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是地方封锁，不是竞争对手，这一次，是红塔山自己伤害了自己。
红塔山焦油“超标”
经过近一个月的停产整顿之后，1月初，红塔山(金)重新投入生产。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官员和红塔集团总裁姚庆艳向记者介绍，红塔山(金)被停产整顿是因为该产品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的
检查中焦油含量超过了其包装中注明的2毫克以上。其包装注明为12毫克／支，但实际达到了14．3毫克／支。按规定，超过2毫克就必须停产整顿，于是，中国烟草第一品牌的产品停产整顿。这是红塔山的尴尬，更是中国烟草业的尴尬。
在这次抽检的128个规格的国产卷烟产品和2个国外品种中，红塔山(金)是唯一一个被确定为不合格的产品。
此外，由于此次检查是为了落实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2004年7月1后所有卷烟产品的焦油含量必须在15毫克以下的规定。在结果出来后，有关部门模糊地使用“红塔山(金)因焦油含量超标”被停产整顿的表述发布消息，致使很多媒体和读者错误地理解为红塔山(金)焦油含量“超标”是超过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焦油含量的底线：15毫克。
红塔山(金)本来只是“红塔山”系列产品5个规格中的一个，姚庆艳说：“这个牌子的销量很小”。但它“不合格被停产整顿”的消息被带着误解迅速放大。对整个“红塔山”品牌已经形成巨大伤害。
这对在新领导带领下雄心勃勃试图恢复“红塔山”昔日风貌的红塔集团来说，无疑当头一棒。
事出内部管理
无论对此事故作何解释，曾经是中国第一品牌的“红塔山”出此事件，折射出的是红塔集团内部管理，尤其是品牌管理存在非同寻常的问题。
一场前所未有的品牌信任危机正袭向红塔。
但以“红塔山”为发家之本、奠基之作的红塔集团，在事出之后似乎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危机处理能力。该集团企划科一位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被抽检出焦油超标的这支烟是产于1999年的，当时国家还未出台有关降焦的政策，而红塔集团则走在全国的前列，主动要求对卷烟品种进行降焦。”他表示，虽然因2毫克的误差被判不合格产品，但从烟的本质上而言并无质量问题。由于高原和平原气压不同，在高原符合标准平原并不一定符合标准。平原气压升高会导致焦油含量升高，而这次抽检是在平原。
观察者认为，这是个欲盖弥彰、苍白无力的解释。
既然“走在全国前列”，为什么还被判为不合格产品呢？“走在全国前列”是一个综合评判指标，“走在全国前列”的产品被判整顿，似乎不可理解。至于另一个理由气压问题，姑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性。记者两年前造访红塔集团，一位红塔负责销售的领导对记者是这样说的：“在产品推出之前，销售人员还带着烟丝到全国各个销售区域，检验不同气压和温度条件下产品的反应。”既然工作如此出色和严密，为什么最基本的底线却没有守住？何况，“红塔山”既然是负责任的产品，就应该在任何一个销售点经得起检验。
看来，近3年来轰轰烈烈的“再造红塔辉煌”运动还是人浮于事，红塔不仅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三年再造辉煌”，反而把自己推进了新的危机之中。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来临前夕，红塔山的品牌价值排名已步步下滑。在2004《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红塔山排名第六，这是近10年来“红塔山”的最低排名。《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是由全球五大品牌价值评估机构之一的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和被誉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共同编制的。
此前，从1995年到2001年，红塔山作为我国价值最高的品牌连续7年位居榜首。2001年，红塔山品牌价值达到460亿。此后两年，红塔山的品牌价值没有提升，“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交椅让位于海尔。
红塔山命运多舛
“红塔山”这个品牌40多年的历程可谓命运多舛。
为赶国庆10周年献礼，1959年国庆前夕，第一包“红塔山”问世。由于是玉溪烟厂的自创品牌，“红塔山”没几年就不允许生产了。1974年，“红塔山”又开始生产。
从褚时健入主玉溪卷烟厂的1979年到其告别红塔的18年间。红塔山的年销量从千把箱增加到1996年的89．96万箱(449．8亿支)。
红塔的奇迹就是红塔山的奇迹。在这18年间，玉溪卷烟厂年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18．3万箱，共实现利润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普遍的年份税利增长超过50％，利润增长最快的年份高达221．95％。1997年，红塔的税利突破了200亿大关。红塔集团向国家交纳的利税已经排在中国所有企业的第二位。红塔山的发展被一些经济学家冠之为“红塔山现象”，并概括为“一个奇迹，一个谜”。1996年，玉溪卷烟厂借“红塔山”这个响彻全国的品牌改名“红塔集团”。“红塔山”步入巅峰。
但“红塔山”的命运同缔造了它辉煌的褚时健的命运有些相似。1997年褚时健被捕入狱，红塔山在中国市场也随之急转直下。在勉强维持了1998年后，1999年开始大幅滑坡，年度利税下滑达到惊人的30亿元以上。2001年，红塔利税再度下滑35亿元人民币，只有127亿元，比1997年整整下滑了80亿元。“红塔山”的销量只有30万箱左右。一个神话在短短两三年就迅速沉沦。
在换帅后的2003年，红塔税利达134亿元，实现微量恢复性增长。但整个水准已经低于1994年，红塔至少向回走了10年。
三代领导者和红塔山的命运
1979年后红塔三代领导者直接决定了红塔山的命运。
在褚时健时代，一切似乎有条不紊。
在上游原料产品上，褚和农民建立利益联盟，把“第一车间”放在农田。他不时还到田间和烟农聊天，甚至和他们共同劳动。作为他们“利益联盟”的经典案例：褚从财政部要到政策，每年从红塔集团的税利中抽出20亿－30亿元资金返还烟农，这部分资金不计入红塔的税利，而是计入红塔的成本。
很多年以后，褚向记者解释了当时的做法。他说，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利益分配趋向合理；另一方面，烟农收入多了，实力增强了，就能种出更好的烟来，红塔的原料就会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成本链的拉长反而进一步壮大了红塔，这是褚时健的“辩证法”。而褚离开红塔后，烟农再也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待遇。实际上，如果当年把返给烟农的近30亿资金计入税利，红塔1997年税利将突破230亿元。
由于专卖的原因，作为生产者，只有中游市场而没有下游市场，烟厂和终端消费者是无法接触的。但褚时健带领红塔在全国建立了12000多个直销点，能够直接接触终端市场。
褚还认为，要做大红塔就要共同做大云南的烟草业，一强俱强，产生聚合效应。正是这样的思路指引，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姚庆艳、魏剑、邱健康分别被派到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和红河卷烟厂。这三人后来成为这三家卷烟厂崛起的关键人物。云南烟草税利一度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值得一谈的是褚时健的品牌经营观。不管市场多么紧俏，那时的红塔集团只生产一个规格的红塔山。红塔山的配方、包装在褚时健执掌红塔的18年间自始至终没有动过。一年前，他对记者阐释了他的品牌经营观。他说，品牌就是还没有购买就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是“始终如一”的。品牌只有价格的变化，没有品质的变化。
褚时健的红塔山无论从品质还是知名度都达至臻境。那时生产的红塔山香烟，现在被市场一路捧高，价格甚至涨至千元一条。这不是怀旧，是市场对名优品牌的追求。
而红塔山的灾难似乎又伴随着另一个人——褚的接班人字国瑞。
字对褚的战略有延伸的地方，但理念和出发点不一样，比如多元化投资。褚时健建造多元化战略的目的是把红塔“用不完的钱”用来再造一个红塔，是扩张形态的。但字的多元化目的是规避烟草单一产业风险，表面扩张实际上是对主业信心不足。
字有对褚时健理念和思路改造的地方，一是对红塔山配方的改变，字试图在红塔山的口感上下工夫，但结果导致了红塔山产品的大量积压。另一个改变就是对品牌经营策略的改变，不再固守“始终如一”的理念。1999年，字又推出一款红塔山——就是目前出了问题的红塔山(金)，后来再接连推出15mg世纪红塔山(软、硬)。这看似品牌的扩张，实际上却对红塔山品牌形成不断的消解。多个规格没有使红塔山的销量走高，反而锐减至30万箱。
字离开红塔后，云南省原组织部副部长柳万东携姚庆艳入主红塔，一开始即对字的战略进行否定。“回归主业”是红塔新战略的起点。
柳、姚二人入主红塔后，又推出了10mg铂金红塔山(硬盒)、15mg新红塔山(硬盒)。于是，红塔山目前出现四个系列5种规格。但现在推出，和字时代推出的理念上已经不同。字的时代，红塔山是强势品牌，到柳和姚时已经面目模糊。柳、姚连推新品种可能是希望用新品种取得突围，这可能和姚庆艳在昆明卷烟厂时成功推出“红云烟”突围以前的“云烟”品牌的经验有关。
但是，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多规格必然对品牌形成消解，这样，做大品牌在主观上形成了障碍，无法提高单一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这正是中国烟草难做大的根本性问题。另外，单品种下的多规格布局，任何一个规格出了品质问题，必然损害到整个品牌。这次红塔山的信任危机正是由此产生。
由于红塔山焦油“超标”造成的影响还未完全体现出来，但市场的惩罚是必然要到来的。但愿这次事件不再是一个一笑而过的玩笑。
·记者手记·
烟草名牌为何难做大
菲莫公司生产的万宝路，其产品占有率在美国国内一度高达60％，但红塔山巅峰时刻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不过2．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市场，为什么没有形成强势“名牌”？
根本原因正是专卖体制下奇特的利益和制度安排所致。
专卖取缔了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任何一个品牌都是按指标进行生产的。红塔集团的产能和市场销售能力一度达到350万，但指标只有220万。发展的手脚被死死缚住。
而专卖的结果演绎为地方专卖，最终形成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下地方品牌群起，全国性品牌被四处驱逐。扩张的空间被压缩，成本被放大。
另外，专卖体制下财税体制也是束缚中国卷烟品牌发展的“罪人”。
由中央税务部门统一核定卷烟消费税计税基价，而且核定结果基本上不随市场的变化而调整，客观上造成了各卷烟品牌间的税负不公和竞争扭曲，这又从两个方面阻碍了优势卷烟品牌持续成长。
例如，在2001年6月1日新税制实施以前，上海烟草集团生产的“双喜84全包”和昆明卷烟厂生产的“云烟84全包”两个牌号的市场零售价大体都为72元／条。然而，“双喜”的计税基价被核定为27元／条，而“云烟”为40元／条。
再如宁波卷烟厂的“大红鹰84翻盖”和红塔集团的“红塔山84全包”，两个牌号的计税基价均被核定为47元／条。然而，同年“大红鹰”的市场零售价约为160元／条，而“红塔山”为76元／条。
从中国卷烟品牌实际市场价格与核定计税基价的相互对比关系来看，税负不公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些规模较大、历史较长的老品牌常被当作“重点关注对象”。
正是由于税收负担相对过重和竞争环境人为扭曲，使得那些本来具有市场优势的传统名优品牌步履蹒跚。2001年，税务部门重新按调拨价核定了全国2934个卷烟牌号的计税价格，税负不公的情况虽稍有减轻但仍普遍存在。
由于受到计税基价的刚性约束，市场价格的下滑必然迅速缩小该卷烟品牌的盈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要么缩减利润率较低的老品牌的市场供给量，要么谋求开发新的品牌。然而，由于中国卷烟市场蛋糕已很难做大，各个新品牌要想成长起来，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老品牌的蛋糕份额要退让出来。
于是中国卷烟市场新品牌不断涌现，老品牌日益隐退，结果便出现了目前这种“有品牌无名牌”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