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背后
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股市一泻千里,屡创新低,至今也没有好转。而这期间,中国的GDP还是维持增长,且增速从没低于8%,位于全球第一。中国股市与经济不匹配的原因被很多专家分析过,比如过多IPO导致股市失血,大小非股东不断大幅减持股份套现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些中国股市自己的特征。 从1989年试点到2012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股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中国股市的很多“特色”并不合理,这些不合理导致中国股市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股票流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应该是为上市企业创造融资环境,这一点中国股市倒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融资之外,股价涨落应该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这一点,中国股市的反映就扑朔迷离了。对于股票市场的另一方参与者——投资者,把投机当成了投资,价值投资者竟然成了亏本最多的一群人。 市盈率泡沫 市盈率可谓股市指标中最重要指标之一,因其含义通俗易懂,计算方法简单而一直被投资人使用。例如,2006年4月3日可口可乐公司股票价格为42.17美元,其近12个月的盈利为每股2.04美元,因此,可口可乐的市盈率为42.17÷2.04=20.7。这个数值在标准普尔指数中属于合理区间。 早在一百年前,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所著的《有价证券分析》一书就正式地解释了市盈率并给出了市盈率的合理区间:“通常认为一只普通股票的价值是其当期收益的一定倍数,这个倍数经常决定于当时的人气,另一部分决定于企业的性质和记录,在1920-1929年牛市之前,10倍收益率是一个公司正常的衡量标准。” 以美国所代表的成熟市场,20倍市盈率以上为价值高估的风险区,10倍以下为价值低估的价值投资区。合理范围是10-20倍。根据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4年到2010年,苹果公司的市盈率一路走低,从2004年的30倍,下降到2010年的13倍。标准普尔给苹果公司的评价是五颗星,强烈推荐购买。 日本和台湾股市在成长期时,市盈率均高企,10-20倍以下为价值低估的价值投资区,20-40倍属于正常范围,40-50倍以上为价值高估的风险区。 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二十年来一直维持在30倍以上,中国股市是投机市已成定论。单纯就一个市场来看,长时间都存在市盈率均值回归的现象,市盈率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过分偏离均值。因此,参照外国股市,中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均值最终肯定会回归到20倍左右的合理区间,反之,则一直处于泡沫的状态。 成熟的上市公司,其市盈率是会一直下降的,比如微软,2001年的市盈率为32倍,到2010年下降到11倍。十年间,微软的利润从250亿上升到650亿。可口可乐公司2000年市盈率为49倍,2009年为13倍,其利润从200亿美元上升到300亿美元。 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最高市盈率达到过2万倍,比如,国农科技的市盈率在2012年达到2万倍。国农科技横在2011年底营业收入为7,450万元、总资产不过1.96亿元。2012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100-438.35%,快速、大幅的亏损导致市盈率飙高。国农科技的价值被市场高估,公司的盈利水平和业绩不足以支撑当前股价。 市盈率高代表了投资者愿意为较高的盈利期望支付较高的价格,表明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未来的持续增长态度乐观,这种乐观心态可能来自于上市公司真实的利润增长,也可能来自于资产重组、整体上市带来的资本性的外延增长。如果某股票有较高市盈率,原因有以下几点:市场预测未来的盈利增长速度快;企业未来盈利可观,但在前一年度出现一次性的特殊支出,降低了盈利;该企业有特殊的优势,保证能在低风险情况下持久盈利;出现泡沫,该股被追捧。 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对此有过担忧,他认为市盈率太高,投机气氛太浓。现在中国股市低迷的状态就是虚火过旺后的结果。 赚快钱的工具 从整个股票市场出发,平均市盈率高则代表投资者多抱着投机心态,希望能以小博大或押对宝。祝先生从1995年开始炒股,一个月前刚把手中最后的一只股抛出。祝先生买过一只非常赚钱的股票——ST北亚。购进ST北亚之前,就有传闻说该公司可能被重组,祝先生决定赌一把。被问及如何选择股票时,他说,“基本是凭感觉。当时买ST北亚最开始是亏损的,所幸重组后股价大涨,赌赢了。中国股市就是赌博,价值投资会亏死。” 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都在利用股市增加收入,道理没有错。外国的情况是,大家共同促进企业发展,最终取得双赢,而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所有参与者都把投机当成投资,把股票投资理解成赚快钱。 个人投资者,因为资金有限,为了追求利益最大话难免抱有投机的心态,希望能四两拨千斤,利用短、频、快的操作从股市盈利。外国的个人投资者也存在这种心态,但是由于外国股市中散户占少数,所以他们并不能让股市大幅度地波动。中国股市重投机轻投资的重要原因是,市场中散户占了主导地位。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曾发表文章称,以美国市场为代表的西方成熟股市,其牛熊交替的运行格局一般表现为“慢牛短熊”,而中国股市则表现为“快牛慢熊”。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市场投资者结构存在重大差别。美国股市就是典型的“机构市”,中国股市则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 截至2011年年中,美国拥有8,000多只公共基金,其净资产高达12.22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市场股票总市值的73%。美国的共同基金与私人养老金共同构成了美国资本市场最坚实有力的两大类机构投资者。美国机构投资者大多数平均持股年限为2年左右。在中国股市,2011年,整个A股市场中,自然人的交易量占85%以上。中国一般投资者持股周期在1年以内,几个月也算是中期持有了。 散户有投机的想法和做法情有可原,但是有一些机构也存在同散户一样的心理,就严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炒股多年的郭先生举例,高速公路企业有稳定的收费,每年投资建新项目,国家也会补贴给企业,这样的企业按理说是稳赚不赔的,但是却能发现机构不明原因的大量抛出,导致股价下跌。他认为,外国的情况是投资机构与企业的目标统一,都是为了促进企业发展,而中国的情况却是反过来的,机构与企业一起合谋吃掉小投资者。 北京中证恒远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基金经理张云涛认为,中国股市是新兴市场,仅有20多年的历史,投资者群体95%以上都是中、散户,发达国家股市有300多年的历史,80%是比较理性的机构投资者,股市制度、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在国外,一般是机构之间的博弈,而在国内呢?是散户和机构之间的博弈,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中国股市是圈钱工具,已经不是新观点了。不少上市公司不在怎样提高业绩上下工夫,反而是希望通过股市快速圈钱。 在外国,股市不仅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渠道,也为大小投资者提供赚钱的渠道。因此,成熟的股票市场既为上市公司服务也必须为投资者服务。如果只重视融资,则投资者没有利益回报,就没人愿意投钱到股市中,则股市就变成了一潭死水。如果只重视投资,失去为企业融资的杠杆功能,则不能起到促进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在中国,股市的融资与投资功能已经失衡。说到中国股市是为了融资者服务还是为投资者服务,追根溯源,要从国有企业说起。 1998年,多家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负担沉重,政府为了帮助国企脱困,提出一家优质企业捆绑一家亏损企业一起上市的要求,通过业绩包装、作假,在大规模圈钱后,大股东再掏空上市公司。 张云涛称,为企业融资是股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国有企业融资并不可怕,但是许多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经营效率、管理办法仍没有改变,经营业绩不好,造成股价下跌,从而拖累大盘下跌。 文汇报刊登文章直指,尽管非国有企业的上市日益增多,然而,能够获得上市融资机会的依然是那些地方政府青睐的民营企业。这样的制度安排形成的激励是:上市之前,企业创办者只重视如何搞好与各级政府掌握相关权力者的关系来获得上市资格;上市之后,则热衷于从股市最大化兑现利益,或者通过内幕交易进行利益输送。 由于上市公司与制度制定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股市制度偏向于上市公司。本来中国股市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不走弯路,但是利益纠葛之下,诸如分红、退市等制度直到最近才推出。 据祝先生介绍,他曾经买过最赚钱的股票是佛山照明,以每股9.7元的价格买进了15万股。祝先生持有佛山照明三年,期间分红就获得约30万元。祝先生绝对算是幸运的散户了,炒股近10年的韩先生对记者说,买过这么多只股票,一只都没有分过红。中国的上市企业中,真正分红的占少数。数据显示,2001年6月至2011年10月十年间,中国股市计分红仅仅7,500.67亿元,近七成公司上市10年未有现金分红。美国公司通常以季度为周期进行分红,一年分红四次。而中国的企业,即使中石油这样较为正规的企业,也每年只有两次分红。 在中国,分红制度才新鲜出炉,却已经有人大力抨击了,说公司分不分红是人家自己的事。美国《国内收入法》明确规定,美国上市公司在没有合理理由情况下,累积的留存收益超过25万美元的将被征收重税。就是说,如果不分红就要多交税,总之这笔钱上市公司是没法放到自己口袋中的。 少数人知道底牌的游戏 投机心理导致参与者把股市当成了赚快钱的工具,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它赚到钱的。那些不知道底牌的投资者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 郭先生没有祝先生那么幸运,他现在仍有股票被套牢。郭先生学过金融、推崇巴菲特,“我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喜欢一贯业绩好,行业好,分红好的个股。我的选股标准就是按照巴菲特的标准。”巴菲特在美国成功了,郭先生却没有在中国股市赚到钱。“我发现这些公司不按规则出牌,中国股票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公司高管或者政府决定的。” 公司高管操作股价最知名的例子当数美国安然公司。新世纪之初,原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安然公司因为财务造假,宣布破产。安然公司造假的初衷是为了掩盖亏损而虚增利润,随着公司亏损额的增加,利润越造越多,股价随之一路飙升到90美元。这期间,真正获得实惠的,是公司内部的高管。随着造假丑闻被揭发,安然公司的股价直线下降到30美分,最终只能宣布破产。 安然案件凸显美国审计制度的诸多漏洞,随后,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即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是法案的第一句话。 据外媒报道,从安然案中盈利的,除了公司的高管,还有会计师事务所。与安然关联的会计事务所帮助造假并从中受益上亿美元。股市在美国已经有百年历史,尚且存在漏洞,中国的审计和监管制度显然更需要完善。 现在,中国没有一家如普华永道或德勤一样规模和地位的会计师事务所。美国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尚且不能在利益面前独善其身,中国的小事务所则更难承受上市企业施加的压力,最终提交的审计报告也真假难辨。 股票交易不能是一场已经知道底牌的游戏。审计制度需要完善,同时,中国股市信息透明度亟待提高。信息公开透明,是股市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各国股市都认可的游戏规则。做到信息公开,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基本条件。在透明度高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获得的信息对称,其对市场和股票的判断才能回归价值。 假设黑龙江的大米卖2元一斤,而河北的大米卖1元一斤,不计运输的话,如果信息公开,则黑龙江和河北的商人以及消费者都知道两地大米存在价格1元的差价。结果将会是:黑龙江的大米降价或者河北的大米涨价,最终两地的大米价格相同。如果信息不公开,就给了商人投机的机会,他们可以从河北买1元的大米到黑龙江卖2元,赚取差价,则黑龙江的消费者就要多付出1元。 股票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尤为重要,这也是成熟股市之所以花大力气打击内幕交易的原因。抵制内幕交易需要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双管齐下。 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案》(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规定了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为违法行为,并明确量刑。1984年,美国通过了《内幕交易惩处法案》,1988年通过了《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案》,两个法案的推出进一步加强了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 相比之下,中国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才正式规定了内幕交易罪,1999年颁布的《证券法》已经对内幕交易有了明确的规定。而到目前为止,对内幕交易的监管仍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有效市场理论,市场全体参与者能否公平、及时、充分地分享信息,即做到“信息对称”,是判断和衡量市场是否有效的基础。他援引外国股市学者的观点:“假如游戏规则允许某人在牌上做记号,那么还有谁愿意继续玩这种游戏呢?” 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还有很多与外国股市不同的地方,比如IPO审批制度,证监会既监管又审批。虽然不能说与众不同就是错误,但是中国股市长期熊市以及不合理的波动证明其的确存在问题。中国股市还不成熟,难免犯错。股市可以犯错,但是知错要改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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