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货币是金融社会的阳光、空气和水欧元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欧元区各个国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可以主导本国经济，甚至出现了欧元崩盘的可能性。看到欧元的今天就会想起2 000年前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七八个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在秦朝统一货币之前各国也曾尝试共同融通汇兑，然而它们讨论很久仍然徒劳无果。秦始皇当政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各地的货币，用强制手段来推行“秦五铢”，不久“秦五铢”也遭遇了崩盘，后来由汉朝形成更强大的货币，完成了货币的统一。从这段历史来看，今天的货币跟当年是一样的，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强制力来推行。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货币这种工具来控制整个经济总量和它的流动性，即货币价值的问题。今天，欧盟应允许新兴国家的货币加入全球货币体系，打破目前的对标两元结构，即美元和欧元的对标。这样可以共同再造一个新的全球货币体系。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欧元区国家对自己本国货币的放弃，使欧元得以出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10年前，美国经济经过上一轮衰退之后出现了强劲增长，出现了大规模的全球并购风，几乎都是美国公司主导，包括波音与麦道合并，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等。这无疑增加了与欧洲竞争的砝码。而欧元的出现，则大大提升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了能与美国抗衡的独立的经济板块。同时，欧元也大大降低了欧元区各国交易成本，是一次欧洲大陆开放和改革的机会。因为欧元的产生，欧盟各国都要开放自己的货币市场，同时要改变国内的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所以欧元的出现也是欧洲大陆改革开放的机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欧元都出现在欧洲，三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得欧洲迅速从农业经济进入制造业经济，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现在在出现服务产业之后，欧元的出现就可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形成新的交易平台。货币是我们的朋友，是经济的润滑剂货币的三大基本职能—交易手段、保值形式、计价工具都是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必须在市场交易中才能起到保值、计价、储存的作用。在西方，由于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各个国家只能通过交易试图进行统治，这样他们就形成了货币崇拜，每种货币都要印上帝王头像，帝王通过货币来推广自己的形象。在中国恰恰相反，因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农经经济，在这种经济下，争抢权力、集体耕作、组织能力永远高于一切，所以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来就很低。从古至今，货币在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精神上的认可，仅仅是作为一个工具，一个器用，从来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上，也没有意识到它是经济发展中必要的润滑剂。货币其实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发展中必不可缺的工具，而且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我们始终没有认清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最迅速的时期形成的，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和货币的力量，看到它们如何打破了原来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的生活态度。但他知道核心是解决资本问题。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的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外化到货币上—用货币来衡量和解释这个社会。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和市民不了解货币，由于无知，会敌视货币甚至制造阴谋论，这是与现代化观念背道而驰的。货币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文化教化，所以我们习惯于制造高标准，不习惯于找底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谈货币是什么，却谈权贵，要消除权贵主义。所有人对权贵都怀有强烈的憎恨与不满情绪，但是到底什么叫权贵？权贵本身是中性词。如果了解金融知识，就会知道利用货币手段调动社会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形成影响力，这也是一种权贵。把权贵这个词道德化并泛泛批评是有失偏颇的。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与商人文化的形成在中国，士农工商中的商人总是排在最后，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帝王的力量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帝王自上而下分配利益。这不是一个交易的过程，没有互相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模式下，商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处在社会最底层。现如今，借着中国大发展的契机，商人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今天是有可能形成交易经济的大发展时代。相应地，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的商人文化，创新中国的金融制度。一个制度的发展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包容，有些做法不应当在当下作太多严格的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大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按温家宝总理的话讲是担当的大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世界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就不断受到打击，但打了30年，从2亿到8 000亿，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所以对温州的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把温州作为典型，而且明确温州的经验可以全国推广。银行商业化也是同样的道理。100多年前的大清银行就是由官方操办，之前的钱庄和票号都是初级信贷银行，本来是可以发展成现代银行的，但是两个原因导致它们没有发展起来。一是官僚资本的压迫，政府大规模地建立银行，强制性把主要功能纳入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受到中国政府的扶植，它们希望靠外资银行来帮助筹集战争赔款。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票号没能继续发展，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大憾事。通货膨胀是政府对社会各阶层财富的掠夺在通货膨胀这个词中，严格来说膨胀是核心。货币作为交易手段，要和整个经济规模相匹配，这是货币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货币发展过快，远远超出了正常所需，那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政府有意给货币注水，那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在原始状态下，即金属货币状态下，基本上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因为如果是金属，就随时可以兑换。但若政府通过降低含金量制造劣币，会增加通货膨胀的风险，但程度有限，古罗马的通货膨胀就是含金量减少的劣币造成的。因此，在金属货币时代，通货膨胀会有，但不会发展得特别恶性。恶性通货膨胀是在纸币出现后才发生的。如宋代发行的纸币交子，由于大规模的印刷，使之远远超出需求量，于是货币被大规模注水，原来是4∶1，即4个货物价值一个货币,最后倒过来成了1∶20，即一个货物价值20个货币,最后南宋政权破产。元朝、金朝都发行交子，最后因通货膨胀自毁江山。后来明朝吸收了这个教训，彻底禁止发行纸币，要求必须以白银交易，从这个时候一直到清朝，中国没有再出现过通货膨胀。现代历史上出现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有三例比较有名。第一是德国“二战”时期的通货膨胀，第二是中国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第三是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这三次通货膨胀都是政府在遇到危机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延缓自己的政权倒台造成的。当政府遇到财政危机时，印发纸币的方法成本最低，见效最快，而且后果由别人承担。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很难抓到罪魁祸首，因为政府领导人不断更换，找不到元凶。而通货膨胀最大的问题，不仅是购买力下降，资源重新分配，更是政府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次全面掠夺。遇到通货膨胀问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够应对的方式非常有限，只能是寻找相对保值的资产，比如土地、房子、黄金、耐用产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家来说，就要对冲通货膨胀风险，选择相对受通货膨胀剥夺程度比较低的产业进行转移投资，可以投资矿产、石油、商品交易等。对于更有势力的富豪来说，就可以采取国家对冲的方式，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相对低就往美国转，如果德国的低就往德国转。通货膨胀是一个慢性自杀的过程，对通货膨胀的概念、现象进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要不断启发自己的理财意识，不要只知道把钱存在银行，适当进行保值投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其实，政府在利用通货膨胀作为政治工具的时候，完全曲解了凯恩斯货币政策的本意。凯恩斯主义的重心是在政府操作过程中形成经济利润。凯恩斯意识到20世纪以后的社会，已经不是完全的市场力量的博弈，政府已经变成超出市场力量的权力。他是最早研究政府经济职能的人，所以，他的理论强调政府可以创造需求。自凯恩斯以后，经济学理论第一次在原来马歇尔的市场理论上，增加了财政、货币两大政策手段。凯恩斯在历史上的贡献很大，他承认了政府作为主体的作用。凯恩斯曾说过，如果从货币角度观察历史，整个历史将全面改观。尼尔8226;弗格森的很多研究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用货币重新解释历史。世界货币与大国崛起一国货币想成为世界货币要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指标：第一，这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被资本商广泛介入，资本市场能发出债券、资本票据；第二，在贸易结算上作为计价货币，并被广泛接受；第三，作为货币为个人消费者广泛接受。所以只有在资本运作、贸易、个人消费埋单方面都可以使用，才能成为国际货币，英镑曾经是，美元也是。人民币现在远远不是，在国际贸易中人民币交易的比例很小，只有少数国家在对华贸易时使用。人民币债券大多在亚洲发行。因此，人民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条件还很不成熟。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后，大英帝国控制了全球资源，控制了当时所有的主要交易，而且控制了相当程度的未来资源，美元也是这样。一个大国不是孤立的，大国要有集群、有体系，不是单单一个国家。能不能形成集群效应很重要，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民众的权利要有底线，政府的权力要有边界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市场制度下的民主国家，有一个基本要求，即所有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公民都有一个权利的底线，而不是一个理想的上线。美国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由底线构建出来的，它要求保护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追求财富的权利、平等纳税的权利和言论自由，这是保证美国宪法的底线权利。这是一批律师、政客、犯罪者、逃犯、科学发明家、幻想家等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几个月彼此妥协的结果，这些底线形成了美国宪法。这么多年来，改动并不多。法国大革命是由一批艺术家、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主导，他们心中的理想是伟大而充满激情的目标—天赋人权。这种人权是为了大局不惜牺牲小利的权利，是崇高的理想和未来的目标。这就导致这个过程是血淋淋的，更激进的革命者杀掉了不激进的革命者，断头台上血流成河。然而这个人权宣言今天看上去仍然激动人心、充满理想，结果法国到现在还在折腾。法国和美国两个不同的体制说明社会有一个底线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无代表不纳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最基本的人权，纳税是权利，也是义务。但是权利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讨价还价的、不可博弈的。这背后需要市场精神和契约精神做基础。市场精神是指无论什么问题，无论双方有多大差异，无论一方权势多大，都可以平等地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而不是一方剥夺另一方，只因为另一方出身不好，或其他原因。契约精神是指，签订的契约要保证双方的地位平等，可以讨价还价。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来没有一个平等的市场交换关系，缺乏契约精神。有的都是单方面的保护，比如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精神和契约精神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政府必须顺应这种全球化和市场化潮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税收、管制、市场都应当采取一种与民众讨价还价、尊重契约的手段。政府收税天经地义，几千年来都是这样。但英国宪章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使得全世界开始知道，政府的权力要有合理的边界。第一，政府信息要透明；第二，公民可以平等地对话、沟通；第三，要有法律的约束。人们投资黄金是基于一种信赖感社会现在又掀起了储备黄金和白银的热潮。从人类学或者人性的本质来讲，这表现了大家对诚实货币的向往，最后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居高不下。人们对黄金的崇拜有一个历史的惯性。黄金作为财富与货币的象征，已经有2 000多年的历史了，而我们进入法币时代，即纸币时代，不过200年时间，所以人类大部分的财富符号、心理记忆、习惯还是在金银货币上。黄金是稀缺产品，制造成本很高，而且黄金开采是由各个国家监管的，发现了不能随便开采，得经过国家的批准。所以由于这种人为监管的政策，进一步神化了这种财富符号，使黄金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依赖，大家都认可黄金的价值和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投资的就是一种信誉，而不是它的使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