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黄宏生事件 谁举报了黄宏生?——创维总裁香港被拘调查



2004年11月30日,深圳,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原定召开的中期业绩说明会在中午突然取消。已经准备赴会的记者接讯中途返回。香港媒体很快做出反应,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展开了一项代号为“虎山行”行动。以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的指控拘捕一家上市公司主席、3名执行董事及一名财务总监。国内彩电巨头黄宏生为何香港被拘?是谁举报了他?内部高层,抑或是里应外合?黄宏生是否就此折戟香江?

第一章:虎山行

明知山有虎

2004年11月30日,深圳,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原定召开的中期业绩说明会在中午突然取消。已经准备赴会的记者接讯中途返回。

当日上午9:30分,创维香港总部,董事局会议正常进行中,同一时刻,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的数名拘捕执行人员正在悄悄地形成武装包围圈,向其香港总部包抄过来。

上午9:44分,香港联交所做出指示,创维数码股票即刻起暂停买卖,联交所称停牌原因是有待该公司对潜在的股价敏感资料做出澄清。此时创维数码股价收于2.725港元。

一切都在隐蔽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

3个小时后,几位投行老总应一日前黄宏生和创维执行董事郑建中的邀请,按时来到香港跑马场餐厅,1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黄、郑2人却迟迟未能露面。

很快,香港媒体做出反应,刊出消息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以下简称廉署)几个小时前展开了一项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以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的罪名指控拘捕了一家上市公司主席、3名执行董事及一名财务总监。

在廉署此次代号“虎山行”的行动中,同时拘捕该上市公司一名前任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及一名职员、两名与主席有联系人士。廉署人士对整个事件定性为“是拘捕,不是传唤”。拘捕意味着已掌握初步罪证。

廉署的调查涉及多项贪污指控,其中之一指该上市公司主席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会计师,通过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相应,该名前会计师涉嫌获取有关公司聘任为行政人员及公司认股权的利益,作为协助上市的报酬。另外,该上市公司主席及一名执行董事涉嫌行贿公司财务总监,得以顾问费或服务佣金作掩饰挪用巨额公司资金。

随后,香港新华社发出消息证实,遭拘捕上市公司主席为创维数码(0751,HK)主席黄宏生。当晚消息得到创维集团确认,通过新浪财经发布公告称,公司确有部分董事在积极配合香港有关机构调查,大部分人员在接受短暂调查后,已于当日返回各自工作岗位,集团一切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均正常进行云云。细心人都可以注意到创维方面所称“积极配合调查”与廉署“拘捕”在性质上有极大差别。

从当日起,部分媒体相续推出“4大卖场力挺创维”及“8大彩管厂支持创维”的报道。涉及的国美、苏宁、永乐、大中4家电器渠道商都准备在近期与创维签订大型商业购销协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密切的利益关系是这些厂商如此表态的主要原因。但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是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重新启用黄宏生的前任秘书夏春喜精心策划的危机公关。

12月1日,下午5时的深圳,创维召开“媒体恳谈会”。会议伊始,创维数码品牌总监孙伟中半调侃半认真地对几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说,“就像你们是穿越了北京的大雾来到深圳一样,我们创维现在也面对着一场大雾,不过,我相信总会有大雾散尽的时候”。

除了3名在香港被廉署拘捕的执行董事,创维其余7名董事悉数到场。按照创维方面提供的议程,集团领导讲话介绍情况20分钟,留给记者提问40分钟。但实际上,整个恳谈会仅持续不到半个小时,创维方面即匆匆宣布会议结束。

尽管记者的问题大多比较尖锐,但创维方面却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张学斌表示,他们所知情况也限于香港媒体报道。由于创维主体在内地,为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故安排此次记者见面会。

半小时内,创维方面始终在表达3个意思:一是尊重廉署的执法程序和调查结论;二是暂时由张学斌打理集团事务;三是整个集团各项事务一切运转正常,不会因此受到不良影响。

随后,创维公司新闻发言人在回答《IT时代周刊》的问话中,再三强调,包括黄宏生在内的创维数码15名董事被廉署叫去,只是“传唤”,而非拘捕。

他还告诉《IT时代周刊》,其中大部分人员在接受短暂调查后,已于当日(2004年11月30日)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特此提醒记者不要造成对创维内地企业的误解和伤害。

在谈到拘捕细节上,创维多媒体总裁陈建国做了小小透漏,称调查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登记了一下姓名等个人资料。

12月1日,傍晚的香港。被拘捕人士由廉署落案起诉。廉署公布资料显示,48岁的创维主席黄宏生和37岁的执行董事黄培升(黄宏生之弟),同被控一项串谋盗窃罪名,涉嫌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与其母罗玉英(罗为创维集团一家间接控股子公司——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串谋盗窃共9张创维数码银行户头签发的支票,涉案金额48378169.99港币。指控中暂时没有涉及行贿会计师欺诈上市。

廉署公告显示,当日再次拘捕5名涉案人士,使此次行动被捕人数增至15人。这5人分别是创维数码一名职员、一名前职员和一名前执行董事,以及两名其他人士。

《IT时代周刊》12月1日从香港股市了解到,受创维案影响,香港证券市场民企股股价明显下挫,出现“条件反射式”下跌。其中国美、大成生化及超大农业跌幅均超过4%,而超大农业(0682)下跌最狠,为5.3%。浙江玻璃及海天天线也分别下跌了2.97%和2.56%。当日主要8家民企共蒸发的市值达13.28亿港元。

某香港证券分析师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虽然此次事件属个别性质,但投资者对于连“基金爱股”也出现问题感到震惊,相信相关股份仍会继续受拖累。

12月2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被廉署控告的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兄弟串谋偷窃巨资案在此提堂。

当天早上8:45分,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就被廉署工作人员用车押送至东区裁判法庭候审,一直到11:45分,法官才宣布黄宏生的案子提堂,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随后被带入法庭。两人均着深色西装、白衬衫,没有系领带,两个人表情都很平静,没有说话,黄宏生看上去略显疲惫。

庭审开始,法官宣读廉政公署对两人的指控。黄宏生和黄培升分列为第一、第二被告,被控“串谋偷窃,违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第9条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

指控书称,黄宏生,48岁,创维数码主席;黄培升,37岁,创维执行董事,2人同被控一项串谋盗窃罪名,2人被控罪行详情是,“黄宏生及黄培升2人,于2000年11月1日至2003年4月25日期间的不同日子,在香港与其母罗玉英一起串谋偷窃一项据法产权,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欠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Skyworth Digital Technology(Holding) Co.Ltd.】的一笔48378169.99港元的欠款,而该款项是创维数码的财产。”

按照廉署工作流程,48小时之内需对所拘捕人员作移交法院或放人处置。黄宏生兄弟提堂时,无须答辩,法官直接将案件押后至2005年3月2日再提堂,等待廉署进一步调查结果,届时不排除增加新的罪名指控。廉署已将创维案列为近段时间最重要工作之一,也不排除一俟证据充足,在3月2日之前提前加诉。

2人获准以100万港币现金保释外出。

随后,黄宏生及黄培升被带离法庭去办理有关手续,一直到下午2:50左右,黄宏生才由一名男助手陪同走下法院台阶,此时黄已经换过一身西服,并系上一条黄色领带,面对众传媒的追逐,黄略带笑容,但显得有些勉强,一语不发坐进一辆汽车离开。几分钟后,黄培升在两名女助手的陪同下也走出来,黄培升笑着回答了传媒的提问,一边走一边表示:“目前公司一切运作正常”,“内心比较平静”,也很快离开现场。

隔天,《IT时代周刊》记者致电创维公司高层,包括分管彩电的总裁张学斌以及黄宏生本人,张学斌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而黄宏生本人手机已经转移至秘书台。《IT时代周刊》只能从该公司新闻处了解到,黄宏生已进驻创维数码在香港的办公室,会见了律师,与大部分董事碰头,通过电话联系了临时主持工作的张学斌。

12月3日,深圳。国内7家重要银行在深圳分支机构的高管与创维召开联席会议。据创维集团发言人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的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将随时给予“特别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锡军评价,各家银行只是传达出一种态度,“支持”的落实要取决于事态发展。他一再强调“得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在公司严重违规的前提下,银行发放贷款的可能性不大。当前众多银行信贷收缩,风险管理加强,贷款权力上收到总行,地方分支机构权力有限。

业界人士分析称,事实上,创维目前需要的也只是银行的一种态度,以消除此次事件的负面影响,此次银行群起“支持”是一场和企业联合出演的公关活动。张学斌称,“虽然创维多年来一直是各家银行贷款追踪的大客户,但我们至今没有贷过一分钱,16年来,创维在香港的银行也没有贷过款。”

但是在事发前约一个月时间,2004年10月25日,创维数码披露,其全资子公司创维电视与多家银行就一项金额最高为6000万美元(约4.65亿港元)的3年期信贷签订协议,用于“扩大营运资金开支的需求”。如果4.65亿港元的贷款额度全部动用,其规模将与创维数码2003年纯利润3.42亿港元、年终现金流4.45亿港元等量齐观。

《IT时代周刊》记者调查发现,此笔信贷协调安排行包括中银香港、新加坡发展银行及荷兰ING银行。银行界人士就本案分析指出,如果“创维数码停牌超过2周,可能引发银行追讨6000万美元贷款”。

近日,创维集团在网站上发布一篇公关稿声称,“创维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学斌首次正式承认,截至今年9月30日,创维用各种形式存在银行里自有积累资金已经达到24亿元。这笔钱一般情况是不进入流动资金的。香港的基金公司曾经多次提意见,认为这么一笔巨款沉淀在银行,是保守和浪费,应该投出去。但创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进行投资,投资的项目也没用到这笔款”。

之后创维有关人士对24亿的具体数字进行了口头的改正,“因为年底和春节的采购支出资金比较大,这部分存在银行的资金目前还有10多个亿”。

12月6日,北京。创维集团首次在京召开媒体见面会,表示希望凭借良好的市场业绩扛住复牌后的股价。

市场传闻摩根大通等持仓机构已经提前作好减值准备,对所持创维数码股票进行50%以上、最高达100%的减值处理。香港证券界人士指出,基金可能进行大幅度“撇账”,一旦复牌,将不计成本地出货。此前创维数码在香港股市属于“基金爱股”,仅摩根大通、汇丰、中银及惠理4家大型基金持股量就超过20%。4巨头若悉数抛售,创维数码股价难逃暴跌命运,其市值损失将超过12亿港币。

创维集团新闻发言人沈健指出,公司在深圳已成功取得银行支持,决定在市场发动大规模攻势,避免被抛售的结局。

同日,廉署专员黄鸿超率团低调抵京,对中央执法机构开展访问,随行人员包括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等共7人,将于10日返港。

廉署访问团当天出席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及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合办的“国际反贪污动态研讨会”。陈志新应邀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从7号开始,廉署人员将陆续访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加强了解与合作。

《IT时代周刊》了解到,黄鸿超属强硬派人士,曾发言表示,香港市民绝不容忍贪污,并认为,香港反贪工作成功,有赖于反贪机构独立运作以及高度问责等因素。

 谁举报了黄宏生?——创维总裁香港被拘调查
尽管廉署新闻处表示,此次访问只是例行公事,廉署在调查工作上向来与内地执法机关保持良好联系,合力打击跨境贪污罪行,近年来有多位廉政专员及廉署高管定期造访内地检察机关。但值此微妙时机,廉署低调访京仍令人浮想联翩。

廉署此次行动名为“虎山行”,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意,可谓耐人寻味。以廉署的权威,既已掌握初步罪证,拘捕15名涉案人士并不困难,但这个名字暗示了创维作为内地重要民企,在各个层面有错综复杂的关联,需要认真应对。在港上市的内地民企先后传出多起丑闻,杨斌、周正毅等人都是由内地执法机构受审,而这还是香港执法机构首次出手。

《IT时代周刊》从广东相关部门得到证实,11月初香港廉署人员曾访问广东执法机关,有猜测将此事与本案加以联想。廉署新闻处对此表示纯属巧合。但可以肯定,无论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廉署对内地执法机构的访问势必将促进双方的执法合作,加大监管力度。

案件疑云四布

按照香港案件调查一般工作程序,廉署接到举报后将进行调查,待证据收集充分后递交给律政司,由律政司决定是否起诉。律政司起诉后可以自行调查证据,也可以责成廉署继续调查,提供补充证据。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香港律政司正式提出黄宏生及其胞弟涉嫌串谋他人进行盗窃巨额资金,此项罪名获罪可能性较大,廉署肯定是掌握了大量证据才就此罪名进行指控。

据媒体报道,黄挪用的此笔资金涉嫌转移到三亚创维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是三亚,于2002年11月1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该公司主页上的资料说,该公司是创维集团与深圳鸿洲地产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在三亚投资开发的“港门下村和水居巷”旧城改造项目,即时代海岸,是海南省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项目占地约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1.7万平方米,是一个集旅游、度假、休闲和娱乐等多功能的综合项目。

《IT时代周刊》记者随即打电话到深圳创维鸿洲,相关负责人表示,此间公司确有黄宏生股份,但目前公司运作正常,并未受黄宏生事件影响。据廉署发言人表示,如果此项罪名盗用4800多万港币一事成立,按照香港法律的规定最高可判10年刑期。

据廉署网站载,对黄宏生还有一项指称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以伪造会计纪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创维于2000年4月以每股2.07元发售5亿股集资上市。那时,家电行业发展不济,上市环境不佳,此次涉案的会计师可能涉嫌伪造创维赢利状况,帮助发售股票的券商“出货”。当年创维的上市保荐人为ING霸菱及工商东亚,核数师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据《IT时代周刊》记者查阅到的创维招股书资料显示,创维公司上市前3年的赢利年年增长,1997年度纯利达1.588亿元,1998年度则上升25%至2亿元,及至1999年度则上升20%达2.4亿元,但上市后首个业绩即见红,颇令投资者感到疑惑。

事实上,创维被调查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1年,创维就曾因为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香港联交所调查。当时由于旗下子公司创维-RGB出现税务问题,而被香港税务局追收由1995年至2000年5年间的高额税项。当时,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表示,传闻纯属“无理取闹”,无须理会。

然而不到一年,2003年6月5日,创维数码突然发布公告称的确有税务问题,并已经与香港税务局就截至1999年10月31日,在香港被征收的税款达成赔偿契约。创维负责清偿和解款项约1761万港元,而这部分费用将通过公司储税券及内部资金拨付的方式完成,而包括现任及离任执行董事在内的7名赔偿人,已经同意负责清偿款项余额4663万港元。

另据《IT时代周刊》记者从创维某上游供应商处获悉,现在包括松下、东芝、索尼等显像管供应商已经向创维集团开始现款供货,而之前给创维的账期最长可达90天。还有渠道称,现在销量上已有下降。

此外,已拟定于本月20日在香港上市,拟集资逾8亿元的内地彩电显像管生产企业彩虹集团,也因创维风波备受关注。彩虹宣布,对于创维欠付的货款以将计1880万元的损失准备,并由此将公司赢利预期的3.8亿元调低至3.6亿元。《IT时代周刊》在彩虹集团招股文件中看到,2003年度其前3位大客户依次为TCL、创维和康佳,其中创维是其第二大客户。今年以来,创维已由彩虹的第二大客户下落到第三客户。创维采购也由占彩虹总销售额的13.8%下滑到12.6%。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彩虹集团对创维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截至《IT时代周刊》发稿时,才得到创维内部人士口头不慎泄露的消息,创维若年底之前还未复牌,它将面临着与一家香港证券公司涉及6500万美金的巨额官司。本刊记者再三追问,均未得更详细内情。

《IT时代周刊》多次采访询问,而创维方始终就复牌事项一直表示沉默。此后,即12月10日,《IT时代周刊》与香港交易所企业传讯部副总监陈涓涓取得联络,并就创维复牌事宜提出疑问,4日之后,即本文即将付梓之前,香港交易所给出了准确回应称,一般而言,香港交易所会就上市公司停牌期间一直与公司保持联络,并会要求上市公司于复牌买卖前发出公告。有关公告需具备充足资料,以求达到该公司的股份在恢复交易后,有关股份可在一个公平及市场已广泛知悉有关消息的情况下进行。

同时,就《IT时代周刊》提出年底之前能否复牌成功的疑问,香港交易所称,不会评论个别上市公司的个案,亦不会评论创维何时能复牌。

另据彭博信息的资料,摩根大通、惠理基金、景顺基金、汇丰基金、怡富基金4大基金在创维的持股量共逾20%,以该股停牌前报2.725港元计,倘该股长期停牌令股份无法变现,损失恐超过12亿港元。著名投行花旗美邦日前也发表报告,将创维投资评级从“买入”降至“卖出”,并将该股目标价由3.4元大幅削减至1.43元(创维停牌前报收2.725元)。花旗美邦认为,创维面对治理危机,复牌后的下跌空间估计达到48%。

创维涉嫌的财务造假

同时,针对告密之事,创维内部也是猜疑纷纷,最为惊奇的说法,是创维某一财务人士离开创维后,在另一公司制造假账被揭发,连带抽出了4年前参与其中的创维上市造假账的“作为”。

此财务人士是谁?与业界直点造假嫌疑人郑建中有何关系?业界众说纷纭。

11月30日被拘捕的时候,郑建中的身份是创维执行董事。在接下来几天的媒体会议上,该董事均未出席,应该包括在被廉署拘捕的3名执行董事之中。

2004年7月,郑建中出任创维数码CFO,9月成为创维数码执行董事。此前,郑是德勤香港所合伙人,企业财务部业务发展主管。郑加盟创维后,与创维数码及其属下多家公司订立合同,除担任创维数码及一家子公司首席财务官外,还成为另外一家子公司品牌策划主任。创维方面向郑支付每年250万港币,外加2000万股票认购权的酬劳。

追溯到2000年,创维在香港上市时,其上市保荐人为ING霸菱及工商东亚,正是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一香港证券分析师认为,上市前财务造假无非两种路数,做高销售,或做低成本。企业虚增经营业绩通常需要承担相应的较高税收,但如果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以低成本虚增经营业绩。

近年来内地民企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创维也是通过此类BVI方式上市。这些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公司,超出了地区性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和能力,从而形成了监管真空。

《IT时代周刊》发现,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公开发行4500万新股,认购价高达每股2.07港元,筹资超过10亿港币。

招股书显示,公司上市前3年,利润增幅均保持在20%以上,1999年纯利润2.4亿元。但在上市当年11月首次业绩公布,创维即发出赢利预警。2000年底时,创维公布半年亏损1.25亿港元,存货激增15亿港元,增幅达70%。

上市第2年,创维继续报亏。但此后,在彩电业普遍不景气的行业背景下,该公司业绩出现惊人增长。2002年,创维转亏为赢,利润6200万港元,但应收账款高达15亿港币。2004年,公司利润达3.42亿港元,创历史记录,同时公司应收账款增加至26.14亿港元,激升47%。当时就有投资者指出,公司的应收账款增速过快,与公司收入的增长并不匹配。

第二章 成败黄宏生

现在在深圳公交集团工作,52岁的曹粤滨在11月30日下午就得知了黄宏生被拘的事,在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他表示与黄宏生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在1年前华南理工大学的MBA10周年庆典大会上,平常的联络也仅限于电话。

28年前,比黄宏生早2届毕业的曹粤滨留校工作,学校让他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给1977届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80位学生做辅导员。这80位学生中,包括了今天TCL总裁李东生、德生电器总经理梁伟、TCL副总裁胡秋生、康佳原总裁陈伟荣、创维总裁黄宏生以及后来成为黄宏生妻子的林卫平。

曹粤滨回忆道,当时任501772班班长的黄宏生很具人缘和号召力,《IT时代周刊》记者在所走访黄宏生的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黄宏生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均半的人。他的激情所带来的感召力超乎寻常,但也仅仅限定于大家并肩起事之时而已。

熟悉黄宏生的人都表示对黄很难短语作评。因为他是个复杂的多面体。而一位早年由南京熊猫投靠黄宏生而后又无奈离开的人士称,黄宏生身上具有明显的中国小商人特点,做事坚韧如一,但是待人态度上却另当别论。这种性格决定了他日后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黄是个理想主义者,在毕业的时候曾和导师倾诉过中国索尼的梦想,其创业的动因据说是在1988年到美国参加拉斯维加斯展览,看到国内的名牌电器,无人问津,摆在跳蚤市场里面卖给黑人贫民,所以心里很痛苦。

在自己司机的眼里,黄老板“卡拉OK的歌都不大会唱,打高尔夫球打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赶路的时候,在路边反正有大排档就去吃,在大排档吃那种煲仔饭,五块钱一份,三块一份的那种,吃得非常一般。在公司加班有时候加到12点钟,就在公司睡觉了,躺在沙发上睡。他是一个生活很简朴的人”。

创业:越挫越勇

1956年出生在广东海南临高的黄宏生,其童年及青年时代一直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不满18岁,就到海南某山区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当时做伐木工,必须上山开路,碰到挖不动的地方就要打炮眼,炸开一条路来。等100多个炮眼打好了,炸药也装好了,黄就去点炮。前面的炮声隆隆,碎石飞溅,他还得坚持把最后几个炮眼点燃。每年点炮眼的人总有几个死于非命,但是年轻的黄宏生平安地活下来了。黄创业之初的一个项目丽音解码器失败,曾使黄背负500万的债务,瘦到只到95斤。

1977年,黄宏生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信息产业部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

28岁的时候,已经是该公司的常务副总,32岁辞职下海,小本起家,做遥控器,在资金上捉襟见肘,开模具的成本三万元,预付定金之后,就没有钱做物流,生产也需要投入,客户手上还压着回款资金。

随之而来的是:电子产品代理及生产丽音解码器先后两次的商场跌败。跌了两脚的黄宏生决定生产彩电。彩电总算生产出来了,却无销路。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至此,黄宏生已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1991年黄宏生大胆收纳了拍卖于世的香港迅科集团,借助迅科彩电强有力的技术支撑。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3代彩电,终于被欧洲市场所认可。后来黄宏生经常会说这么一句俏皮话:因为难,所以成功。

至于为什么黄宏生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而始终没有被市场湮没淘汰,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当时为了稳定1997年后香港的经济稳定,内地资助了一些优秀人才移民去香港创业,当中可能就包括黄宏生。

震荡:被揭“人整人”

在成功吸收迅科之后,在1994年,创维又斥资港币3亿取得51%股权,合资成立“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使创维的彩电年产量达到40万台。

但此时,与黄宏生大学同窗4年然后并肩创业的胡秋生在创维内部的分岐也逐渐浮出水面,据知情人士向《IT时代周刊》透露,他们俩处事风格完全不同,胡秋生是潮州人,生性不羁,相比之下,黄宏生就小气得多,而且疑心颇重,两人因性格不合,最终分道扬镳。而黄宏生小气的性格在此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变,由此引发了以后的几次人事震动。

1995年,胡秋生离开创维,去了李东生的TCL,最终为TCL收购陆氏立下大功,从此建立起TCL彩电生产基地的雏形,至今胡仍担任TCL集团的副总裁一职。

1999年对创维来说是大跨步的一年,创维成功吸纳国际风险3000万美元,成为了国产彩电富豪俱乐部的一员,并于2000年4月在香港成功上市,其实从这一天起,创维就不再属于黄宏生一个人了,但黄在这一天的得意肯定让他忘了这一点,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似乎就没把上市公司所要承担的义务放在眼里。

同样在这一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陆强华事件”。

1996年,陆强华进入创维,担任创维集团副总经理兼中国销售总部董事、总经理一职,在近4年时间里,陆强华使创维的国内销售额从1995年7.8亿元迅速增长到2000年3月底的44亿元。但在7月31日,黄宏生突然宣布,由杨东文来接替陆的职务,而陆调任创维集团从未有过的中国区域总经理一职,陆认为自己的权力被架空。

于是陆愤而发表了一封《致创维销售系统全体员工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将他个人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称创维的文化就是“人整人”,陆强华本人随即携创维150多号人马集体跳槽至也生产彩电的高路华公司。

有创维的老员工至今还记得,在《致创维销售系统全体员工公开信》中,陆强华写到自己所买的股票已割肉般亏去了一年的收入了,黄老板还压着他那么多钱不想给;几百万股期权还被黄老板给收回去,不愿补偿,甚至黄还想收回给他的聘用期限内的保证金(住房)……陆最忍受不了的就是黄头一天作决定第二天就通知办理,容不得商量的黄甚至说过:“我定下来的事不用跟他讲了。”

陆强华事件持续了1年多,创维高层的相继出走事件也由此开始被业界广泛关注,在陆强华之前,创维的高层相继发生了10多起出走的个案:胡秋生、褚秀菊、杜健君、任健、陶均、黄学政……这其中有原创维生产厂长、中国区域销售总经理、集团副总裁、财务总监、执行董事。4年过去了,创维高层出走的场景仍在持续上演,陈矩添、郭腾跃、刘助、杨东文、刘辉阳……

感化:上演苦肉计

陆强华出走之后,创维随之股价大跌,数亿元资金蒸发,公司内人心不稳,公司命运一时陷入生死攸关的关头。

随后的2000年2月,创维集团从美国硅谷挖来5位高级人才,首先付出一笔离开当日原公司股价作参考的股票期权补偿,并严格按“硅谷的方式”分4年付清;然后再付出比美国略高的年薪,同时也让他们拥有创维的股票期权,这样,他们加盟创维的总收入比起他们每人因辞工而损失的近2百万美元更高。

任健就是当时5位海归派中的头马, 但不到半年,有人再见到任健,其名片上的职位已经由创维集团董事、副总裁换为TCL首席技术总监了。

这是黄宏生的失职。但却抹不掉黄宏生“投入”的热情,比如采取减持自己所持股份的办法,使管理层人员的股份进一步提高。随着引入新的高管进入董事会,黄宏生开始拿自己51%的股份中的15%给他们,让他们持有股份。

在2002年科技表彰大会上,创维还通过以期权方式重奖研发人员,集团首席科学家李鸿安获得100万资金和300万股票期权,被称为“价值千万元”的打工皇帝。为了进一步凝聚人心,创维又采取了员工持股的措施,800位骨干员工得到了股份,持股员工将近占到员工总数的10%。

举报者四处潜行

据香港廉署公告,他们是在接到举报之后才开始着手调查并采取行动。黄宏生兄弟保释条件中也包含不得骚扰控方证人一项。廉署有严格的保护举报人制度,不能对外透露举报人身份,也拒绝证实举报人来自内地还是香港。这个神秘人物引起各方关注。

坊间流传更详细的说法,一是由已离职的原公司高管捅出,另一说是由一家欠创维5000万元的股东举报。从举报内容和廉署动作来看,举报者应对创维数码财务和运营相当熟悉,前一种说法更为可信。

目前,猜测集中于四位创维前高管:陆强华,曾任创维中国区销售总部总经理;前执行董事陶钧,2000年10月21日离开创维,目前去向未明;前执行董事刘辉阳,2000年11月27日辞职,曾任创维多媒体国际(香港)总裁;前执行董事郭腾跃,2003年4月23日离职,目前任深圳中电数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4人不是与黄宏生有个人恩怨,就是在创维郁郁不得志。

就各自具体事态,又以郭腾跃于情理上最为可能。《IT时代周刊》在查阅创维2002年财务年报资料中发现,郭1991年加入创维,在设计及研究开发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掌握公司大量机密,并一度成为创维数码第二大股东。后郭与黄宏生产生很大矛盾,离职后被创维索取超过千万元的债务。近日,创维更将郭告上法院,讨要债务。有原创维员工向《IT时代周刊》感慨道,对公司的老员工,相煎何太急?

那么,会不会因为被黄逼债,导致郭去告发黄呢?《IT时代周刊》记者两次致电郭现任职的中电数码,前一次助理听到是记者采访后,马上称郭总出国了,隔日打电话再问,又称郭总在香港,并让记者留下电话。而当日记者去其深圳公司后,该公司保安称其刚刚离开,至本刊截稿时,记者一直未得到郭的回复。据创维内部人士透露,2003年郭离开时,怨愤十足,颇类似于1997年原创维高层褚秀菊的出走。褚秀菊1993年加入创维,创维内部有闲事人曾把创维分为5个时代,即黄学政时代(1995年前)、褚秀菊时代(1995年~1997年)、陆强华时代(1998年~2000年)、杨东文时代(2001年~2003年)、张学斌时代(目前),褚秀菊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

1997年褚秀菊含冤而去乐华,临走时还带了一批创维管理层人过去。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与创维交恶不断,每次,创维这边的营销总部开经理工作会议刚制订完新的销售政策,褚秀菊那边就已经拿到从创维总经办发过来的传真。创维不少员工离开创维第一个去处就是乐华,以至连褚秀菊自己都有点招架不住了,放话说,不是所有创维过来的她就一定要。

1999年,褚秀菊寻到了一个绝好的报复机会,时逢国内一家报纸刊发了《创维淡出彩电业》的新闻报道,乐华随后变改这篇报道,并买通当地媒体大肆转发,创维当月损失了6000万的销售收入。创维由此起诉乐华,最后以乐华20万的资金赔偿及褚秀菊远走海外而告终。

创维高层流水般地往往来来,黄宏生似乎已经习惯了,也曾经对此表示过无奈。早期在创维就职者说,大部分高层在离开前提出离职申请,黄都会很中肯地进行劝说,但是有一次很是反常。他举个例子说:1995年6月离开创维前,谈洪的职位是创维中国区的常务副总。去意已决的谈洪在与三星中国总部签加盟协议时,黄宏生专程过去进行劝阻,谈洪有所动,欲意回转,没想到几小时后,黄宏生却当众宣布同意谈洪离职的决定,让谈洪及在场人很是诧异。走的人多了,许多事情就不黑自黑了,黄宏生与高层的关系也在“不自然”的状态下,变得日益敏感。

公司人员流动是常有之事,一般也都能好合好散,更何况董事会成员的默契关系到公司稳定。但像创维这样至少两次和前高管打上法庭、举报人猜测竟然有四个人选之多,也很难说是一种合理的状态。

陈钜添2001年进入创维的时候,时值刚刚上市不久的创维遭到高层大变动,一进来,黄宏生便委以集团行政总裁的重任给他。但是,数月后陈淡然离职。当时,某创维高层对外放出话,说“陈的职位本身就是可设可不设”,而黄宏生看重的只是陈在资本市场上的人脉而已。内部人士透露,时已投身TCL的陈钜添听到此话,愤恨到“几乎咬舌”。

关于举报的说法,坊间还有另一种版本,有知情人告诉《IT时代周刊》,此次“东窗事发”的举报人,应该是一个群体,而且是作为曾就职于黄门下的前员工和现任员工。他们联合起来里应外合,专程抵香港告发,所递呈的告发资料足有1米高。知情人还透露,如果不是内部核心人士,那些材料根本不可能为外人知道。而其中一人为了告倒黄宏生,多次前往香港,甚至长驻下来配合廉署的调查工作。

长久以来对部属的怀疑与揣测,最终演变成在企业内部对黄个人的隔阂。

《IT时代周刊》在翻阅创维诸多高层背景资料的时候发现,创维过半的高层均系财务专家出身,这是一个颇为引人思考的现象。而据创维内部人士透露,创维的财务体系一直以来都为黄氏嫡系所把持。在创维里,财务人员的执行权利甚至要高于其所属部门的负责人。同时,黄宏生对钱的把控一向不豪爽。据说,创维在培养本土千万年薪的经理人的同时,还在以2000元的月薪招揽MBA。

坊间曾一直流传黄视察市场,4个人,一般只会住酒店一个标准间,2人睡床上,2人睡地下,而黄则以身作则,当然,真正睡地下的人未必是黄,但多人共睡一室的事情确实是有所出处的。黄的“节俭”习惯应该来自于黄初期创业的艰辛,而黄与创维的成长也是一出体现“百折不挠”的人生范本。

作为与黄宏生有过长期交恶人之一,陆华强的评价也许更具他个人的心声,“有人说他重钱重权,我认为这都不算什么,但他有人格缺陷:他应给别人的钱不给,而宁愿花更多的钱去摆平事情,这从我与他的纠纷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为他打江山的人最后都离他而去呢?小事上不讲诚信的人,他在大事上也不会讲诚信。”

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廉署在案件再审前无法取得确凿证据,并且黄宏生拒不认罪,举报人可能会被廉署要求出庭作证。廉署方面则表示,关于创维案的一切调查处于保密阶段。举报人是否出庭将根据案情进展,及举报人意愿而定。

未来,未定之数太多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黄宏生来说,其意商决定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意商就是忍耐艰苦,抵御引诱的人格意志。创维的发展过程经过数次动荡,包括“陆强华事件”,这一切到现在往回看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更坚定了他往前走的信念,他靠的是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据创维数码控股品牌推广部副总经理沈健告诉记者,在接二连三的高层出走之后,黄的管理风格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陆强华出走之后,黄对创维的管理进行了反思,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的一些做法,例如以前他总会跨越几级向下面询问情况,现在,他只听上层管理人员的汇报。

在员工眼里,黄是一个非常有理想非常有激情的人,每天只有5个小时睡眠,而且工作时非常投入,问题没得到解决之前决不撒手,经常有人看到下午3点钟,他才去公司食堂吃饭。也有同行说,黄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商人,给人感觉很现实。以前,经常能在公司门口路边的大排档见到他,很难想像他是一家资产过百亿的公司老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黄宏生总是积极地寻求着两者的结合点,他有句名言:“宁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商海的竞争让他只能选择作痛苦的人,但人免不了犯错,这次,他的错给创维集团带来又一次磨炼,但对他来说,也许是一次解脱的机会。

真理如同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不能因为别人不同,就指责对方在说谎。本文并无意也无力判断相关人等的是非对错,但可以肯定地是我们看到了公司治理的缺失,又一家“一个人”的企业。就像在陆出走后,黄召集的职业经理人道德研讨会的名字那样,当公司内部机制缺位,不能协调内部成员的具体利益,就会像黄陆这样将对抗公开化,上纲上线到道德审判、人身攻击。

甚至同样的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就完全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有媒体描述黄宏生“常会直接找一名普通员工谈话,而忽视该员工上级的感受,造成不必要的猜疑。”但黄在谈“创维如何选择职业经理人”时,表示“我不是去干预下面人运作,但这是生活在群众之中。我如果不与一线保持亲密接触,我又怎样保证我的决策足够准确呢?”似乎都有道理。

看起来黄宏生是在实践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用他自己的理想主义、工作狂热弥补公司治理的不足。其效果也只能说心诚则灵。如果能够被这种精神所鼓舞,可以爆发出超人的力量,任何困难也不能阻挡。

当年,法国王储曾问经济学家魁奈,“如果你是国王,你会干些什么呢?”回答是“什么也不干!”,“哪么谁来统治呢?”“法则!”据说西方公司高管的最高境界是Window Manager,也就是说无事可做,只能看窗户度日。

黄宏生是如此地兢兢业业、事必躬亲——甚至连涉嫌挪用的资金也是投向“质量非常好”的项目,足以令国内上市公司羞死——但是创维并没有止于至善,而是大起大落,不时地往下掉东西,以保守型财务著称,却暴发非常严重的财务丑闻;强调“做企业实际上是做人”,却屡屡因为人事成为人们的谈资。

最新的传言,黄氏兄弟将辞去所任职务,由黄的妻子林卫平接掌大权。果真如此安排,即使黄宏生定罪服刑,将来也未必不能东山再起,而在这段时间,其妻子是否有足够手段镇住局面,一切都是未知之数。那么我们对创维公司治理的发展也就只能持谨慎的态度。

有媒体报道了在黄宏生之前受审的某中年妇女,涉嫌偷窃两罐奶粉,总值不足100港元。政府为她聘请的律师称,女人丈夫去世,儿子不足7岁,女儿不足4岁。记者煽情地写道:“一个衣衫褴褛、眼神绝望而麻木的中年妇女站在法庭上喃喃而语:‘我认罪。’”这样明显的报道倾向可以作为人之常情而理解,但也不能改变偷窃的事实。

同理,黄宏生于创维、于社区和国家功劳卓著,但也不妨碍廉署将他捉拿归案,质问“你是否盗取了上市公司4837万?”

香港市民都耳熟能详这样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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