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印度之所以能一跃成为世界第2大软件出口国，除了它自身具有大量的软件人才、作为母语的英语、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软件服务的高质量、低成本等因素之外，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有印度软件工程师的“桥梁”或“人脉”关系网络（在硅谷和班加罗尔、孟买之间）的作用。印度软件企业家和高级管理者的涌现主要有2个来源：海外“打工族”和“海归派”。在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到海外打工的软件技术人员得到锻炼，这些人才回国创业有力地推动了印度软件技术及软件产业与国际接轨。这些曾在海外打工的软件技术人员之中，具有创业冲动和经营管理素质的一部分人逐渐发展为创业者、企业家或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事软件外包的接包开发工作。对外输送人才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十分重视输送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这个时间比我国早了约20年）。自6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或工作或移民的印度人累计有50多万人，这为印度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同时为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建立科技产业的“桥梁”和“纽带”奠定了基础。这种师徒相承的“人脉关系”网络使印度和软件发达国家，尤其是和美国之间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市场联系非常密切。据统计，到1990年时，硅谷有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属外来移民。在这些移民中，有2/3来自亚洲，而其中大多数是华人和印度人或他们的后裔。在印度软件产业界具有启蒙性质的那些印度软件专业的留学生，大多数曾在美国硅谷工作过；而硅谷作为世界IT产业的发源地，也一直是印度IT留学生毕业后工作的首选地。从1980年到1997年，印度移民在硅谷共创办了565家科技公司，到1997年时，印度人在硅谷成立的科技公司年收入达到了32亿美元，并雇用了13664人。到1998年时，印度移民在硅谷创办的科技公司已达774家。在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原始积累之后，同时随着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在硅谷的印度软件企业家开始兴起“归国潮”。这些“海归派”中的大部分开始在印度自主投资开办软件公司或者受跨国公司（多数位于硅谷）的委派回印度开设软件加工基地或软件研发中心，如TATA、INFOSYS、WIPRO等“海归派”创办的公司，以及惠普、IBM、Sun、甲骨文、微软和英特尔公司等借用在硅谷工作过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企业家回班加罗尔帮助设立海外软件加工基地或研发中心等。“海归派”一方面具备了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卓越技能和丰富经验，使印度软件业的后发优势得以迅速形成；另一方面又与海外软件同行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软件出口信息灵、渠道畅，从而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出口的迅速增长。事实证明，在硅谷的公司尤其是在硅谷软件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在建立硅谷和班加罗尔之间联系的过程中起着“枢纽”、“桥梁”或说“中心结点”的作用。
归国创业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刚刚开始发展软件业时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向海外输出软件服务业的廉价劳动力（软件工程技术人员）。印度政府官员亲率一批批印度青年到美国硅谷“打工”，为美国客户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现场软件服务（On-site），使印度公司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客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人际关系。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客户范围的扩大，他们把软件开发工程带回班加罗尔或印度其他城市，提供外包服务(offshore service)。这种合同性的或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免去了旅行成本。目前的出口软件项目中，占印度软件出口比重最大的3项服务——专业服务、项目开发和IT支持服务——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软件工程人员的劳动。产品和软件包则是高附加值的项目，是属于自有版权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初始资本，而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因此，从软件及服务出口的结构来看，印度的软件行业主要部分是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这个特点表明，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其丰富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资源，避开了在物质资本上的劣势。印度软件行业丰富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印度相关方面的宽松政策，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印度资本短缺的劣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IT业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苹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西门子、惠普、康柏、摩托罗拉、奥瑞克公司、太阳微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等都在班加罗尔设有软件研发中心和编制加工基地。2002年11月，比尔·盖茨宣布加大在印度的投资，用于扩建微软的软件开发中心，与印度公司联手开发软件产品和实施计算机培训计划。印度政府意识到了在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中印度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及时抓住了IT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为印度软件产业的迅速崛起提供特殊的扶持政策，其中包括对软件技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如前所述，印度政府十分重视输送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深造，印度赴美留学和留在硅谷创业及移民硅谷的印度工程师为印度软件业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还十分重视吸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或移民的印度科技人员回国创办软件公司或在国外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牵线搭桥、献计献策。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的印度经济改革，主要是建立了自由企业制度，从而为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印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人脉网络”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其他城市，不少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的困境，但在班加罗尔却不然。这里的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和软件专业的毕业生，80%都能拿到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即使不能到美国留学的，也可通过人才中介公司介绍到国外从事“软件合同项目”的工作，而且薪水相对印度的低收入水平而言也较高。在发达国家的“高薪”职位和对软件人才大量需求的刺激下，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计算机和软件专业的毕业生中出现了“留学潮”；同时印度理工学院等大学对计算机及软件技术人才的培养也自然进人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办学规模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迄今，印度理工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教育中心和研发中心。现在，印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学生赴国外留学的潮流已有所变化，多数学生不再以到国外读大学为首选，他们追求的第一目标是在印度理工学院读完大学，毕业后直接出国工作。印度理工学院最好的毕业生（前10%~15%）大多数一毕业就出国工作，主要是赴美国硅谷。20世纪90年代，印度培养的计算机软件的毕业生每年有1.5万人被吸引到硅谷工作。1998年，美国签发的H1-B签证的50%是签给印度人的，多数毕业生追求的第二目标是到跨国公司设在印度的分公司工作，到印度本土的软件公司工作是印度大学毕业生的第3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输出的计算机及软件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于一个城市即班加罗尔（Bangalore），班加罗尔能成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发源地主要有4个原因： 1. 这里有在印度最早成功进行计算机教育的几所大学，如印度理工学院（IIT）等，印度理工学院被誉为“印度的MIT”，而且IIT的毕业生分布在美欧的各个“硅谷”； 2. 这里有一批成功的高科技公司，尤其是几家印度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公司，如TATA、INFOSYS、WIPRO等，而且它们与全球9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IT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 班加罗尔人具有崇尚教育的传统和勇于尝试的创业精神； 4. 这里有新建的卫星通信站和国际机场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还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因此，班加罗尔是印度与世界高科技产业界沟通的一个出色的“窗口”。班加罗尔经验从印度软件产业的演化路径可以看到，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涉及经济、科技、教育和人脉等众多方面。印度的经验表明，发展软件产业的硬环境与软环境是相辅相成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软环境更重要。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关注软件产业发展的硬环境，如通信网络、高速公路等，而不注重教育体系、企业制度、人脉网络等软环境，就难以抓住发展的机遇。对于发展中国家，要赶超印度，实现软件产业发展的突破，就要实现教育界、企业界、软件产业人脉网络在合适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的激励下有机（生态）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注重发挥国家或地区因历史而形成的文化上的比较优势，发展人脉网络；二是要注重民族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改善企业的发展环境，推动软件产业集聚效应的“膨胀”，推动中小型软件企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