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起程吧 改制上市之路 2000年12月28日，有关部门宣布，美林、摩根士丹利添惠、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三家投资银行获得中国电信海外上市承销权。按照预定计划，中国电信将于2001年下半年/同时在纽约和香港上市，计划筹资总额60亿-100亿美元，打破联通的纪录，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亚洲最大的胜IPO（首次公开募股）。中国电信上市，不仅以其筹资规模巨大而将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里程碑式事件，更标志着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进程的重心从创造外部竞争环境转向塑造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中国基础电信业的变革始于1994年。在此之前，中国基础电信业是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行业：邮电部法家垄断经营，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执行者，又是国家唯一的授权的承担投资、“关心”利润的经营者。尽管这种经营方式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包括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形复杂。国土广袤的国度建立起了全国性公话网，但与世界各国的政企合一政府管制基础设施产业一样，这样一种体制也导致了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能刺激成本效率、投资渠道相对单一造成投资不足等不利后果。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两国为先导，放松管制的潮流席卷世界各国基础设施产业，长期以来被视为“自然垄断”的产业相继出现了竞争，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显著提高。在中国，电信业高度集中的政府管制体制从1980年开始松动：是年各市话局成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国家取消对其亏损补贴和投资，交换条件是放松价格管制（批准收取电话初装费和各类电信附加费）、引进新的投资主体（允许地方参与电信业投资）、给予财政优惠政策。然而，真正的变革标志是1994年7月19日联通公司成立，并成为中国第二家获得电信经营特许权的企业，竞争终于打破了40余年来的垄断坚冰。从那时起，直至现在，中国电信业变革的重心始终是强化外部竞争环境，无论是将原来的中国电信拆分为电信、移动两大集团，还是引进吉通、铁通等新竞争者，还是在“入世”协议中承诺开放电信市场引进外国竞争者，莫不如此。建立外部竞争环境的进程发展至今，电信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对提高经济效率、造就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掣肘日益显著，借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之机，改造企业股权结构、建立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就逐渐成为电信业变革的重心，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市便开我国电信企业产权改造之先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联通入选亚洲（日本除外）100家优质公司，并获《亚洲财经》授予最佳综合资产发售奖、最佳民营化奖、最佳IPO奖。 融资并不是我国推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巨型国企海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因为作为一个高储蓄率国家，我国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资本短缺；向外资支付平均8％的回报，从外资获得的外汇储备5%的收益，也不具备什么财务上的合理性，重要的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改进公司内部治理，造就高效率的企业。这一点，在“入世”迫近之时，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1980年电信业第一次放松管制部分是政府因财政困难乃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中国电信企业海外上市的决策上，政府表现得相当主动，充分体现了魄力。无独有偶，其它许多国家将原来国有独资的电信企业上市时，都安排了一部分股权向外资出售。1997年10月，法国电信资本开放，有1.15亿股配售于国内外投资公司，其中大约2／3属于国外。
走下去并不平坦的路 计划虽已确定，但中国电信的改制上市之路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荆棘丛生，下列问题将对其产生不容忽视的困扰： 首先，是市场条件不佳，难以获得理想的发行价格。世界股市的电信热潮业已消退，根据汤姆逊金融信息公司的统计，欧洲无线电信服务指数去年1月从2200A启动，3、4几句一度接近3000点的高峰，随后转熊，目前只有1500点左右。日本DoCoMo公司股价去年2月达到457万日元的高峰，今年1月12日以197万日元报收，下跌57％。“小超人”李泽楷旗下的香港“电讯盈科”集团一度被誉为香港乃至亚洲新经济的标志，独领香港股市风骚，现在股港元，市值首次跌穿1000亿港元大关，只 剩下995亿港元；而去年8月“盈动”与“香港电讯”合并成立“电讯盈科”时，市值超过3367亿港元。合并后仅仅5个月，市值便蒸发掉对对亿元，跌幅高达70％。在这5个月时间里，恒生指数从176225下跌到15295点，跌幅只有13.2％，“电讯盈科”的股价表现远远不如港股大市的表现。 其次，海外上市也意味着暴露在股价波动的风险之下，即使成功上市。股票发行价格相当理想，中国电信也需要学习如何驾驭变幻无常的国际资本市场。去年年末中国通讯类股票就被兴风作浪的外资机构投资者着实耍了一把。在争夺中国电信承销权的竞争中，曾经成功操办德国电信IRO（1996年11月）、中国石油IPO、中国移动（香港）上市的高盛公司本来呼声甚高，由于我方对其在中国通讯类股票价格波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不满而意外落选，让美林坐收渔翁之利。 第三，中国电信海外上市后，中国政府的电信产业政策也面临考验。归根结底，电信业的变革是为了增进消费者利益，但至少在短期内，消费者利益往往与投资者利益相悖。呼吁已久的手机单向收费无疑有利于消费者，但实行手机单向收费的流言却重创中国通讯类股票；中央25日公布电信资费调整办法，联通股票在次日的香港股市上就一头栽掉3. 73％。日后此类事情如果重演，彼时究竟是维护消费者利益，还是维护投资者利益，政府可能陷入两难。 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一个问题是：电信海外上市后，如何处理与国家安全等政治性事务有关的问题。电信与日用消费品制造业不同，即使外资政策自由如美国者，电信也是少有的几个法律明确限制外资的行业之一。美国《1934年联邦通讯法》（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规定，广播及其公共设施行业由联邦电讯委员会统一管理，并限制外国投资者在电报、电话、无线电等行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该法案第310股b款明确授权联邦电讯委员会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对外国人、外国公司以及其它为外国人、外国政府或外国公司所有或控制的公司，拒绝发放或收回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