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从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宣告完成以来，生命科学正在逐步实现庞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最核心部分的目标。巨大的财力、物力，当然关键还是科学家们在精力和智力上的投入，使得十余年前还以为渺不可及的基因王国，忽然间清晰而有序地成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随着所有人类基因的功能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弄清，人的基因产物(即活性蛋白质)得以表达出来，将会有更多具有特殊疗效的基因药物诞生和基因疗法的问世，生命科学届时不仅会在自身奥秘的探索中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而且势必创造出可以长期获取超额利润的市场机会，人类发展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即将来临。
目前，世界各国都将基因工程及其逐渐加速的产业化进程视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据不完全统计，在欧美诸国，已经上市的基因工程药品接近一百种，大约还有超过300种以上的药物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约2000种在研究开发中，值得密切关注的是，近年来，基因药物的上市周期在美国有明显缩短的迹象。美国产业界对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投入比例最高，199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其生物技术产业研究开发总支出约100亿美元，生物技术公司人均研发经费将近7万美元，是工业研究平均投入的9倍，而且还呈逐年增长的趋势。高投入必然带来高收益，创新的风险和利益的获取总会相生相伴。预测到2003年，世界基因重组蛋白类药品的总销售额至少可达250亿美元。
我国应用DNA重组技术，起步较晚，基础较差，但因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浪潮，为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构建了大好的机遇。目前现代生物技术已广泛向我国医药工业渗透，迄今已有数千家生物技术公司从事生物制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已有干扰素、白介素、红细胞生成素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15个基因药物投入市场，一批生物制药企业已初具产业化规模，显示出很强的发展潜力，医药生物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我国生物制品市场也在激烈的竞争中初步形成。据统计，1998年，生物制品在我国市场的销售额已达35亿元人民币，1999年估计在40亿左右，市场容量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扩张。正是这样一个潜力巨大，而且患者的有效需求逐步被发掘的市场，不但养育了发展中的国内生物药业，同时也对欧美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产生了无尽的吸引力。经过较长时期的调研和观察，当他们断定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可逆转之后，这些跨国公司就带着较为完善的技术、雄厚的资本和练达的市场开发经验登陆中国市场了。截止1999年，全球排名前10位的制药公司全在中国落户，排名前25位的制药公司中，已有20家通过建立分装厂、合资或设置办事机构等方式开始抢滩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医药市场，特别是基因工程药物市场的竞争。中国加入WTO以后，在中国本土市场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药品进口关税将下降到6.5%，原先为保护国内药业的政府干预等市场壁垒将会逐渐消失，国内和国外企业最终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将会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展开。在不断闪现的发展机遇面前，国内基因药业同时面临了异常严峻的挑战。
在现阶段我国生物制品市场竞争中，相对来说，跨国生物技术公司更具优势。美国是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制新型药物的第一个国家，大部分基因工程药物的专利权为美国所拥有。多数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一般都占其销售收入的1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0%。卓越的产品和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跨国公司在技术上占据明显的领先地位。就已经上市的药物来看，国外基因药物适应症齐全，临床观察和治疗方案较为完善，这些都是国内药业必须尽快赶上和超越的目标。从资金上看，欧美国家的风险投资机制较为完善，跨国公司实行资本化经营，融资能力较强。截止97年，美国对生物制品的风险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而且以每年追加50亿美元巨额资金的速率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我国的总投入只在60亿人民币左右，远不及国外一个基因药物一年的销售收入。其实，关键是基因工程药物的市场开发方式，跨国公司一般都在市场上爬摸滚打了几十年，无论是销售网络建设的运行机制和效率，还是市场渠道的开发经验，或者营业推广的广度和深度等，都不是刚向市场机制转轨的国内医药厂商能够企及的，更有甚者，跨国公司的市场开发方式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据统计，1999年，我国生物制品进口额为2亿美元左右，约占我国生物制品市场份额的40%。而国内生物技术产业在初期的市场争夺中，由于市场经验不足，更由于在研究开发者多，好品种少；投资者多，规模小；重复多，创新少；厂家多，市场小等不利状况，模仿或跟踪跨国公司的市场开发方式，尤其是国外药品虚高定价的作价方式，使基因药物的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在低水平上形成了均衡状态，陷入了患者、厂商和医院多败俱伤的市场僵局。有专家预测，长此以往，未来5年之内，就会有95%以上的这类企业在这场惨烈的市场僵局中消失。
其实，作为世界基因资源大国，从长远的观点看，我国基因药业也拥有明显的相对竞争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基因制药企业更了解中国市场，无论经营成本或经营方式，更具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国内基因制药企业在模仿跨国公司市场营销方式，尤其是模仿国外药品作价机制的前几年，曾一度误认为市场规模太小，是制约我国基因工程制药的“瓶颈”。基因工程药品由于开发周期长、研究费用高和设备投资大等因素构成了较高的不确定性，所以高风险自然要求高收益，但高收益并不完全等同于高价位上市。价格偏高，会使许多患者由于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用不起基因工程药品，这对药厂、医院和药商都是极为不利的。基因工程干扰素是三生公司推向市场的第一个产品，10年前产品开发成功时，我就给自己一个定位：“要使干扰素象青霉素一样，让老百姓用得起”本着这一原则，从1993年创业之日起，三生公司就以促进高新技术的市场化为己任，设在美国的研究中心和先进的技术创新体系确保了在国内基因制药领域的领先地位；按照市场需求配置的先进设备和生产厂房为三生赢得了规模效益和成本领先的优势；经常对我国药品市场的调研和分析足以提供精确的信息，支持市场决策,从而找到了旗帜鲜明的目标市场，进行了以价格变革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创新。三生人时刻提醒自己植根于中国市场，药当然是卖给广大的中国患者，买给工薪阶层的病人，我们侧重的不再是外国药品初进中国时所面向的那只占患者总量1%左右的高收入阶层。1998年，在产业界一片不理解的责难声中，三生公司承受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将红细胞生成素(EPO)低价位上市。结果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由于其他厂家跟进降价，EPO在全国的有效需求量就扩大了许多，用得起的患者多了，我们也很快使自己的产品占领了40%左右的市场份额。有了这样的经验和信心，本着企业、医院和患者“共赢”的原则，今年春夏之交，三生公司又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基因工程干扰素的价格大幅下调60%，率先打破了干扰素的市场僵局。据有关专家估算，如果如果干扰素的社会平均价格下降60%，由于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就会使60万普通患者用得起干扰素，年销售额将增长35亿元人民币左右。市场之饼做大以后，不但中间商的商业利润总额会大幅增加，随着医药分治的逐渐深入，必将开创一个患者、厂家和医院多方共赢的局面，促进我国基因制药产业的发展，迎来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黄金时季。
在进行基因药物的价格变革之后，三生公司还将在基因药物的市场渠道和推广方式上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力争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因工程制药的产业化道路。但是，市场创新是我国基因制药产业化进程中微观层面的行为，这种企业行为的成效如何，除了要求企业必须具有自律性和自我发展的动力之外，还取决于企业运行于其中的宏观环境，还要依靠政府在企业无能为力的的方面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政府从宏观上尽量弥补和缩短国内基因制药企业与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技术、资金和市场经验方面的差距，就能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增强国内基因制药企业竞逐我国生物制品市场的力量。在三生公司的经营历程中，体会很多，我想，现阶段各级政府能否采取以下几点宏观上的对策？
第一，面向市场，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快科研体制改革的步伐。技术创新并非单纯的实验室行为，而是面向市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基因制药是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如果生物技术的科研体制不以市场为导向，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在我国，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形成的科研与市场的脱节，没有直接应用目的或者说商业利益的驱动，使得那些人才集中，科研条件极为优越的专门研究机构缺乏紧迫感，缺乏竞争意识。检验科研成果的标准不是能否形成产业，能否为市场接受，而是层层报奖、著书立说。这是一种近似封闭的循环，不但出不来新东西，反而造成了原本有限的科研资源的浪费。政府研究经费只划拨给独立研究机构，项目开发目标似乎以专家所长、所好为前提，课题成功的标志并非产品上市和创造经济利益，而是获奖的档次如何。这样的研发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知识经济时代更加开放的科研体系中，只有企业才能把握市场的脉搏，洞悉消费需求的变化和趋势，因而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当务之急是，政府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促使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把经营机制引入科研体制中，扶持与强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优化配置我国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有限资源。生物技术产品市场的光明前景和超额利润机会吸引了国内大量产业界、科学界和政府部门的产业化资源纷纷注入，促使这一领域不断升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产业化进程。但由于宏观引导力度不够，近几年来产生了过热的现象。现在国内5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家都建生物技术园，由于立项的科学决策和可行性研究不成熟，一哄而起，低水平重复，造成我国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急需国家和政府在宏观上给予治理和引导。
第三，加强下游研究和改革现行的生物制品审批制度。上游技术固然重要，但从实验室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的角度来看，下游技术和缩短药品上市时间更为关键。虽然在国家“863”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的支持与推动下，我国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与欧美诸国相比，差距亦相当明显。据估计，我国生物工程上游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但下游技术相差10年左右。长期以来，我国各生物工程所、室和公司不乏存在孤军奋战、自成体系的研究格局，使我们至今尚未建立起具有特色的研究技术体系，对下游技术缺乏总体构思和策略，由此导致中试力量薄弱，中下游技术滞后，群体优势难以发挥。
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生物制品的审批制度应当尽快改革，连条件要求最苛刻的美国国家药品食品管理局(FDA)，近几年也对基因药物的审批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放宽了对生物制品的审批条件，目的就是促使本国产品快速打入国际市场。我国政府对药检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保证不了自身的运转，对企业的指导和服务跟不上需要，药审程序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因此，政府要倡导多学科、多方位和多领域的共同努力，以“科学的集团行为”实现各部门协调一致，优势互补。特别是结合我国国情，密切捕捉国际生物产品之发展动态，加快中试研究和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与速度，以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第四，加强知识产权和药品行政保护，发展具有“自主专利权”的基因药物，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益。由于鼓励和保护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尚未健全，在实验室成果面向市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一些大专院校、科研所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研究机构，将实验室成果不规范(没有经过中试、临床研究及最终获得药品文号)地推向商品化，廉价、不合格的“半成品”充斥市场，有些企业利用这些半成品制成产品上市，把自己变成“加工厂”，不但扰乱了我国生物制品市场秩序，损坏高新技术产品的声誉和患者利益，而且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消极影响。技术创新一经成功就能达成知识产权和专利自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市场利润的垄断权利，但难度系数很高、研究开发周期长、投资数额巨大，经营风险也很高。在现阶段，我国基因制药的技术创新正处于高投入和高风险阶段，只有不断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不断健全技术创新的制度，才能化解技术创新的风险，节约创新成本，创造自主专利权，提高我国基因药物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加强金融与高科技的结合，在财政、金融和税利等方面重点扶植一些发展前景较为光明的民族生物药业，使其尽快步入国际化的轨道。美国生物技术产业能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首先是得益于公私部门和机构对其研究开发的巨额投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工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募集资金，比如风险投资、股票上市以及与大公司合伙等，从而获得了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资本。国内生物药业只有通过规模化而实现国际化，才能缩短与跨国公司的差距，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实力。但这一进程中的风险由怎样分担呢？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化解和规避我国基因制药企业在规模化和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呢？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政府对我国一些已初具产业化规模的、发展前景较为光明的生物制药企业在财政、税收和信贷方面给予更大程度的倾斜，尽量减少和规避产业化初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比如国家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的划拨，普遍撒网方式不确定性太大，效果堪忧。如果换一个思路，抓住几个前景明朗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定下明确目标，重点扶植，也许就能造就几个大型企业，从而形成一个与国外企业抗衡的新产业。另外，在我国还缺乏风险投资经验，又急需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条件下，可考虑对风险投资企业在员工持股、股票上市方面作出一些政策优惠，营造国际风险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商和风险投资基金流入，内外资并举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通过资本工具有力促进我国基因制药产业的进程。
以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被公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现在，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正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世界基因工程制药的突飞猛进，总让关心我国基因制药产业化进程的有志之士时常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三生公司正在筹划在国内“二板”市场上市募股的行动，如果募集到可以滚动的资金，我们准备马上建立一个单克隆抗体生产基地。尽管难度很大，制约条件不少，但有了这个既定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就会一往向前。我国基因制药产业赶上了全球都在大发展的机遇，幸运而且前景光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中的痛苦经历给了我们克服困难的“资本”，我们把理想寄托于新世纪初，相信在我国政府政策的正确指导下，把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结合起来，为这个理想而实践的过程，就是促进我国基因制药产业发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