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9年，褚时健走马上任，当上了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的玉溪卷烟厂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18年时间，褚时健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发展为平均每年递增44%，最高年创造利税 200亿元的烟草帝国，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在褚"下课"的1997年，"红塔山"无形资产高达353亿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
纪检人员历时两年对此案进行调查后发现：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贿赂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今天，褚已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审判："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要付出代价。"
其时，"褚时健事件"引发了国内对国有企业领导者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的大讨论，"59岁"成为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名词。有些人替褚时健鸣不平，他们认为褚时健在位时红塔集团1997年利税达193亿元，但2000年跌至164亿元，2001年又大幅降至127亿元，这种状况已足以证明褚时健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真正价值，没有褚时健就没有今天的红塔山。
而有些人则认为，无论怎样，褚时健作为一个国有企业领导者，既定的前提决定了游戏的规则，褚时健的贡献虽然很大，受到的待遇略现低下，但这是中国社会的规则，任何人都只能遵守，褚不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家人谋求个人的利益，否则整个社会只能成为管理者等特权阶层的社会，这对于更多比褚时健身份低下的百姓而言是不公平的。
在那场被成为"历史性的审判"中有人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是心态失衡。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说。他认为，对褚时健的判决偏重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刑法教授认为，褚时健"赶上了那个时候"，因为那时中国正是反腐败"杀一儆百"的时候。
"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评论说。他分析说，褚时健案发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使他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性。
以褚的继任者字国瑞为例。字的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字在红塔6年多的时间，有人计算后认为，他的合法收入接近1000万。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电视上公开承认，目前，他的收入可以供他和妻子在国外过富裕的生活。 而许多国有企业高层今天甚至持有不菲的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