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芯国际学校 上海,是什么让你如此“芯”痛?



当有人提出“科技重心正在迁出上海”的论断时,上海也在为自己的人才流失而心痛着。行业发展受阻,产业化薄弱,体制制约……到底是什么引起了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出走”?又是什么让IC设计行业的“大脑”流失?上海,这个新兴的科技之都,真正遇到了新问题。

上海浦东,注定成为世人的焦点。

2001年,黄浦江畔资金人才汇聚,传言要在上海浦东打造芯片制造的乐土。这一年11月9日,国家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力促进中心在上海成立,宣称将力争在2005年前培育出国内首家年产值超过1亿美元的芯片企业,未来2至5年内,打造出中国的芯片国际“航母”。

一时间,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欢呼“台湾芯片走下坡路,风景这边独好”,庆祝“全球芯片业转向中国,上海浦东崛起为第一重镇”。

然而,时过境迁之后,与曾经的欢欣鼓舞极不协调的却是,上海——这个新兴的科技之都,正在为集成电路行业的人才流失而痛心着。

事情还要从中芯国际说起。

 上海,是什么让你如此“芯”痛?
2004年6月19日,中芯国际(SMIC)一位沪籍女员工向《IT时代周刊》记者透露,“现在SMIC人心浮动,新加坡联电来招人,开4000新币月薪,是现在的5倍。蛮多人想去的。”

9月下旬,北京某报刊出一文,内有上海芯片人才大迁移的报导;10月中旬,相同内容的报道出现在广州某报上。

此后,网上类似消息泛滥。

这让人想起10年前雷同的一幕:由于内地半导体行业低迷,大批微电子专业人才因为职位不足而流失到新加坡。但是,与10年前相比,这一次人才流失却是在芯片行业“生机盎然”甚至是“意气风发”时流走的,而且被挖走的也都是本土企业最近一两年培养起来的半导体业人才,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

记者就此事向中芯国际求证,中芯国际公关部台籍负责人Reiko Zhang小姐表示看过相关报道,细节需要到其他部门调查才能知道,但否认有大批员工辞职的现象发生,因为“中芯国际有其它公司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巩固员工的大后方:公司有中芯学校,培养员工的子女;有中芯花园,为员工创造了非常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然而,中芯国际的人才流动一向有传统,因百余名员工跳槽而导致台积电与中芯国际的多年纠葛即是例证。当记者联系台积电想侧面了解一些情况时,台积电称“公关部负责人新近更替,继任还在台湾没有到位,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看来,人才问题,不仅仅是中芯国际一家的麻烦。

对此现象,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建忠教授无奈地摇了摇头,“人才问题,现在已经是个问题了。”

上海IC设计业一路走低

如今的浦东,是芯片行业的重镇。

在这2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驻扎着中芯国际和集成电路行业协会,还聚集有近百家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企业以及半导体材料、设备、器件等配套企业,形成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核心、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为两翼的微电子产业带,投资总额占到全国一半。

在微电子产业带里走一圈,能听到很多台湾口音,看到很多外国人。外来者“人多势重”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无论是管理、研发还是生产,上海都缺人才。

而这“缺乏”之中,掩盖着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上海IC设计业在一路走低。

在芯片产业链中,IC(集成电路)设计是最关键一环,IC设计企业的实力将最终决定芯片产业利润和层次的高低。

从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03年中国IC设计行业的年度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最近几年IC设计业发展十分迅猛,2002年进入IC设计业前10位的销售额只需达到6000万元人民币,而到2003年这个数据已然彪升到了1亿元人民币。但令人尴尬的是,名单上仅有的一家上海设计企业其排名在一年之中跌了两位。

同时,在“经营业绩成长最快的10家IC设计企业”的名单中,却没有一家上海企业。

事实还不仅如此。

国内第一代IC设计师赵建忠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上海芯片设计业实现销售收入8.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54%,占到全国销售额的17%。但是,这看似风光的背后,确实可见上海IC设计业销售额的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尴尬事实。

赵教授解释说:“IC设计业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很激烈,现在很多地方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上海。”在IC产品定位及其开发上,上海企业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一是众多公司开发和销售门槛低的同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产品定位不能锁定一个方面,精于一项技术,企业缺乏核心专利技术。

上海的芯片产业与国内国际作对比,存在着两方面缺陷。

首先,上海IC设计产业规模小。2003年,上海IC设计业的销售收入仅占世界总额的2.63%,在就经济规模的集中、人才流动取向、市场份额的品牌竞争力、知识产权的形成度等方面仅相当于一个刚上轨道的设计公司。2003年产值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上海只有8家,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只有2家,与2003年全国IC设计公司排名前10位的大唐微电子、杭州士兰相比,差距是明显的。

其次,IC设计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弱。综观上海IC设计业在产业化方面,材质技术应用低端,而且大都集中在中低档次的消费类电子应用领域,如IC卡、家电、电表、电源管理用的微处理器和液晶显示屏等,产品类同,缺乏个性,既无法满足市场也跟不上需求。而这些,正是缺乏整机和系统设计的人才所导致的。

人才,又是人才!

“半导体之都”流失“大脑”

IC设计的对象是半导体的“大脑”——芯片,而芯片的质量取决于IC设计人才的大脑。可以说,IC设计人才的水平和数量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

2002年8月麦肯锡公司曾说过,中国欲成半导体大国必走芯片设计路,而不是像台湾一样依靠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务取得业内领先地位。

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兼中芯国际董事长王阳元院士也表示,相对于芯片加工这种动则十几亿美元的“烧钱游戏”,以脑力资源为主要成本的芯片设计更符合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需要。

几大专家点拨的路,自然是有利上海发展的光明路。

于是,上海被科技部批准为7个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之一,而张江、闵行紫竹园与科技京城则构成上海的三大芯片设计产业化基地。

2003年11月8日,国家集成电路设计生产力促进中心在上海正式挂牌,宣称要在2005年前培育出国内首家年产值超过1亿美元的芯片企业。如此目标,对于整体水平尚弱的国内芯片业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既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又是与国外企业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的基本条件。

然而,一年过去了,情况究竟是不是如预料般的顺利呢?

本刊记者拨通了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王晔的电话,王主任回答道:“士兰加上海尔的话接近1亿美元,华为、中兴设计部单独脱离出来就有这个数,但在上海,产值超亿美元的企业还没出现。”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接踵而至。

与世界同类行业的地区相比,上海在人员的结构上严重失衡,既缺乏高级人才,又缺乏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缺乏一大批能从事基础性工作的科技人员。而最致命的一点是关键技术尚未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上海市发改委预测,2005年上海市需要至少1万名IC设计人才和1.5万名制造(含测试封装)高级人才。而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一项统计显示:1998~2002五年间,上海微电子专业培养的IC设计人才累计不过1470人。号称“半导体之都”的上海出现人才的巨大缺口。

要引进人才,需要重视本土人员的使用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人才培养问题。

可是,在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里,无法实施相关的高级培训。

“汉芯之父”陈进也认识到同样的问题,于2000年5月组建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并提出“汉芯精英计划”。在这里,他们提倡一种产业化的人才培育观,即搭建人才金字塔:塔尖是集成电路的高级管理人才;塔中是集成电路设计的高级工程师;塔底是技术蓝领,也就是集成电路的测试、封装等技术工程师,人才由低端向高端发展,这样的培育模式可以使IC人才培养成艰苦创业、作风严谨的产业风气。

不过,对于庞大细分化的“汉芯”项目组来说,每期几十个名额无异于杯水车薪,更何况是整个上海的IC产业呢?

产业升级和人才紧缺加剧了企业间对人才的争夺,也就加剧了人才的流动。企业间通过高薪、培训、深造、晋升等手段,互挖墙角抢人才的问题很突出。IC人才争夺由过去的“远距离竞争”转向“零距离竞争”。10年前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其员工90%以上是从国外派来的,如今这些公司90%的人才都来自国内,而且数额大。显然,上海本土IC企业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上海高校每年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也不过一千出头,而且很大一部分不是去了国外,就是流向外企,真正愿意支持“民族产业”的,似乎少之又少。

对于本土人才的流出和海外人才的流入,人们更多地归因于薪酬待遇和归属感或成就感。

本刊记者就此问题请教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雷新军博士。

“选择外企,因为外企很多方面做得比本土企业好。国内的很多企业连本身的战略都认识不清,怎么能留得住人,更不用说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了。芯片产业的规律决定了人们的工作生命期限很短,当然要考虑是否高回报,为以后的生活积蓄风险资本。”雷博士接着提到了制度成本,认为制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内地人才流入上海,“比如说户口准入问题,给人才在投资、出国、小孩读书等方面都造成不便。半导体产业变化很快,一旦难和外界交流就很容易落后。不能因为文凭不合要求就说不是人才,这样会浪费人才。”

人才,还是人才!

人才、资金与产业化的怪圈

绕来绕去,似乎引起人才问题的是企业的实力以及待遇问题,但抛开这个表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上海IC产业化薄弱的真相。

赵建忠教授告诉本刊记者,集成电路是基础件,它的设计和产业化的起因和归宿都在于电子信息系统和电子整机市场,离开整机系统的应用,IC设计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同样,没有电子整机业的支持,游离于电子整机系统产业之外的IC设计产业化也是困难的。所以,抓住整机业与IC设计业的联动环节,形成从集成电路设计到产业化应用的大产业链环境,是解决IC设计及其产业化出路问题惟一切实有效的方法。

为此,上海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譬如,设立芯片设计和整机联动专项资金,每年投入3000万元支持8~10个项目;争取到银行2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设计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成立全国首家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并使国家将集成电路专利数据库设在该中心,迄今已汇集了95%左右的中外集成电路专利方面的数据资料,以保护知识产权、加快芯片研发效率。同时,上海市政府也积极拨款,连续滚动3年设立“整机业与IC设计业的联动”专项基金。

在这样的扶植下,上海也的确拿出了一些成绩,如上海交大相继研制成功“汉芯一号”、“汉芯二号”、“汉芯三号”,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上海展迅通信公司设计的GSM/GPRS(2G/2.5G)无线通信专用基带芯片,是我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芯片和软件等等。

但即便是以上高起点、高定位的芯片面世,也不约而同遇到了产业化难题,一路跌跌撞撞。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汉芯”小组核心技术成员付宇卓博士向本刊记者讲述了“汉芯”所遇的困境:“汉芯一问世,我们就觉得把它推向市场没问题,却没想到市场上兜了一圈,情况完全没想象的好。国产芯片整机厂商不敢用。道理跟产业结构有关,因为系统厂商的研发能力弱,比如国产某一著名家电品牌,办公环境很舒适,设备很先进,就是缺人。国内系统厂商普遍是买日韩方案再整机生产,不能完全根据客户的要求做出适用的芯片产品。我们虽然都是自主知识产权,但国内整机厂商改变不了观念,一时比较难接受我们的产品。”

上海展讯通信有限公司同样面临产品商用产业化和拓展市场的问题,而原因几乎同出一辙。

展讯通信公司总裁武平称,遭遇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手机制造商更信赖TI等国际知名公司的产品,尽管展讯的产品比TI的产品集成度更高,但手机制造商绝对不会冒险使用不成熟的产品。

芯片产品难以商品化、产业化,企业的发展就难以有后继资金,无资金则难留住人才,无人才即无产品。

陷入怪圈的,似乎不仅仅是上海芯片。

芯片制造业正在挥手上海

半导体行业的经验表明:半导体景气周期平均为4~5年,上次高峰期在2000年,2004年将是又一个高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高速发展的行业将面临下滑的风险。

雷新军博士认为,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上游(集成电路)高速增长,下游(整机)利润却大幅下滑,下游整机厂商全靠控制营销费用来维持经营。下游如果再挣不到钱,势必要往上游挤,从而最终使上游微利化。

国外大机构对中国明年的集成电路产业并不看好,而上海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危险。

在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中显示,2003年,全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2468.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6%。2004上半年,上海信息产业所占的GDP比重达到11.1%,成为上海第一支柱产业。因此,上海需抓住契机,积极实施“以芯片制造业为主体,以芯片设计业为突破口,逐步打通和完善产业链”的战略。

但天不遂人愿,虽然上海还处于芯片产业集聚阶段,却有越来越多的芯片制造基地落户他乡。

2004年4月,英特尔公司CEO克瑞格·贝瑞特博士在成都出席了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封装测试厂的开工奠基仪式。而英特尔公司自1985年进入中国以来,曾经只在浦东设有封装测试厂,如今却把目光转移了。

同年7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投资1.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西区的出口加工区建设旗下第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总裁张汝京断言:在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之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布局即将向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

这还不算,“现代-意法20亿美元芯片项目”在上海和无锡之间最终定了后者。虽然这个欧洲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意法半导体公司曾与上海紫竹科学园区就在园区内设立研发中心事宜签署了协议,可在项目确定上,却选择了别人。

根据赵建忠教授介绍,在沪的台商和跨国公司的投资一般是以自我形成配套圈为着眼点。芯片产业链很讲究时效,过时作废。为争取时间,设计企业按理应和制造封装测试企业相毗邻,以方便就近流片、就近测试、就近封装。上海慢慢失去芯片制造基地的依托,芯片研发中心和芯片设计企业还能站立并向前走吗?

雷新军博士则认为,现代和意法半导体主要是衡量了上海的商务成本较高才选定无锡的,此前联电和英飞凌也有同样的考虑才转向了苏州。也许,这些与上海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年涨幅超过20%的情况不无关系。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均GDP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成本优势消亡的过程,土地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不能容纳更多的产业,那么产业就要想办法转型。产业只有增加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才有可能抵消地价上涨伴随着的企业成本开支。

但是,芯片制造业这个主体不在身边了,芯片设计业又能依托什么来实现技术突破,从而完善芯片产业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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