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超强飓风让美国东北沿海城市变成了水乡泽国，在极端天气面前，城市的脆弱似乎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微观的泄水技术在减少城市污染中的作用。笔者下面将分几大类对这些微观技术略加介绍。
首先是被灌木草丛所包围的泄水沼泽。这可以说是和宏观的生态框架相衔接的中观或微观泄水技术。大面积的泄水地在高密度的城市中毕竟难求。作为对宏观生态结构中大型泄水地的补充，小型或微型泄水潭就特别重要。这种小型微型泄水潭，多为人工修建，形矩规则视地貌条件而不同，在许多文献中被称为“人工湿地”。其构筑原则的核心是：在作为自然泄水地的低洼处挖掘土坑，周围种植各种野生或水生的草木，必要时在底部加有污水处理装置。这些泄水潭大雨时蓄满了水，雨后则积水自然蒸发后渗入地下，呈半湿半干甚至旱地状态，成为两栖生物的孳生地。 以北京的情况看，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玉渊潭、积水潭等大的城市湖泊都保留了。这些都属于生态宏观结构中的泄水地，或者说是“地框”级别（即在一个大的水域框架中）的泄水地。但是，次层级的泄水地，比如“地块”级别（即一块地理结构类似的小区域）的泄水地，或者微型泄水地（比如一个小区或建筑的泄水潭），则几乎荡然无存。从理念上说，从中型到微型的泄水地，应该形成一个多元的系统：一个小区或者一片小区，就应该有一个比较成规模的泄水地。 一个公司，一片楼群，可以构成一个更小的“地块”单位，拥有自己的泄水地。甚至一栋楼，一家大院，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微型泄水潭。这些大大小小的水潭如果布满城市，平时半湿半干、虚位以待，大雨时就可以吸纳储蓄积水，使之慢慢通过蒸发和渗透而被消化掉，并给城市带来大量的绿洲和水潭，增加了美感，也提高了周边地区的房产价值。 在迄今为止中国城市的发展中，沟沟洼洼的地带基本全被填平，即使不是为了盖房修路，也将之视为蚊虫孳生的死角而消除。高档商业区好不容易见到水池，也无一例外地是钢筋混凝土打造的人造喷泉，毫无渗水性可言。而目前发达国家，不仅利用这些小沟小洼提高地面的渗水性，并且刻意培植其中的灌木草丛来过滤污染物质，提高水分的蒸发速度，并以之作为维持多种生物的栖息地，使得在大城市也能听到阵阵蛙声和夏虫的鸣唱。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在江河湖海的水畔建立绿色缓冲地，使积水无法直泄其中。这不仅保护了堤岸不受激流的侵蚀，也使周边绿色植被得以过滤掉污染物质。特别是对饮用水的保护，就更加精益求精了。鉴于城市污染严重，地面饮用水源多设在郊区。我曾经实地考察过波士顿郊区的饮用水库，发现四周不仅没有任何建筑，而且都用几道不同的绿带层层包围。其中最外面一圈往往是森林带，过了森林带则是宽广的草地，再过草地，则到了水边的浅滩。绿带的宽度可达几百米。这样，路面的积水和污染物质就不得其门而入。 如果说上述技术属于宏观和微观之间衔接性积水处理的话，“生物持水细胞”则是典型的微观积水处理装置。所谓“生物持水细胞”，往往是一个泄水沟，沟里加入渗水和过滤性能良好的填充物。这些填充物还可以不断更换，以保持清洁。上面再覆盖绿色植被，成为一个花园，故又被称为“雨水花园”。大雨形成的积水，会随地势流入这些花园，经过填充物的过滤渗入土壤。这样的装置，得以使地下水不断得到补充，并保持洁净，进而根据城市地貌的需要被广泛运用。比如，在停车场四周和公路两侧，都可以用这样的装置“镶边”。这样，停车场和公路的积水就必须流经这样的装置。另外，还有透水性路面、透水性路砖、有机过滤材料等等新技术的发明，宗旨大同小异，都是要增加城市地面的透水性，同时强化对污染物的过滤功能。 城市地表除了路面、停车场外，还被大面积的屋顶所覆盖。这些屋顶可谓滴水不透，大雨中成为引发城市积水的罪魁祸首。“绿色屋顶”由此应运而生。“绿色屋顶”包括屋顶的植被，即屋顶花园、屋顶农场等等，也包括一些复杂的接水设施。这些接水设施往往是把屋顶按照特殊的坡度设计，使雨水集中流进蓄水缸，经过再处理后加以利用。许多埋藏在地下的蓄水缸，则不仅用于储存屋顶积水，也吸收了大量地面积水。当然，为了清除屋顶积水中的污染，屋顶也必须用无毒的材料建造。 以上这些微观技术，核心目标是将积水在局部区域就地储存、过滤，然后慢慢蒸发渗透。在特大暴雨中积水即使无法完全就地消化，在被微观设施吸收了一部分后也势头大减，未吸收的部分也经过了初步过滤。此时如果宏观水脉通畅，剩余积水就可以缓缓泄入江河湖海。就这样，微观和宏观排水技术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城市鲜有洪涝之忧，生态环境中的水质也大大提高。 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对城市积水的处理，已经走上了生态综合治理之路：在排水时不仅想着排水，而且还想着饮用水，想着那些被排出去的水是如何循环回来。虽然这样的生态理念落实到现实还有许多技术和管理的障碍，但方向和原则已经相当明确。反观中国的城市，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上，都缺乏基本的生态观念。对于宏观的“生态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涉及到一系列城市规划方面的公共政策，政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恢复良性的生态结构，也有待于政府扮演领导性的角色。在微观技术方面，政府行为固然至关重要。比如美国的环保署就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基层社会推进环保技术，并带头倡导、推广“最佳技术手段”；一些地方政府，如费城，开始征收雨水排放费，等等。但是，微观的技术，因为涉及的单位比较小，往往在私营企业的创意之内。一个小区的开发，一个商业街的设计，甚至一个停车场的建设，都应该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相当流行的绿色技术：被灌木杂草包围的蓄水潭、“生物持水细胞”、绿色屋顶、雨水收集系统等等。 但是，这些技术在中国城市一浪高过一浪的开发中，有多少被采用呢？这些年来，许多开发商成为公共人物、知名人士，在媒体上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力。他们不停地呼吁政府多出让土地、放权，让市场来自由竞争。但是，在北京大水后，这些开发商似乎集体失语。毕竟，北京泄水地大量地让位于“开发”、地面不渗水程度不断加剧，是大水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信奉市场效率的开发商们，是否在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的同时，给中国的城市留下了健康的公共财富，比如引进了综合治理积水的多种微观技术？或是他们以邻为壑，用钢筋混凝土封死了地面，把大水排到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区？为什么有这么多知名的国际设计师效力于中国的城市建设，一系列地标建筑成为国际的品牌，但在这表面的光鲜之下，大家会对一些基本的生态技术视而不见？ 所有这些，都是北京大水对中国的拷问。无论是政府、企业家、还是普通公民，没有人应该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