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个令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垂涎欲滴的巨大蛋糕———软件和软件外包业。
据美国E5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软件外包市场就占据了65％，加上欧洲等国家的客户这一比例将上升至80％以上，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持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报告则表明，在2014年前将有200万个美国白领工作机会如程序人员、软件工程师与应用设计师等转移到其它低成本的地区。毫无疑问，软件或IT服务外包将成为未来十几年中全球IT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然而，这个巨大的市场正被印度控制着。作为世界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近四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的62％。而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产业显得如此之柔弱：中国盒装软件(PackagedSoftware)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
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颁发后，中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软件产业，并且也想学习印度走一条软件外包的道路。然而，印度模式适用于中国吗？在软件外包工作中，笔者对中国软件产业自身的竞争优劣势深有感触，来自先天秉赋和后天制度的种种不足严重地束缚和限制了中国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的作为。
中国软件企业为什么长不大？ 印度人在英语上的优势已是众所周知，中国人则相形见绌。国内软件公司很难派出技术、语言都过硬的程序员或项目经理到国外现场，常常受到客户的抱怨，甚至丢失了那些已经得来的得之不易的客户。更重要的是，中印教育体制乃至文化心理造成的人才差异。在印度，教育部门较少受到行政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自由竞争性”的管理方式避免“一刀切式”带来的教育单一性，因此印度构造了一个较完备和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构造了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源体系，并能够把高、中和低三层次的人员很好地结合。
如果我们细分印度的软件出口，可以发现大概20％是纯粹的软件，剩下的大多是服务，这个服务包括接电话掌握需求、数据录入以及维护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东软总裁刘积仁先生曾形象的把接听电话与卖房子做了一个类比：卖房子的他要知道房子所在位置，还要知道当地气候，接电话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工作也需要对从业者进行专门的英文和基本业务知识的培训。事实上，为了服务好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客户，接线员需要学习得州的口音，还需要在上工前阅读当天美国和得州本地的重要新闻，以便在线服务客户时能够和客户友好聊天。
印度人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每年有340万理工科毕业生从大学、理工学校毕业涌向IT产业，大概有30万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而印度的软件经理大部分并非编码专家，许多甚至直接就是领域专家(工业设计、银行、保险、地理专家等)或者是MBA，但是却能够领导大群素质良好的程序员把工作做好。为什么？
国内一家著名的大型高科技企业招聘印度员工，给应聘者出了一份与国内差不多的试卷，有基础概念和编程题目。他们做的编程题目简直像是有统一答案，从程序结构、注释、变量命名到表达方式都极其类似！可以想见他们整体的文档水平如何。印度人能够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能够完成软件，并整理出相当好的设计文档。因此，印度的软件公司的编程人员流动率(包括内部项目之间的流动)即使高达12％左右，许多印度的程序员加入一个公司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整天编的代码是干什么用的，他们的产品仍然不依赖任何一个人，谁都可以立即辞职，产品的开发还会正常进行。
可以说，印度软件业“存在规则并尊重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并严格遵守自己的职责、任务和约束，表现出社会化生产的团结、标准化和高效。或许这和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有关。印度“仆人”是有名的，文化的底蕴和宗教信仰使得他们甘做一辈子的“仆人”而无怨言。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学生只有一个好出路———做软件。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高中生毕业时选择更多，这会在客观上造成一种长期的对我国不利的宏观效应。例如，台湾3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优秀学生都去学习“电机”(即电子工程)，成就了今天台湾的工程师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优势地位。
反观中国所谓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们，总是期望一毕业就能成为项目经理、分析师、高级工程师，个人英雄主义、缺少团队精神满目皆是。一位业内人士统计了一下自己的公司，一个软件有4个以上版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做得差，公司新进人员总是先把前任的程序贬损一通，然后自己再开发出有更多问题的代码来代替。技术骨干拥兵自重，抗拒管理的故事层出不穷。
因此中国的软件企业长不大，目前，中国的软件企业数量是印度的10倍，但是平均人数只有印度的1／10。
外包为何遇阻？
印度具有历史悠久、持续发展的私人经济部门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其金融体制为例，印度最早有23个证券交易市场，经过多年运转，所有交易市场实现了联网。印度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非常严格，多数银行是民营银行，运转良好，坏账率很低，信用度高的私营企业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都有畅通渠道。
正因为如此，印度具有Tata、Infosys和Wipro等一大批管理体系规范、生产规模较大的国际知名私人软件企业和品牌。以印度IT业飞速发展的代表Infosys为例，到2005年2月28日其市值已达200多亿美元，员工由1999年的3000多人已经增加到现在的35000人。公司实行员工持股制度，并以校园化的工作环境来调动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连续被评为印度最佳雇主。
反观中国大多数IT企业，仍普遍处在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尚未形成大规模，在国内尚乏善可陈，在软件外包领域就更是频频遇阻。
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问题，一般的国内企业很难支付在外包业务时要求预付的保证金，公司的规模也不允许像印度软件外包公司那样在全美各地设立办公和销售机构。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在美国只设立了一两个区区数人的办事机构，这种小规模办公获得订单的机会极小。中国公司拿到的外包业务，一般是通过熟人介绍获得；或者公司创始人曾在美国某个大公司／实验室工作，保持了一定的合作关系；抑或是与国外公司曾有其它业务往来，进而得到一部分软件外包业务等等。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小份额的欧美软件外包业务，几乎很少通过做市场赢得。但是，与其它产业一样，软件外包企业只有到市场上去公开竞争(竞标)，建立完备的销售网络，才可能发展壮大的。
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往往是最大的软件外包订单的提供者，他们需要外包企业有CMM(软件能力成熟度)3级或以上等级的资格认证。全球软件公司中能够获得CMM最高级别第5级认证的只有7％左右，到2003年已有的52家CMM5级企业中，印度占了42家，中国则只有5家，通过CMM2的中国企业也不过50家，获得大订单又从何谈起呢？
此外，我们目前还缺乏在美国的商业信誉。美国是个极其注重信誉的国家，他们的理念非常简单有效：你能为我很好服务的前提是你在美国有一批说你好话的客户。由于客户资源有限，我国软件企业的外包业务大多长期面对固定客户，领域狭窄，很难从中学到技术，外方也会严格保密，而且开发的软件大多是行业应用软件，系统和工具软件等通用软件的外包项目极少，软件企业不具备适应复杂客户的能力，不能开展大规模、高应变、宽领域的软件外包业务。因此，外包业务长期存在成本高、资源浪费多、管理不规范、返工率高等问题，难以与国际接轨，也就很难形成一批具有说服力的商业信誉。
即使是在现有对欧美软件外包业务中，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备受诟病。美国《E－Week》在2004年初的系列头条封面故事即尖锐地指出，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不作为，已经严重影响到自身在软件外包领域的拓展。许多美国公司担心，中国IT企业的参与将会导致核心技术的流失。而在印度从事对美软件外包的十几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知识产权纠纷。这样的报道对美国的商界和政界都会产生深远的对中国的负面认识。
打造软件“中国造”的国家品牌 以上种种可或不可抗拒因素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欧美软件外包领域会不战而败呢？不完全是，相对于印度，我们在许多方面拥有更多持续性的优势。虽然中国目前的软件行业总产值远小于印度，在软件开发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增长最快的国民经济，这将为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全国各地众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水、电、宽带网络)齐备、适于投资的城市为国外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事实上，软件外包是一项长单业务，周期通常长达10年、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这比困扰于印巴冲突和军事／核升级和国内政党政治的印度更具吸引力。
但不可忽视的是，就在我们对中印软件外包竞争力纸上谈兵的这两年，印度人已经迅速对我们以上优势以及广阔的市场做出反应。从2002年开始，印度软件公司开始探寻中国之路。印度软件公司综合实力排名前5位中的塔塔咨询(TCS)、Infosys、Wipro以及萨蒂的分公司率先进驻上海等地。
在不声不响的1年多的时间里，印度人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布局：瞄准利润丰厚的电信业、银行业和制造业软件市场。其长远的战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开拓中国巨大的内地市场，为其提供所需服务、解决方案的同时，使中国成为为周边市场———如日本和韩国等———提供外包服务的基地！对日外包是我国目前唯一市场份额超过印度的地区，也是具有多方优势的领域。
中国软件业更应马上行动起来。在普通制造业，“中国制造”已为世界市场所接受。在软件外包业，同样需要打造一样良好的国家品牌。软件“中国制造”品牌的打造需要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
首先，组织力量做好系统研究工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要对印度软件产业兴起、中印两国软件发展各自优劣势以及印度及其它国家软件企业大举进军我国软件及服务市场的对策等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政府应当支持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诸如“中国软件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其次，提供科学合理的一揽子支持计划。对如何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有一个长远的、系统支持工程。同时，应将投入的资金可量化，检测到底哪里真正地需要支持，再把资金落到实处，这样或许可以更有效。包括：
1.加强对中国软件在世界上的宣传。品牌、形象的树立离不开大力的宣传，特别是在欧洲、美国、日本等软件市场大国，政府应组织和聘用国外的公关公司来做舆论。
2.国内教育和培训市场的扶持。各种层次的软件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着我国软件企业的竞争实力，而且个体竞争实力不强，但我国对软件教育的投入却微乎其微。因此，应对软件教育与培训给予大力财政支持，例如：为软件专业学生提供全英文授课、多项奖学金及特别的产业面向培训等；提高全民，尤其是学生的英文、日文能力。
3.资助或匹配公司已获得的外包业务，支持和资助企业设立国外营销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