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调查被揭造假始末，寻找捧红加藤的推手 加藤嘉一的履历造假了。这个游走在中日之间，以国际观察家、成功人士面目出现的年仅28岁的年轻人，被发现说了若干个谎言，名声一夕坍塌。 当他被“扒皮”的时候，才有人开始回想，加藤嘉一为什么红起来？是因为他的身份、观点，还是他自己的炒作？有日媒称，加藤嘉一是“在日本说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说日本的坏话”，而现在对加藤嘉一铺天盖地的批评中，也有一条是“投机主义”。曾经有过对着他的签名售书激动异常的粉丝，也有厌恶他已久、抓住机会批评的反对者。只有一条是没有争议的：说谎是不对的。而加藤嘉一在中国的道歉至今只针对“考上东大没有去”一件事，其他的疑点他还没有回应。 加藤被揭造假始末 10月31日，日本杂志《周刊文春》刊登了一篇名为《揭露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加藤嘉一）伪造履历》的文章，加藤的“履历造假”事件立刻开始发酵。将加藤嘉一定义为“中国最有名日本人”，本身就有诸多值得玩味之处。 在《周刊文春》之前，旅日华人作者桥本隆则（笔名，原名汤宇新，专栏作家）、李小牧（著有《日本有病》）已经开始和日本网友一起关注加藤嘉一。桥本隆则说，自己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收到邮件询问加藤嘉一的情况。根据他文章里的一些描述再去核实，很容易发现其前后矛盾之处，例如加藤曾经说，自己在高中时因为体育成绩好，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获得第４名，所以有资格作为保送生进入东京大学；根据资料显示，加藤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山梨大学院大学附属中学，桥本隆则查询加藤入学时的日本全国游泳比赛，没有发现他获奖的记录。至于他对上东京大学的描述也前后不一致：加藤在接受中国某杂志采访时说：“我考上很多大学，最后是我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部，入学后我在大学内遇见一位北京大学教授，我与他交谈就决定东京大学退学，来到了北京大学。”又在另一个门户网站访问时说：“我是考上东京大学，但是觉得没有意思，就主动放弃。”因为陆续有人质疑他的经历，今年4月在福建一所大学的演讲会上，加藤嘉一含糊地说：“我是北京大学学生，我的母校是北京大学，我与东京大学没有关系。” 根据《周刊文春》的实地采访调查，加藤嘉一的高中班主任老师称加藤并未考上东大。此外，《周刊文春》还提出了另一些疑点：加藤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写自己是日本的公费派遣留学生，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介绍自己的留学费用由中国教育部负担；他自称庆应大学SFC研究所“上席研究员”，该所回应他只是“访问研究员”。甚至连他“日本全国柔道大会第四名”也是假的。此外，加藤自称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确实存在韩半岛研究中心（也称作朝鲜半岛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由校内和校外学者担任研究人员，韩半岛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元周称，今年才知道加藤在使用该中心研究员身份，并已发送信函让其停止使用，加藤也表示答应。（王元周回应援引自《新京报》） 加藤嘉一的头衔并不都是假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条确有出处。时代周报记者在该学院网站上查到，加藤嘉一的简历在“Rajawali Fellows”的分类里，该简历仍然有“北京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一个头衔—看来哈佛也被骗了。时代周报记者发邮件肯尼迪学院询问加藤嘉一的履历问题并转发了日媒的质疑报道，至截稿时仍未有回音。 加藤还在细节上吹牛，例如在日本节目中表示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亲口对他说，希望遇到日本领导人时帮忙解释向日本禁运稀土问题。 唐骏学历造假被揭发时，加藤嘉一曾撰文《假文凭的土壤》。加藤嘉一笔下中日对造假态度的不同最终也在他自己的经历上得到了验证。北大方面对此事件的回应是：“北大录取加藤嘉一，并不会了解他是否同时被其他院校录取，也不会因此影响他的录取结果。”而在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特任研究员森口因为说谎被媒体追究，东京大学以及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了特别追查小组查清问题，向媒体公开道歉，森口本人也被东京大学惩戒开除。 没有意见的意见领袖 加藤嘉一一直以精通中日的姿态出现，同时也是FT中文网最勤奋的专栏作家。看上去，他似乎是“意见领袖”，但吊诡的是，无论是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还是跟人聊起他，几乎找不出加藤嘉一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一位在复旦参加过加藤嘉一讲座的媒体人说：“学生们喜欢他，觉得他帅，是‘青年学者’，很成功。不过也没有听他的粉丝们说过他到底有什么观点。” 加藤嘉一最声名远播的一次言论是今年上半年“南京先锋书店事件”，在回答如何认识历史真相的问题时，加藤说，一方面，普通民众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对于政府而言，都需要反思，“不管日本，还是中国，包括日本人，在当年的‘二战’……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错误决策和判断？”另一方面，是要透过不同渠道了解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当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事情，我始终不明白”，正是由于中日说法不一，所以他也不明白真相到底是什么，因此只有按照他所提的多渠道方式“耐心地去做”。所有这些话被外界概括成“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反对他的帖子潮水一般地涌来。加藤嘉一原本的打算是在离开中国去哈佛之前在全国高校演讲以告别，因为这场风波，他的告别到此为止。 加藤嘉一知道自身定位的微妙，也知道这种微妙的利弊，他甚至小心翼翼地操作出了一套经验。在“南京先锋书店事件”之后，他跟采访他的记者回复“如果重新回答一次”时说：“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 加藤的身份被他顺利转换成资源，在各类媒体专栏中谈论热门话题：钓鱼岛、两会、欧债、奥运、日本地震、中国改革、微信……在公众的印象里，只留下一个谈论的姿态。
和“意见领袖”相互呼应的另一个标签是“成功人士”。在加藤嘉一出版的中文书籍中，“励志”是另一个主题。《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讲述加藤自己的经历，家里穷，被黑社会逼债，很早开始打工，宣传语上概括：“他来到世界上，仿佛就为了面对磨难……他恨社会的不公，但内心依然阳光。”在《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中，“导师”的姿态似乎很明显，但是加藤称“鼓吹成功学的青年导师很快会过时”、“成功是毒药”，书中讲述的仍然是成功学最关心的求学、生活、奋斗、人生等相关话题。 加藤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曾透露，40岁后要在日本竞选从政。从去年开始，加藤的名气“出口转内销”，报纸杂志有专栏邀约，电视节目邀请他参加，如果没有学历造假事件，他积累的名声和话题的确是从政的好帮手。无法得知这样的成名路径是否计划已久，但在重视诚信的日本，加藤的撒谎已经让他的政治生命无法开始。2004年4月1日，日本众议院议员古贺润一郎被日本民主党开除党籍，因为他在填写履历表的学历一栏时弄虚作假。古贺确实在美国加州培波戴恩大学念过书，也参加过一些公开讲座，但因为学分不够未能领到毕业证书。 谁捧红了加藤嘉一 加藤嘉一的泡沫被戳破，很多人都提出了“谁捧红了加藤嘉一”的问题。时代周报记者试图联系曾经给加藤嘉一出过书的出版界人士，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谈论此事。其中一位说：“这事还是冷处理吧，已经翻过篇儿了。”加藤嘉一的出版社最开始是华文天下，知情的读书记者说，当时操作他的编辑也并非什么出版界的大腕：“那个华文天下的小姑娘早就走了。” 《人物》杂志执行主编，《看天下》前副主编张悦最早邀请了加藤嘉一写专栏，在张悦同事的眼里，如果说加藤嘉一有推手，张悦应该算一个。张悦对“推手”这个称号敬谢不敏：“完全是顺水推舟的事。”当然他也对时代周报记者承认：“我确实目睹了加藤嘉一从一个日本纯屌丝到中国媒体红人的全过程。” 2008年初，张悦认识了加藤嘉一，当时加藤陪同一个日本通讯社的记者到广州采访，普通话说得很好，给张悦的印象也很好，“他是一个很勤奋、很用心、想尽办法想融入中国社会、有自己思想、有自己观察能力的日本年轻人”，这种年轻人，中国也不多见。后来张悦去了《看天下》杂志，那时的《看天下》正以席卷之姿进入中国的杂志生态圈，每个月的印数以几何级在上升，加藤当时在人大教中学日语，他发现他在的学校很多学生都在翻阅《看天下》，于是他找到了他早就认识的张悦，表示想在《看天下》写一个专栏，张悦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很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本来愿意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就少，而且长期生活在中国，用中文写作，有自己的观察，愿意参与当下火热话题的日本人更是凤毛麟角。” 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人们常常可以在张悦主持的《看天下》时政版块中看到附着一张清新照片的加藤嘉一专栏，这在一众专栏作者里，算是不错的待遇，这个长相平常的日本年轻人每次都在谈一些中国的小问题，文笔谈不上优美，偶有语病需要修改，但观点鲜明，流畅易读，仅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中文水平显然不错，当然媒体看重的更是他日本人的视角，张悦说“杂志和作者是相互成就的”。 之后，加藤有了更多的施展舞台，他给FT中文网写一个叫《第三眼》的专栏，这给他带来更大的名气，当时他写了一个脱北者的文章，影响很大，“他亲自去当地调查，而且是这样一个边缘的敏感的领域，这是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在内都做不到的”。 加藤的文章也有他的取巧之处，不少专栏挠到中日两国社会对比的痒处，张悦形象地将之定性为“升级的地域帖”。网络时代的人民都知道，要引起话题任何时候只要谈到地域，都会引起大的争论，“加藤将这个升级成了日本与中国的地域不同，那当然会引发争议”。那时几乎每天杂志社的邮箱都能收到不少有关加藤专栏争议的读者邮件，对于编杂志的张悦来说，他觉得很高兴，“有争议是好事，说明专栏有人看，有影响。”至于说能不能说是《看天下》带红了加藤呢？张悦不完全同意，因为之后也有韩国和日本的专栏作家加入，但都没有加藤这样火，这说明“加藤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加藤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有价值的”。他坚定地说。 关于加藤那异于常人的强烈的进取心，张悦的分析也颇为独到，他觉得这与他的出身有关。加藤出生在伊豆，从小就在社会底层长大，日本同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官二代富二代，但总共也就几十年的历史，但日本近一百年来，阶层都相对固定，特别是日本政界等级相当森严，像加藤这样有政治抱负的底层年轻人想要在日本出人头地，特别是政界出人头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他就聪明地采取了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他跑到中国来，甚至跑到美国去，如果他能在中国和美国博出位，获得一定的影响力，那他也就有了回日本在政界发展的资本。 加藤走红后，常常会在跟人的交往中提到日本首相，比如野田来了，接见了他，又或者被请去当翻译，或者中国的哪位高官私下征求过他的意见，或者某官员请他去广州中山大学一座小洋楼写作……“我观察他说话会觉得有夸张的成分，但据我所知，这些未必都是假的，但显然对于中国观察者这种身份得到高官们的青睐，他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毕竟如果在日本，他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日本首相的。”张悦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自己和加藤的交往更多是纯工作上的往来，因为“大家都太忙了，他住在海淀，我们杂志社在东北角，是说约过喝酒，但是都没能成行”。 他们眼里的加藤嘉一 张悦也曾听说加藤放弃东京大学来中国的事，但他不觉得加藤嘉一是个骗子，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纵横多年的老记者，张悦不可能对“骗子”没有任何察觉，显然他有自己的观察点：“加藤肯定是做错了，但我不认为他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这种欺骗更多地缘于一个年轻人的上进心，为了更容易被人认识替自己编造一些故事，粉饰自己，选择性夸大自己的优点，说得轻一点是夸张，说得严厉一点则就是虚荣功利。”张悦也不赞成对加藤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同样是欺骗，我觉得唐骏的欺骗更让我难以容忍，因为加藤马上就道歉了，而唐骏则要在无可辩驳的情况下还要狡辩”，但对于加藤的道歉，张悦觉得加藤选择了最轻的方式，针对的是最无法自圆其说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加藤需要更坦率地道歉，一次性讲清楚，这样才是更高明的危机公关方式。” 就算到了加藤被“扒皮”的今天，张悦仍坚持他一分为二的看法：“加藤是一个特别上进的人，他很早就为自己的将来制订计划，比如他很早就说过他要去美国，你看，他现在就在美国，他每天坚持长跑，每天坚持写作，这种勤奋和认真是值得肯定的。” 最早采访过加藤嘉一的李娅（化名）是一家党报的读书版记者。据她回忆，加藤的走红缘于2008年，这个年轻的日本人不断地出现在她的视野里，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网媒他都以一个相当正面和相当有挑战性的姿态出现，“当时觉得突然出来一个这样的人，好红，那他出书了你没有理由不去采访他。” 就算走红了，加藤嘉一也是一个异常合作的被采访者，“挺日本的，有一股子认真劲儿，视角也很独特，就连插队这种事他都会说得很清楚，在日本出现了会怎么样在中国出现了又怎么样，当时觉得他的看法挺客观，不会一边倒。”加藤甚至还邀请李娅去参加他在北大的演讲，“好多人去听啊，那就叫红吧，他很有亲和力，也挺了解学生心理的，知道如何跟学生讲话会引起反响”，比如他会在演讲中提到贪污提到腐败提到体制，还会提出一些直率的批评，下面的掌声就哗啦响起来，“他表现出的直率是那种大家都喜欢的直率”。 一位在华工作的日本媒体人则表示，日本国内的普通人都不太知道加藤嘉一，履历造假才让大家一下全知道他：“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中日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包括历史问题。所以他在中国像是代表日本的角度说了很多意见，这是一个领域的一个开拓者，他又很年轻。所以我觉得他在中国做到开拓这个事业这点不容易，但也许实在是缺少中日之间的交流者的缘故。” 最早质疑加藤嘉一的桥本隆则认为加藤嘉一确实有“在中国说日本坏话，在日本说中国坏话”的行为：“大概是他太了解中国的原因。他是不是被某些人包装？”至于中日之间需要怎样的人来发声，桥本隆则说：“苦药能治病。” 在中国成名后，加藤嘉一的“异性缘”也因此多了起来。时代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加藤嘉一的一位前女友。加藤在北大求学期间，在聚会中结识这位女性。不过短暂的交往中，女方发现加藤“并非是愿意安定下来的人”，并同时与其他女性保持暧昧关系。 虽然在感情上两人早已分道扬镳，但这位女士客观地说了自己对加藤嘉一的评价：“我之前一直不太清楚他的学历是否造假，也已经很久没有跟他联系了。不过当初FT找他写专栏或者凤凰卫视找他出镜，并不是因为他曾考上过东大，而是因为他能够用流利的中文提供不一样的视野和意见。我认为他本人的确很优秀，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