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印两国都意识到对方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中的重要性，双方软件企业的合作找到了共同的支撑点 随着世界软件外包格局的变迁，印度人不得不正眼看待中国。2005年2月27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中国-印度软件产业合作高峰会”（以下简称“中印软件峰会”）正在此间举行。这是两国软件产业界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盛会，特别是印度几大软件企业高层悉数出席更体现了此次会议的重要。出人意料的是，中印软件峰会一改以往中国软件企业的弱势形象，反倒是印度产业巨头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来的极度渴望，让中方摸到了印度人的“底线”。印度软件危机四起“现在不是我们单方面有求于印度，印度人也开始有求于我们。”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一负责人告诉《IT时代周刊》，“如果他们再不来，在全球软件外包新一轮的洗牌后，印度软件企业将错过下一班车！”印度软件业的收入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业务流程外包的收入年增长率达60%，但印度人并不敢就此乐观。在全球共同经历“9·11事件”后，该国对欧美软件出口交易额大受影响。2003年，印度软件外包出口总额高达145亿美元，其中的3/4来自美国和欧洲市场，因此一旦这些地区生变，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将受到立竿见影的影响。同样让印度人担心受怕的是，英美两国反对软件外包的对立情绪正在日益高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民众正变得越来越反对“世界贸易自由化”，他们反对把工作机会大量外移到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公共部门的外包限制在本国公司范围内的决定，都令印度人感到实现发包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同样不可预料的是，随着爱尔兰、俄罗斯和中国等软件大国的强大，将来美国完全有可能逐步减小向印方发包，而转向其他新兴外包市场。软件行业协会负责人还告诉本刊记者，危机同样来自于印度国内。他说：“该国软件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境：发展速度与产业质量的提升，使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人才供需失衡，薪资水平以年均15%以上的速度上涨，人力成本快速上升；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发包方缺乏安全感；世界级的软件外包大国，却很难在亚洲的市场尤其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市场上占有相应的份额。”这3大问题成为了困扰印度软件外包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急于拓展新兴市场的印度来说，中国市场太大也太重要了，这里有很多印度公司所需要的服务业务，如果加强合作就能够帮助印度的公司进入中国的市场，并且可将其作为进军日本和韩国软件外包业务的跳板，从而在中国建立印度软件外包的全球服务中心。在这方面双方可以加强合作。除此之外可“以充分利用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优势，大大缓解印度软件公司因高速成长而带来的人才压力。”软件行业协会负责人指出。争先恐后的“象群”和印度软件企业相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软件大公司纷纷来华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而当这些企业将中国市场瓜分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印度人猛然醒悟开始关注中国。事实上，国内软件企业一直注重开发国内低端市场，忽视国际化能力的提高。同时，国内软件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和出境承接国际软件业务相对不足，与隔邻而居的软件巨人交往更少。而印度软件企业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认真审视中国市场，从接纳中国客户到近1年来开始有投资，印度软件企业在中国只算刚刚起步。虽然目前和印方有深度合作的中国软件企业只有2家（深圳和山东各一家），但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软件企业却不少，上海和山东已形成印度企业在华的聚集地。“印度象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了！”上海信息化办公室进军信息化合作处王青华处长这样形容印度软件企业的到来。据王青华提供的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塔塔咨询服务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萨蒂扬和QAI已经落户浦东软件园，孟菲斯（Mphasis）也通过收购软件园内的企业进入了中国市场。除此之外，印度第3大软件企业WIPRO公司也赶上末班车落户浦东。实质性合作急需开始就现阶段而言，印度软件企业大规模来到中国仅是瞄准利润丰厚的电信业、银行业和制造业软件市场，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双方实质性合作并不多。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董事长唐敏告诉《IT时代周刊》：“中软与印度企业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合作，但我们的一位副总和负责软件外包经理已到印度考察。双方正在探讨中印软件合作。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合作，就先从外包方面着手合作。”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软件实体，中软在2003年联合其他在京的软件企业组成了软件外包联盟。唐敏继续向本刊记者指出，目前中印两国软件企业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在认识上还不统一。我们感觉到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双方怎样互补，怎样合作，从什么入手等，都需要共同探讨。唐敏的观点得到了林德茂的认同，这位印度第2大软件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的全球CEO告诉本刊记者，印度企业相对保守，中国企业也有自己的想法，因此除了人才合作，短期之内还没看到其他合作可能。即便有，也只是合作意向的萌芽。“目前就其他合作方式或具体的合作项目，双方企业都还没想清楚。”林德茂补充说。造成当前局面的是因为印度方面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据印度从上至下对中国的偏见，中国有业内人士表示，印度对中国和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双方在合作上还有很大距离。中印两国曾有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印度也曾经是“中国威胁论”的积极散布者，两国政治关系对经贸合作（特别是对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的牵制比较明显。由于担心与中国的软件技术交流可能对自身的软件产业造成威胁，印度议会制定有法案为两国软件企业交流设置了不少障碍。2002年，印度软件巨头Infosys Technologies就因为该法案放弃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计划而只建立代表处。此外，由于传统认识和文化上的差异，部分印度企业在与中方合作中形成了闭塞的心态，他们将中国同行视为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认为中国人有可能利用印度的软件技术反过来同自己竞争。印度顶尖的软件服务公司——塔塔咨询公司的新加坡办事处主任Girija Pande就认为，尽管中国2003年的软件出口额仅为7亿美元，但中国将很快赶上印度成为重要的外包承揽国。
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就此向《IT时代周刊》指出：印方估计中国有可能在3、5年内赶上印度，这对我们的软件实力太过乐观。“中国软件企业有后发优势，但要赶上印度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并且中国软件企业软件市场90%在中国本地和东北亚地区，印度的主要市场在欧美，两国的软件企业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里，短期内不可能形成竞争。”曲玲年说。中印各取所需印度软件企业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显然晚了点。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级IT大国各有优势：中国让印度人嫉妒的是，这里有着世界上第2大软件内需市场，和成千上万的熟练开发人员；而印度让中国软件企业羡慕的是，印度软件业一开始就抓住了国际服务外包转移的机会，注重在国际市场上的营销，在产业结构上不仅仅重视产品业务，也重视服务业务。此外，印度人在企业自身的管理上重视过程管理，有着较成熟的软件工程文化。林德茂告诉《IT时代周刊》：“印度最看好中国的是市场和资源。而印度企业在大型项目管理、公司管理制度，对国外市场的业务支持上都有很大的借鉴经验。双方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中软唐敏也认为借助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印双方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结合点。曲玲年还向《IT时代周刊》透露，明年1季度或者2季度，极有可能成立一家规模较大的中印合资公司，3年后中印合作可能会逐步形成规模，使中国成为印度的全球第二交付中心。在印度软件企业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之时，中国软件公司的老板们也意识到用市场换取印度软件外包的成功经验。主要做对日软件外包的用友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在外包业务上就曾和印度同行有过接洽，该公司总裁邵凯告诉《IT时代周刊》：“中印两国的软件企业完全可以在共同开发国内外市场上形成合作。国内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时与印度方面合作，特别是在金融、电信、物流等行业得到印度方面的大力支持；而在对外的软件外包方面，中方企业不妨将美国的客户以及业务流程外包给印度公司，这样双方都可获得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