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的生与死 电影 草原上的生与死



     当我们回溯人类的演化进程,大脑的可塑性是隧道那一头的幽光。600万年以前,人类祖先刚与黑猩猩的祖先分离开来。那时候,意识的竞赛尚未正式展开,但某些灵活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已经初现端倪。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情感”(emotion)。

  心理学家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情感是大脑内先天存在的“自动评估体系群”。这个看法如今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所谓自动评估体系群,就是高等动物具备的一类随时监控周围环境,及时发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事件的心理机制。这种机制是自动化的、快速的,一般来说不需要特别的觉察,或者意识的参与。最基础的情感,例如“高兴”(happiness),就源自自动化评估的结果“满意”(satisfaction),“恐惧”(fear)则可能来自“厌恶”(aversion),等等。而情感的表现,或者说情绪,往往是对事件作出的突如其来的反应,其快速反应的程度只能以毫秒计。( 《情绪的解析》 )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情绪在大脑中是如何形成的仍然困惑不已,它们就像神经网络上一闪即逝的鬼影。不过,哪些因素更容易唤醒这套自动评估体系群,或者说,情感对哪些事件更敏感业已搞清。简而言之,那些生死攸关的大事或因素,最容易唤起情绪。因为受到伤害的威胁而感到恐惧,失去最爱的伴侣,于是感到悲哀,这些都是情感背后根深蒂固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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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考古发现,和基因水平接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猿类相似,早期的人类祖先也只具有初级的情感能力。这种情感水平是与人类祖先当时的行为方式相符合的。考古学家玛丽安斯基(Alexandra Maryanski)就指出,那时候的人类祖先并非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断言的那样,乃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后者在他的著作《政治学》里曾经宣称:“那些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而事实是,至少在150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的确过着联结微弱、结构松散、高度流动的“个人主义”的生活。( 《情感社会学》 )

  人类情感出现质的飞跃,正是因为演化进程中一场事关生死的大事件,即发生在150万年前的被迫迁徙。

  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猿类曾经与其他灵长目动物一起活跃在非洲的森林。但是大约在350万年前,规模庞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猴类开始占据了森林中食物丰饶的核心区域。200万年后,它们的扩张将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各种猿类彻底赶至森林的边缘。在那里,狭小的空间和贫乏的食物进一步限制了猿类的生存。它们中的一部分灭绝了,另一部分被迫到靠近森林边缘的东非大草原上冒险。

  然而猿类的身体条件非常不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首先,猿类具有一个视觉优先的大脑,而不具备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嗅觉优先的配置。这种视觉优先的大脑结构能够帮助在树上生活的猿类较早发现敌人,寻找食物和水源,却很不适用于开阔平坦的草原环境。它们很难通过眼睛发现天敌,相反,那些嗅觉出众的动物能够更早闻到捕食者的气味,从而逃脱被猎杀的命运。

  猿类尝试用直立行走的方法来解决视野问题,然而这一方法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猿类的四肢更适于攀爬而非步行,缓慢的徒步行走往往只会便宜草原上的大型食肉动物。

  灵长目动物天生较弱的情感控制能力也引发了严重的生存问题。它们稍有风吹草动就情绪失控吵吵嚷嚷,极易被捕食者发觉。最严重的是,多数猿群组织松散,缺乏集体防卫能力。所以,除了人类祖先,各种猿类大规模地消亡了,没有哪一支在东非大草原上存活至今。

  在猿类当中,人类祖先可能偶然具有更大的大脑可塑性。于是他们重新配置了大脑,以适应严苛的草原环境。社会学家特纳(Jonathan H.Turner)就认为,首先他们改变了大脑皮质。强化的皮质能够更好地控制产生情感的皮质下区域。随着皮质控制能力的增强,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能力也扩展了。接下来,在环境继续施加的压力下,大脑皮质与皮质下区域的联系也丰富起来。这促使恐惧、愤怒、高兴和悲伤等基本情感能够像颜料盒中的原色,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生成次级情感。而次级情感还可以再度调和,生成好奇、希望、感激、自责、内疚、骄傲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化的复杂情感。还能够合成含有沟通意图的面部表情和其他身体姿势。这些东西在塑造自我和人际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如此,情感就由个体的自动评估体系发展成了相互交流的工具。就像特纳所说,情感是与语言非常类似的人类本能,“它是身体和社会的语言。”它重新铸造了强健的社会联系,提高了社会组织水平,从而帮助懂得抱团的人类在危机四伏的非洲草原上生存下来。

  无论人类在以后的演化道路上还要经历多少艰难,150万年前的草原生死都是历程中一大关键。最早的人类化石无不来自森林不曾覆盖的地层,我们今日的食谱中超过五成的食品源自“草”—小麦、水稻、玉米、大麦、甘蔗等等,或源自食草的畜产品,例如牛、羊、猪和鸡。这都是草原留给我们的直接证据。

  更重要的是,情感语言的进步成了意识竞赛的先声,它也为真正的人类语言创造了条件。反过来,如同我们今后看到的那样,意识以及语言的发展也会促进情感的升华。就像心理学家温特沃斯(William Wentworth)所说,情感已经成为人类意识的协调中心。它不仅可以跨越记忆、学习、回忆等意识活动的各个层面,还能够框定和集中信息,从而为其他意识活动提供支持。实际上,没有情感的参与,一个人根本无法将他的意识与行动真正地联系起来。

  14世纪的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一只理性的驴子面对两堆等质等量的干草,因为难以作出理智的抉择而最终饿死。这就是著名的寓言“布里丹之驴”。不过就我们的发现,那只可怜的驴子仅是对刻板人士的轻微嘲弄而已,不具有多少思想意义。因为,布里丹严重低估了大脑的可塑性,特别是情感对理性的协调作用。

  当年休谟说:“理性是,也只应是激情的奴隶。”后来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指出:“情感是理性的公分母。”他们才是真正理解情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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