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不是来傍大款的，我们是来找合适的对象。”北京博彦科技董事长兼CEO王斌对本报记者说。目前中国软件企业50％以上是中小企业，和印度公司寻求合作更需要寻求规模相当、有共同利益出发点的公司。 狮子和大象能同台共舞吗？ “狮象共舞、合作共赢”，这是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工在2月27日“中印软件产业合作高峰会”上的结束语。作为被喻为狮子和大象的中、印两国企业，在早春二月的北京做了一个约会，而媒人则是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
早在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软件产业促进中心、中关村软件园等政府部门和企业就联合对印度软件产业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工作，并作了详尽的报告。
而此次“中印软件产业合作高峰会”更是引来遐思无数。
不是“一夜情” “我们不是来傍大款的，我们是来找合适的对象。”北京博彦科技董事长兼CEO王斌对本报记者说。王斌表示，目前中国软件企业50％以上是中小企业，和印度公司寻求合作更需要寻求规模相当、有共同利益出发点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更关心怎样可以、怎样开始和印度企业合作？”王斌说。而作为相亲的另一方印度企业，似乎更关心中国政府对合作到底有什么支持政策。北京市针对软件产业已有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软件CMM认证专项奖励和资助，对外方高管人员实行购房、购车优惠等规定。“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双方企业有合作的可能，也许这是目前政府最大的支持。”北京市科委姜广智处长回答。
北京市发改委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在全球大约7500亿美元的软件市场中，美国占据了40％，大约3000亿美元；欧洲占据30％，大约2200亿美元；日本占10％，大约为七八百亿美元。欧、美、日三国占到了全球软件规模的80％。
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企业，大家都意识到，如此大的软件外包市场，仅靠某个国家的几家企业无法独占，也许在竞争中和对手合作才是最好的策略。
对于印度企业，中国巨大的市场有很多印度政府和公司所需要的服务；其次可以帮助印度公司进入日、韩市场，了解和分享中国对日、韩市场的经验。另外，合作还可以帮助印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辐射全世界的全球服务中心，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优势。
对于中国企业，可以了解印度流程管理和质量控制的知识，还可以进入欧美市场，比如通过印度的销售专业人才做到这一点，这些销售人才对美国和欧洲市场非常了解。
“中印双方来说，加强合作可以使双方都能够从整个产业中更好的优势互补，谋求共同发展。”咨询公司Gartner全球副总裁JamiePopkin说。
能否长相守？ 但如何让此次相亲不“见光死”，长期“保鲜”进而真正开展长期合作，中印双方企业都还一片迷茫。 “除人才合作方式外，短期之内我们还没看到其他合作可能，。”印度第二大软件公司Infosys全球CEO林德茂对本报记者表示，就其他合作方式或具体的合作项目，林德茂表示双方企业都还没想清楚，目前只是合作意向的萌芽阶段。而针对具体如何合作的问题，北京中软科技总经理严隽珏表示，形式上可以采取和一家印度公司成立合资公司，或者收购印度当地一家小公司，通过国内母公司的影响达到合作目的或者是以项目合作的方式等，如中软今后会定期派一部分员工到印度企业去观摩培训，或者聘请印度专门的培训师来中软培训员工。但除了“人才合作”，严隽珏也没有说明还可能的其他合作领域。
王斌则表示，双方除了供应链上的“人才培养”基础合作外，还可以在一些金融等特殊行业领域寻求合作，现在国内的银行要走出国门，同时海外银行也要走进来，在这个“来来往往”过程中，很多印度外包企业对银行信息、金融数据的服务经验非常丰富，中国企业可以在此方面和他们合作；另外，很多印度企业在欧美市场的客户资源已经非常丰富，当国内一些企业接到跨国公司的单子时候，可以在产品服务线方面也找到合作的可能。
但更多其他国内企业则表示，靠外来“奶粉”长大只是一时之举，关键还要“喝母乳”自力更生强身健体。北京美髯公科技公司董事长兼CEO朱荣辉对本报记者说，中印企业前期是合作，长期是竞争。“从商业角度说，印度企业来中国肯定是要赚钱的。也许他们可以给中国软件公司提供培训、架构、咨询以及CMM管理，但初衷是来分享更大的市场，并不会真正提供帮助。”
成立于2000年的北京美髯公科技公司，其股东是杭州恒生电子和中关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美国洛杉矶设有分公司。朱荣辉告诉记者，他们对软件外包的看法不是单纯的“软件来料加工”，而是应该尽可能直接面对客户，美髯公科技在美国直接服务在美华人、华商。他表示，在洛杉矶港口每天都有上万个集装箱来自中国的出口，在这个庞大的物流链条上，为美国和华人解决一些软件解决方案，这才是“自力更生”强身健体的根本。
王斌也告诉本报记者，中印企业合作的意向，印度方面可能更积极一些，“主要是来自欧美跨国公司客户的压力”。目前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都对中国非常重视，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进入中国，而作为欧美公司的主要外包商，这本身也是印度公司自身国际化的需求。
印度看中了什么 虽然中印软件企业合作还只是萌芽阶段，但似乎双方的“吸引”早在坊间发生。目前在全球软件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林德茂告诉本报记者，Infosys已经和清华等国内很多大学建立了合作计划，每年由Infosys支出，培养一批中国学生去印度接受软件开发培训，毕业后直接进入Infosys工作，既满足了Infosys的人才需求，又缓解了就业压力。
“我3月1日就去清华做第二次人才培养宣传，此前已经派过一次，效果很好。”林德茂说。而位于山东寿光市的山东中印环球科技公司，是“中印软件企业合作”的领先者，环球科技是国内第一家中印合资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总经理、中方总代表刘德永称，2004年9月成立的环球科技，是印度Global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ies公司(印度环球科技公司)和山东潍坊科技职业学院合作成立的，双方各占50％股份。
目前双方的合作主要还是培养软件人才，印度环球科技公司和学院共同创办软件学院，每年选派一批学生去印度公司进行软件技术培训，“今年第一批学生已经培训完了，反响很好。”刘德永说。
山东潍坊科技职业学院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发，是中印环球科技刚刚完成的一个大项目，该系统已经通过测试，“除了教育，我们还涉及医疗、制造业ERP，银行金融等保险业务，”刘德永称，公司业务目前70％来自国内。30％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在政府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方面，刘德永告诉本报记者，山东寿光市政府对其公司前两年免税，第三年税收减半，并且对印方管理人员提供无偿住房，这为蠢蠢欲动的其他印度企业增添了不少信心。
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高级资深会员孙伟教授则对中印企业合作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软件开发体系化管理欠缺、人力成本优势被蚕食、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制体系、知识产权意识、教育体制乃至文化心理，到具体中国外派人员难获签证、语言障碍等等，中国企业都无法和印度企业相比，“这种情况下谈合作，中国企业必定比较被动，主导方肯定是印度企业。”孙院长说。
虽然也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和印度企业相比还是四、五岁的婴儿，但王斌还是认为中印可在企业同行之间增加交流，可以在人才员工方面加强流动，在软件技能和知识方面也有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