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连有一家保险公司，业务在韩国，他们雇了中国员工，通过呼叫中心问韩国顾客十个问题，回答了就送两张电影票。 东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东北大学副校长刘积仁已经是第十三次参加两会。
作为三届政协委员，刘积仁说，每次参加政协会议都会认真准备自己的议案，因为很多议案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有的最终成为政策。去年的两个议案———加大民办教育与加强信息化振兴东北———中的很多意见均被采纳，这更让刘积仁动力大增。
刘积仁笑言，今年对自己最熟悉的两方面提了建议：一是做好准备迎接国际BPO(商业流程外包)业务向中国转移；第二是加大就业培训，解决日益加重的就业压力。
刘积仁说，本届参会印象最深的是总理报告最后的掌声，总理说“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体现出本届政府务实、亲民的作风。
与印度抢办公室业务
《21世纪》：BPO业务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积仁：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动会很大。经过扩招后，2004年中国有300万人大学毕业。但就业率只有70％，剩下的30％无法就业，即去年约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企业雇不到合适的员工。BPO业务中许多业务来自于金融、电信、医疗、制造等行业，大学毕业生经过一定的培训后很适合从事这些行业的BPO业务。事实上，这种就业规模是很大的，不亚于当年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所创造的机会。以呼叫中心为例，员工规模上千的在大连有许多家，印度甚至出现员工上万的呼叫中心。
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传统制造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破坏，更重要的是，BPO业务还是高附加值的产业，是传统制造业的5倍。即是说100亿美元BPO业务所产生的附加值相当于500亿美元传统产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有上百万人从事BPO业务，将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1世纪》：在BPO业务方面，中国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刘积仁：中国的竞争对手包括印度，俄罗斯，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以菲律宾、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硬件制造、软件外包、服务外包都有向这些地方转移的趋势。但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仍然是印度，2004年印度仅软件外包就达数十亿美元，中国这方面与印度存在差距。
《21世纪》：中国的哪些城市，哪些区域适合发展BPO业务？
刘积仁：北京、大连、上海、西安、青岛、烟台都适合发展BPO业务。最有竞争力的是北京、大连、上海，去年软件外包业务分列前三名，这三个地方都有很好的高校资源。北京是中心，大连是离日本、韩国最近的中国城市，青岛、烟台等地也与日韩靠近，西安的高校资源也很丰富。《21世纪》：东软的未来规划中，BPO业务、数字医疗、系统集成将成为未来业务的三驾马车，BPO现在占的比例是多少？
刘积仁：根据赛迪报告，东软BPO业务去年为3300多万美元，但实际上达到3700万美元，预计2005年可能会达到5000万美元。数字医疗业务自去年与飞利浦合资之后，还处于稳步发展期。预计这两块业务经过两到三年的发展，在营收上会占到与系统集成一样的规模。
以BPO业务为例，东软今年将再雇佣600到700人，到时候，东软做BPO业务的员工将超过2000人。同时，东软的BPO业务为高端业务，利润丰厚。
《21世纪》：以前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制造业往中国移，办公室业务往印度移？
刘积仁：我们要争夺办公室业务，也就是BPO业务的一部分。举个例子，在大连有这样的一家保险公司，业务在韩国。但他们雇了中国员工，中国员工通过呼叫中心问韩国顾客十个问题，如果回答了就送两张电影票，中国员工再把问卷统计送回韩国。韩国保险公司统计，回答问题的10个人中有2人会买保险，这比报纸上打广告有用。
随着社会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这种工作会越来越多。比如大量的家电测试、手机测试。现在手机功能很多，其测试需要70到80人工作几个月，而每款手机的周期仅3个月，如果把这样的业务拿到中国，这对中国将是很大的机会。以前，这些业务都在美国、欧洲本土做，手机能维持20％的利润，但现在继续在美国做只能赚10％，为了提高利润空间，只能控制成本，将这些业务转移到中国来做。
政府补贴民办教育 《21世纪》：你觉得中国与印度的差距在哪里？ 刘积仁：这与我的第二个议案有关系，即人才问题。以BPO业务为例，需要既有专业技术，又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但中国大学的课程设置讲求大而全，造成了在学校里什么都学，但出来却什么都干不了；其次，与国外教育不一样，中国大学教育不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国的现有教育体系是培养专家学者这样的创新型人才。但中国每年不需要300万大学生都去创新，事实上，这么多人去创新也没有搞出什么创新来。一条可行的路径是，教育部的重点大学培养能力比较全面的人才，而非重点学校则重点面向服务于公司的职业教育，这样就解决了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
《21世纪》：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公司成本的增加？
刘积仁：确实是这样。对企业来说，每年接收这样的大学生就带来了培训成本的增加。一般大学生分配到工厂，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培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扩招带来的后果，二是教师的教学实践不够和思想意识的问题，学校与人才市场的需求脱轨，老师对这方面不感兴趣。《21世纪》：BPO业务的发展是不是还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刘积仁：还是从人才培训上讲，政府应鼓励民办教育进入职业培训。比如一个保姆学校，以每个月培养5个小保姆计，如果对其征收营业税，那么压力可能就很大。而政府的管辖下的大学每年是有补贴的。
可以这样对其支持，即与一般的公益教育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政策，同时，一般大学每年补贴100元，那么给民办教育他们每年补贴1元，这样就会对他们形成很大的鼓励。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学校每个月解决了5个人的就业问题，甚至5个家庭的吃饭问题。
《21世纪》：那么政府是不是也可以有所作为呢？
刘积仁：政府教育资源应该与社会教育、民办教育资源联动。以澳大利亚为例，他们专门有一个公益性的机构，澳大利亚有2／3的人都在这个机构中培训过。这个机构里面甚至有煮咖啡的培训课程，经过专业的培训后，煮出来的咖啡就是不一样。我们现在强调自救行为，事实上，政府救助比盲目的个人救助要好得多。《21世纪》：归根结底是不是教育产业化问题？即重新分配教育牌照等教育资源的问题？
刘积仁：我觉得不是重新分配教育资源的问题，而是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问题。比如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院校不是改造的对象，他们继续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发展成为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但各个省属的非重点院校应为推动经济而开展职业教育。
目前的事实是，一般院校跟清华安排同样的课程，用同样的教材，这造成了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应该以就业为核心打造更灵活的教育体系。
《21世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再强调和谐社会，你觉得软件产业自身如何达到和谐？
刘积仁：提出和谐社会表现了本届政府的自信心，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有难度，挑战很大。和谐社会的提法会改变以前那种以GDP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观念。以前考核官员是马路修得好不好，有没有建成几项重大工程，一年引进多少外资指标等。但这些跟和谐的要求有时候不一致，甚至是破坏性的、短期的。
大连市就是软件产业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例子。当年薄熙来部长任大连市长时，与现任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一起决定发展软件产业及信息服务业。在当时，软件产业与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码头搬运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坚持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普遍被认为风险太大。但大连的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改变了大连市的产业结构，成为大连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社会就业与社会和谐。当然，对于一届政府来说，将一项普遍认为有风险的产业紧持8年(从1997年大连市决定发展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算起)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