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2日，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瑞士洛桑的家中去世，享年96岁。媒体在传达她去世的消息时，几乎只以两件事来强调她的生平：自传小说《瑰宝》被改编成电影《生死恋》，获得奥斯卡三项大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访问中国，和国家领导多有接触，为毛主席和周恩来撰写传记。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英文名伊丽莎白·康柏（Elisabeth Comber）。韩素音的意思就是“汉属英”，她说自己主要的创作几乎都跟个人经历有关，而她本人的故事已经是一部足够精彩的小说—这小说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中国。 小说元素 “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是韩素音对自己人生的概括。 韩素音是客家人，祖籍广东五华县水寨镇，生于河南信阳。父亲周映彤，生于四川郫县，曾留学比利时，后任四川铁路局工程师。母亲玛格丽特，比利时弗拉芒人，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因恋情遭家庭反对，周炜与玛格丽特携手私奔。韩素音出生后的生活并不好过。她早年在贝满中学念书，1931年还没满15岁时，就在北京医院当打字员。1933年，韩素音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5年，来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学医。1938年，韩素音回国，同年和国民党军官唐宝璜结婚（1947年，唐宝璜在战争中阵亡）。 韩素音的堂弟周光地，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自己和堂姐的见面。韩素音在抗战期间出国求学归来，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混血儿堂姐：“小时候日子不是很好过的，那时候在国内的外国人很少。她抗战时到成都，我第一次见她，她才20岁出头，见识就已经够多的了。”归国期间，学医的韩素音在成都的美国教会医院当护士，同时已经开始为写作做准备。在院长的鼓励下，她写了第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 1944年，韩素音留学英国伦敦，194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返回香港从医。一场宴会上，她邂逅英国记者伊里奥·马克（Mark Eliot），两人一见钟情，但伊里奥已有妻室。为摆脱这段感情，韩素音回到重庆，当时重庆已经快要解放，她很快又回到香港。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伊里奥·马克被派往战场并在朝鲜阵亡（虽未结婚，但伊里奥·马克的阵亡无法不让人想到唐宝璜的阵亡。韩素音一生就是这么沉重）。在第二部作品《瑰宝》（《A Many-Splendoured Thing》，1952年出版）中，韩素音还原了这段情感经历，她用日记的方式袒露了自己与伊里奥的爱恋。这部作品后来被好莱坞拍摄成电影《生死恋》（《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并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 1952年，韩素音嫁给出版商康柏（L.F. Comber），并改名伊丽莎白·康柏。随后两人移居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她继续行医。其间，韩素音还曾为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立四处奔走。但这段婚姻也未能维持多久，两人离婚之后，韩素音又嫁给印度军队上校陆文星，两人曾在班加罗尔居住过一段时间。印度伴侣给了她另一种文化的熏陶。 自传三部曲 《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是韩素音的自传三部曲。第一部《伤残的树》中，父亲与母亲的相遇本应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惊艳碰撞，但在20世纪初期，这种交融却充满了苦涩与迷茫：玛格丽特对东方古国的浪漫幻想被乞丐、蝗虫、饥馑所取代，而心目中的“东方王子”，也成了无力保护妻子免受乡邻好奇目光及族间繁缛习俗纠缠的乡绅。 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中文，出外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在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经历的记述中，韩素音奉献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和独有的观点。书中通过作者对父母异国恋情的回述，比利时援华铁路协会代理人赫斯的自述，辛亥革命亲历者李人的讲述，作者三叔、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周见三的旁述以及作者童年记忆的影像回放，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的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道生动的侧影。 《凋谢的花朵》是韩素音自传的第二部，记述了作者从12岁到22岁（1928-1938）时处在少年、青年时期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如1931年从北京圣心中学毕业后，到协和医学院当秘书，其间自己的初恋对象竟是执迷不悟的纳粹党徒；1933年，在司徒雷登任校长期间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与龚澎、梁思懿成为同班同学；1935年，取得庚款留学经费赴比利时求学；1938年，因挂念自己在抗战中的祖国，放弃了学业和爱情，回到满目疮痍的中国。韩素音从童年到青年时段的成长过程，也正是中国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期；韩素音的个人家庭、家族生活史，背景是极其广阔的社会历史风云。 《无鸟的夏天》是韩素音自传的最后一部，记述了1938-1948年作者的个人生活。作为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之女、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的侄女、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庚款留学资格的中国学生，具有多重身份的韩素音及其家族得以有机会与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人、龚澎、毛主席、周恩来、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各级各类人士交往，而跨越欧亚两种文化的写作背景，更使她的叙述语言既具备一种试图同时融入两种文化之中的焦虑和冲动，也有一种游离于所叙述对象之外的冷静。 介绍中国
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1956年5月，韩素音得以访问新中国。回国探亲时，她见到了周恩来。此后，韩素音一直和周恩来夫妇交好。她在小说的序言里多次提到了周恩来夫妇：“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一些如此宝贵、如此有价值的启示，是我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新中国的远景，这种远景使我理解中国伟大的意义所在。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我的创作力，于是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革命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我在写这几部书时，也显示了我一己的斗争、怀疑以及对中国的热爱。” 童年时因为中国血统而受到的种种歧视，让韩素音对中国的落后状况倍感心痛，这样的心理也造就了她对新中国的热情。访问中国后，韩素音不断撰文、做演讲，在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她的作品在西方世界确有“介绍中国”的作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这样评价道：“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著名文学家刘心武也说过：“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十名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九人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 韩素音的好友、曾翻译过《凋谢的花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版）的译者金坚范，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了自己对韩素音最初的印象：“我最初见到她的时候还在友协（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当时刚打倒‘四人帮’，我们长期封闭，像她这样的人回来，大家都喜欢听她做报告，说外面的情况。我就感到她对世界上的情况非常热心，她内心希望中国能够强大、人民能够幸福。她那时也是一位很有风姿的女性，很多人仰慕她，她的思维也很敏捷。”在一次报告上回答问题时，韩素音告诉大家：“首要的问题，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外面人说什么，这样才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段时期，韩素音在国外写的一些介绍中国的文章也经常登上《参考消息》。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位女作家的印象是政治人物、政治活动家。跟领导人的交往也促使韩素音开始为他们写传记。1972年，韩素音写了毛主席传记《赤潮：毛主席与中国革命》。书中，她记述了毛主席从出生到1952年的历史，对他评价很高。江青曾要求韩素音也为自己立传，但遭到了她的婉拒。90年代，韩素音为周恩来写作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是在1956年到1974年间、对周恩来所进行的11次长时间的采访基础上创作的。这本书在国内曾经出版，金坚范透露，最近还可能会重新出版。 1956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韩素音几乎每年来一次中国，直到1997年健康状况发生变化，无法再做长途旅行。周光地说：“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对中国感情很深，可以说是很爱国。她当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中国对她来讲，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迟来的文学价值 因为国内过多地关注韩素音在政治上的形象和活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韩素音的一些文学作品，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2007年，世纪文景重新出版了韩素音的几部自传小说作品，首先就是《瑰宝》。 《瑰宝》的译者孟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初做翻译时，甚至没有得到版权和许可，只是自己被小说吸引了。他在阅读小说原文之后，觉得写得好，便在业余时间尝试着翻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翻译完，没有出版社前来接洽。译作完成之后，他尝试给出版社投稿，稿子辗转到了作家格非手中。格非再把译作推荐给世纪文景的编辑陈蕾。陈蕾接到译作时，对韩素音也只有“伟人传记作者”这样的了解，对她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读完《瑰宝》后，她惊觉到了韩素音的文学价值：“故事实在是好，译得也实在可褒：爱情故事，历史思考，叙事智慧，诗意感受。”陈蕾因此开始两头联系作者和版权方，2007年，《瑰宝》在国内出版。这一次，无论出版方还是读者，都重新回到了“文学”的坐标上。 和谭恩美、於梨华等其他海外女作家相比，韩素音写中国故事的基调很独特。孟军说：“我感觉她独特的地方，是属于那种向前看的、面向未来的。像《喜福会》（谭恩美 著）就是有点留恋过去的，是那种伤感惋惜的挽歌式的创作。而韩素音应该是历史感最强的，她的自传式小说，可以看成个人角度叙述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其中的个人视角和宏观视角结合起来了。在海外女作家当中，她的视野是很开阔的。” 孟军主张对韩素音的作品多做一些开拓：“从整个来讲，现在国内的读者对她的认识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表面上。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政治角度把握她的；之后，又把她的作品只当做言情小说来看。韩素音本人的情况，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是跨度很大的。她的作品题材范围非常广，文化横跨中国、东南亚、西方、欧美，写作内容则有爱情、人生、历史，非常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