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企业走出去已蔚然成风，到2011年底，有逾4000亿美元的中国资本直接投资在海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逆势上扬、稳步增长。不过，企业走出去的路途并不平坦，机遇之中也风险重重。 十年间高速增长 来自中国的资本正在迅猛闯入世界的视野。10年来，几乎从无到有，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经历了跨越式的增长。 商务部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46.5亿美元，年均增长26.9%。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大幅下滑，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逆势上扬、稳步增长，2011年流量和存量分别居全球第6位和第13位，与2002年相比名次分别提高了20位和12位。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4247.8亿美元，共设立境外企业1.8万家，资产总额累计近2万亿美元。 “这是普遍规律，当国家经济实力壮大之后，本土投资不足以容纳企业发展的时候，必定向外投资。近年，欧美经济不佳，对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告诉时代周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在我国对外经贸开放中，对外投资起步晚于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发力最晚，基数较低，易体现高增速。而经过近年的发展，国内企业已形成一定的竞争力，逐渐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国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也使世界更为熟悉、更易接受中国。种种因素，造成对外投资大步跨越。 尽管增速超常，但中国海外资本的总额，仍与中国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并不相称，且投资绩效不高。若以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OND）来衡量，当某国OND为1，意味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根据2011年中国商务统计年鉴计算，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OND指数为1.11，发展中经济体为0.72，我国为0.69，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中国企业在海外，颇显“水土不服”。 对此，赵锡军认为：“我国对外投资仍处于尝试和起步阶段，要熟悉国际规则，摸清当地市场，还要培养人才。能力的建设、条件的具备非一日之役。” 在贺阳看来，中国企业总体绩效欠佳，国企“唱主角”无疑是因素之一。“国企为拿下某个项目，是不计工本的。因此，从长远国家利益考虑，应鼓励民营企业更多地走出去，投资效益较高，也较少政治猜忌，易通过他国投资审查。” 产业结构走向合理 走出去的中国资本在区域、产业结构上，犹存不合理之处。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投地区和行业分布广泛，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但多集中于亚洲与拉美，占据对外投资存量的八成以上，仅香港就占六成。在拉美的投资存量中，90％左右又聚集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欧美发达地区，中国资本仍鲜少涉足。区域分布过于集中，显然不利于分散投资风险。 “开曼和维尔京群岛历来被很多跨国公司作为对外投资的中转地，那里有管理和税收的便利，有各种方便对外投资的操作。而香港一直以来是自由港，管理相对规范，同时积累了大量优秀的跨国公司和熟悉国际运行规则的跨境人才，且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内地企业更愿透过香港走向国际市场。”赵锡军分析。 而中国资本鲜少涉及欧美，在贺阳看来，主要畏于对规则的隔膜，尤其是欧洲，环保要求、强势工会等，都让中国企业难以驾驭。赵锡军则认为，在发达地区，中国资本会面临更多竞争压力，而赴欠发达地区投资，中国企业会显现管理的相对先进性，也有助该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合作的空间更大。“两者相较，中国资本更偏好后者。” 在产业结构层次上，中国资本的投向也明显偏低。寻求资源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动因，数据显示，41.3％的海外投资项目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总额占所有投资金额的51.3％。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也占较大份额，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近年开始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则投资较少。 “对外投资与国内发展状况相关，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制造业，前端有巨大的资源需求。在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高附加值服务业渐渐发展起来，到那时，就可在服务业方面加大对外投资。”赵锡军称。 在从无到有艰难缔造的同时，不少中国资本采用了更为便捷的方式：跨国并购。商务部数据显示，2003-2011年，跨国并购类对外直接投资合计1308.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1.6%。“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一切从头开始是很难的，有时得不偿失。有些企业实力雄厚，有合适的买下来，显然更方便。不过，并购企业眼光要准，性价比要合适，关键还是事后的整合，整合成功才算并购成功。”贺阳称。 “连市场带技术一下子都买下来，也有助于中国企业适应当地水土。”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教授王亚星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这一轮欧美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布局欧美地区也提供了机遇。《毕马威中国经济全球化观察》显示，今年上半年，美洲占中国跨境并购交易总额的50%以上，欧洲紧随其后，占比24%。传统的能源和电力行业仍为中企并购的大头，此外，材料、媒体和娱乐、日用品以及工业交易额也颇可观。 伴随风险与挑战 尽管高歌猛进，但中国资本走出去，一直伴有风险与挑战。 不少中国企业在大型投资管理、大型投资资本运作方面缺乏经验，国际化人才也颇显匮乏，很大程度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只是国内的翻版，面对国际市场有脱节之虞。此外，中国以国企为主的海外投资主体，还常遭遇西方国家的“政治阻击”。“国企走出去，人家会觉得你有政府背景，可能带来政治风险，常设障碍。随着中国企业从输出低端制造业，到走向较高端的技术、品牌输出，遭遇保护主义的几率也大大增加。此次华为、中兴在美国投资受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贺阳对时代周报表示。 对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估侧重于经济领域，对政府风险的关注度不够，也是中国企业的又一“短板”，在国际政局动荡风险加大的当下，颇显不合时宜。“投欧美地区成本高，投一些欠发达地区，暂时看成本低，但政局动荡风险大，且隐性成本很高。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更彻底地进行风险评估，对自身、对目标对象都要评估透彻，对政局动荡的风险也应有充分评估。”贺阳建议。 而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仍流于表面，显见粗疏。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由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外汇资产管理局、产业主管部门等共同管理，各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沟通，导致审批重叠、内容繁琐、过程复杂。且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零星破碎的支持政策总计不到20项，大显滞后与局限。 对此，设立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许是管理分散的解决之道。“以后直投规模更大，不联席不行的时候，应该会联席。”王亚星称。
为初出海外的企业提供足够信息，帮助企业物色项目、牵线搭桥，在赵锡军看来，也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我国有很多驻外商务机构、外交机构，应为企业走出去更好地服务。此外，在企业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政府可作一些协调，为银行和企业的合作搭建平台，形成对外投资的综合力量。” 设立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为企业进行担保，在王亚星看来，是政府对企业的实质性支持。“如果投资地发生了政治风波，企业出现亏损，可先用担保金进行赔偿。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动用，来加大担保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