四，牌照政策弱化了企业研发动力，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五，牌照政策不能控制过度投资。有限牌照也会产生过度投资，牌照的稀缺性更加刺激了市场进入的积极性。

实际上，许多企业通过“借牌”已经进入，政府也没有有效的控制手段，牌照只是提高了新进入企业的成本。总之，“牌照限制”减少了产业的活力，落后企业难以退出。为减少政策变动对企业的冲击，可以逐步放松牌照限制，增加牌照数量特别是允许有能力的企业进入，并制定取消牌照的时间表。

孙雨泉（普润新达高级合伙人）：手机生产不应当有牌照，但取消牌照对既得利益方影响很大，再加上信产部有审批的习惯，我认为手机牌照能否取消现在还不好说。另一个不乐观的原因是，目前已经在中国市场拿到手机牌照的几家国外手机厂商的所属国在WTO中都有显著发言权，他们对中国手机牌照取消不会持积极促成的态度。

即使取消牌照，从发文到执行中间的过程可能还会有变化。举一个例子，1999年电信管理条例里规定了一些包括增值业务在内应当放开的电信业务，但实际上企业去申请审批仍然非常困难。

又一个“彩电业”？

信产部：不取消手机牌照理由之一是目前希望进入手机市场的企业实在太多，在政府审批取消后，手机很可能将面临类似彩电业的过度竞争状况，造成整个行业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在通信行业正逐年上涨的情况下，主管部门不得不对此慎重考虑。

马骏：手机产品同时具有功能特性和时尚特性。功能特性包括语音电话、视频电话、文字和多媒体短信等。时尚特性指手机的形状、颜色、质地等。厂商针对每一个细分市场的产品都必须进行功能和时尚的二维设计，每维特性又具有丰富的选择和组合。手机产品的多样性决定了产业的组织结构特点，从理论上说，手机产业有可能存在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品牌，不太可能出现类似“电视机”和“个人电脑”产品的“同质化”竞争，甚至出现“过度竞争”的局面。

朱金周：牌照垄断不能建立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放开市场最大的好处是挤压市场的泡沫，实现资源整合，形成良性竞争，促进产业发展。多元化竞争有利于实现优胜劣汰，仅仅持有手机生产牌照不再是企业生存的资本，没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手机市场将出现竞争新格局。并购重组是手机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手段，由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干预引发产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发挥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我国手机产业还将从科研、生产、销售等方面全面重构产业价值链，最终成为手机产品生产、销售、出口大国，并带动相关电子产业的发展。

后牌照时代的政府手段

马骏：要调整产业扶持政策，特别是要帮助本地企业整合境内外资源，加强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地手机企业的成长环境与跨国公司的成长环境不同。当前的手机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产业分工深入，技术创新特别是跨国公司之外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收购外部资源或通过战略联盟获取竞争优势。其次，要帮助本地企业克服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上的障碍。技术标准的国际游戏规则是跨国公司领导制定的规则，中国政府要支持和引导本地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

信产部专家：未来的政策重点在于调整产能结构，促进联合开发，完善产需衔接。牌照数量限制政策可以被重点项目审批、差别信贷、强制技术标准等手段替代，手机企业在进行一般工商注册登记后，需要接受事中和事后的市场监管。所以，撤销牌照并不能自动解决手机产业存在的总量过剩和结构缺陷的问题，需要后续政策及时跟进。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而言，政府调控依然必要，但应当谨慎采用严厉的数量限制政策，除非具有技术、经济上的合理性，并符合法定的管理程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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