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中筠被约谈 《货币II》 上篇 打开货币之门 02 资中筠
资中筠市场经济只有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约翰8226;洛克与他的权力制约思想约翰8226;洛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国家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他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还学过自然科学，所以他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他的著作《政府论》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美国的政治制度受洛克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洛克是英国人，但是他的思想在美国体现得更彻底。在美国制定宪法、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洛克的思想被当作根本原则。纳税人是主体，政府统治者则不是。纳税人花钱让政府办事，所以无代表不纳税。当时美国还受英王的统治，英国君主带有传统的专制观念，他们认为制定一个征税的制度，纳税人就必须纳税。美国公民没有话语权，都在被动地接受赋税，所以美国人最后揭竿而起，决定通过斗争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洛克的设计包含两权分立的概念，他认为立法和执行要分权。现在美国是三权分立，即行政、司法和立法分权。英国勋爵阿克顿曾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要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权力不受限制，每一个人拥有一定权力之后就都会有滥用权力的冲动，这是人固有的弱点，不能够指望好人政治。选一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指望他可以不滥用权力的，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政府可以倒闭，什么政府不可以？中国人对于国家的概念，首先认为国家就是根，生于斯长于斯，祖祖辈辈都在这，这就是我的国家，相当于英文中的“country”。它只是一个乡土的概念，不是政治上国家的概念。国家的第二个概念，即英文“nation”，是按民族来划分，但在美国很少有这样的国家概念。在美国，国家就是一部宪法，用宪法来治国，所以用“state”表示国家政治统治的概念。于是，就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如果说爱国，到底“国”指什么？如果我非常爱我的乡土，我的祖祖辈辈都生长在这个地方，我对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那么这就可以称得上爱国。还有一个说法，爱国不等于爱政府。政府本身就是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人民觉得哪个政府领导人不好，就不再投他的票，让他不能再尸位素餐，这样的制度使得这些人不会永远占据政府的角色。此外，如果各种权力已经分散，大家各司其职，政府存在与否就没有很大关系。比利时就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政府，那里的人们照样安居乐业，所以有时政府存不存在关系不大。但是像美国政府却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的对外义务太繁杂，它要“领导”全世界，什么事都要管。所以美国政府从前是弱势政府，“二战”以后就变成了强势政府。总的来说，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本身应该处于弱势，即使一段时间政府缺席都没有多大关系，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经济既需要法律也需要自制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地位尤其重要，尤其是金融方面的法律。从根本上讲这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在产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财产靠什么来保护？财产不管是以货币方式出现，或以房产的方式出现，都需要得到保护。比如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政府是没有权力可以随时剥夺个人财产的，而这需要法律来保证。还比如互相之间做生意，在中国过去常常是靠口头信誉，但是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的经济来往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仅靠熟人的信誉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家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没有一个刚性的约束，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择手段来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所以，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或者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化社会，只能靠非常细致、完备和刚性的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而且这个法律要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如果大家都按章法行事，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法律孤立地看对人有约束作用，但是从整体看它能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所以法律非常重要。而且法律是在政府和政府官员之上的，也就是说，法律必须是刚性的。英国的《五月花号契约》体现的不仅仅是法律，还有自制精神。一群人自愿地组织起来，不需要国王，自己管自己，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建立了一个自制体。这种自制精神贯穿在契约里，每个人都参与讨论，一旦大家同意了，都必须执行。当然，这和英国自《自由大宪章》以来沿袭的传统也不无关系。《自由大宪章》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制约君主的权力。君王在法律之下，通过议会和法律来限制国王的权力。但是贯彻这个精神并不容易，后来国王不愿意继续受约束，所以要经过不懈地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才能够最终贯彻。教育、法律、医疗与教育不应该资本化医疗、新闻、法律、教育不应该资本化。正如索罗斯所说，教育、法律、新闻、医疗不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因为索罗斯认为这些都属于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教育属于人的基本权利这一点并不是索罗斯首先提出的，更早时候，比如卡内基、洛克菲勒，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最主张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一个人要是发财了，那说明他的能力强、聪明、勤奋；一个人要是受穷了，那只能表明不够努力或资质平平。英国人乘着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就是为了寻找人人平等的机会，但是后来有两件事情造成了不平等现象，由此机会也就不平等了。一个是教育不平等现象。对于第二代移民，有的人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有的人因为家里太穷，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这样就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还有一个是医疗状况不平等。人的健康程度如果不一样，竞争机会就会有失公允，如一个病人跟一个健康人就很难竞争。所以要平等地竞争必须要有平等的教育条件和平等的健康医疗，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方面就变成了人的基本权利，也就不属于资本化的范围。后来索罗斯又提出法律和新闻不应该资本化。他认为律师现在的收入如此之高，本身就不对。因为这样会使得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有人打得起官司，有人打不起官司，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律援助、政府指定律师之类的补救办法。除此之外，不能资本化的还有新闻。索罗斯不赞成用广告来养新闻，他认为新闻应该是一个福利事业，属于公益性质，大家都应该投钱来发展新闻事业。当然，这些很难做到。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特别相信人和人的能力有差别，因此它觉得产生贫富差距不应该是个问题，只要竞争的条件是公平的。但是在竞争条件不公平的情况下，贫富差距就成了问题。把医疗、新闻、法律、教育放到市场上去自生自灭，在美国被认为是不符合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有四大基本权利，即信仰、言论、出版、结社，在现代社会，很多国家又增加了教育和医疗两项。中国的教育产业化导致目前教育公平的缺失，从这种意义上讲，是政策的严重失误。现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课题制本身就是把学术和教育货币化，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现在教授的评审机制也出了大问题，它的标准不是看教授的教书水平以及学生的评价，而是发表了多少文章，而这本身也是用课题来控制的。所以这就等于将学术货币化。鼓励创新的制度是美国经济的一大引擎很多人对美元抱有比较大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主要有几个原因，创新是其中之一，另外法制和纠错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国的创新一直走在世界前面，因为它有一个专利权制度：一个发明创造变成产品，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短得多。而且，一旦出现法律问题，纠错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更大。科技本身不等同于生产力，它必须要应用到工厂才能够变成生产力，所以，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转化过程显得尤为重要。相较美国而言，欧洲有些国家的官僚程序比较多，所以创新方面的竞争力较差。另外，美国的教育制度也在鼓励创新，鼓励个性的发展。它尊重每一个儿童个性化的发展过程，它的教育本身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开展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只要你让他尽情地发展下去，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变成非常优秀的人。这种教育理念旨在让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在鼓励创新和个性发展方面还做得不够好。欧盟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欧洲的文艺复兴，从思想上来讲，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几乎所有的新思想都出现在欧洲，尽管有一些没有在那里实现，却在美国或其他地方实现了。比如，洛克的民主政府思想，实际上是在美国最完整地实现的，但根源却在欧洲。欧洲确实是一个出思想的地方。欧洲本来有很多民族，它们之间打来打去，打到后来基本上融合得差不多，于是就基本上以民族划分国家边界。不同的民族争斗到一定程度之后，又有了实现欧洲大联盟的理想，这个理想在雨果的时代就已经很向往了。欧盟代表的是欧洲人几百年的一个希望—向往永久和平的世界。但是，他们实现的关键是德法之间的世仇得到化解，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欧盟的真正核心。成立欧盟还有一个条件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要是细分起来，欧洲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应该在同一个发展阶段。此外，观念、思想、信仰或者价值观等方面，基本上也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一个像欧盟这样的大联盟。当然这个联盟的建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几十年的讨价还价，要解决的问题牵涉方方面面，大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小到个人的工资、福利水平。欧盟的成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有很多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至少从此以后欧洲不会再有战争。从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也是一个创举。虽然欧元区可能会有倒退或者其他问题，但成立欧盟这个观念是不会倒退回原始状态的。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货币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货币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货币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但是尽管如此，到今天特别是在中国，货币经常被误解，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妖魔化。在我看来，货币就像任何东西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如果没有货币的出现，没有近代世界货币化的发展—不只是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人们今天所能够感受到的现代化，不管是现代生活方式还是个人自由空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简单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跟货币打交道，货币对人类整个文明的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基础作用。货币给了我们每个人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而不是像原来传统的中国社会或者传统的非洲社会，选择非常有限。在传统社会，货币总量可能并不多。比如在美国，200年以前，即1800年前后，整个美国社会的美元供应量大概是280万美元左右。而在今天，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财富可能就有几百万美元，等于200多年以前美国全社会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怎么可能？其实那个时候的美国社会，货币化程度很低，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也非常小。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自给自足的程度非常高。吃的是自己农场里出产的粮食，住的是自己盖的房子，出门骑马就可以。而且当时美国的农村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95%，他们的吃住行几乎都是自给自足的。在风险保障方面，当时的美国社会在总体上是靠亲情、友情的网络，相互提供一些非货币化的利益，以及安身立命、生老病残等方面的保障。结果就是，那个时候的货币化程度很低，甚至于没有货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自由度非常低。因为一个人的人情财富、亲情财富都跟亲戚、朋友这些具体的人捆绑在一起，一旦离开这个家族，离开这个宗族，可能什么财富都没有了，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每一个人可以远行出走、自由生活、自由谋生的空间，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外，基于亲情、友情等血缘关系网络的人情财富、亲情财富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条件和代价就是要遵守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将每一个人固化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位置上，它必须靠抑制个人自由来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全球货币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化，从本质上来说给个人自由和选择空间的不断扩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没有这种经济基础，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在当今的中国，人们对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货币化感觉很不舒服。每一个人都为了赚钱而去赚钱，为了有更多的货币财富，工作也很勤奋。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货币本身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记账单位和财富的载体，它本身并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换句话说，与其去指责货币化，或者货币作为价值的计算单位、计算形式和计算载体，还不如说人在本性上就有控制欲和占有欲，希望占有尽可能多的物质生活用品和非生活用品，比如权力等。货币化进程的路还很长如果把货币的发展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现在还处于青年阶段，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货币化。比如在中国，人们对于出差的时候是选择住酒店还是住到朋友家这方面的意愿发生了很大变化。30年以前可能大多数人一出差先要找到自己的朋友，住在朋友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更喜欢住酒店，但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更偏向住朋友家里。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情感领域，还有很多东西到目前为止没有被货币化，或者说可以被货币化，但是社会价值体系无法支持。现在有很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者在继续研究，看看哪些东西到今天还无法货币化，研究到最后发现情感领域很难被完全货币化。一些人类学者和社会学家做过一些实验，他们推出一种人情货币，然后让不同的人通过提供帮助，在某一个记账体系上，挣得或支付货币。即便如此，根据我们自己生活的感觉和经历可以看出来，人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交流要完全货币化，仍然任重道远。当然，按照今天人们的经历和价值体系来看，我们可能会不希望把情感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化。但是我们应带有一种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未来。变化是不断在发生的，200年以前的人可能理解不了现代人的生活，同样，200年以后的生活，我们今天可能也无法理解。 真正的民主法治政府必然是穷政府对于如何通过国债制约政府权力，发生在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跟白宫达成协议—美国国债上限上调，以及之后一个星期内标准普尔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下调了一级，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内，美国股市和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非常大。表面上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当然也有一些人从中获利，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大幅振荡，是一种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的下跌，会影响整个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这样就更有可能逼着美国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共和党议员，督促政府作出一些牺牲，从而可能把美国的国债余额和财政赤字降到一个更能够长久持续的水平。最经典的例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该公司的工人在过去很多年对管理层的提议，即缩减公司工人的待遇和福利，一直不予通过，因为通用公司的工会实在特别强大。但在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的金融危机中，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面对关门的前景。这时，通用的工人最终同意了福利方面的缩减，这使得公司最后能够存活下来。今天回过头看，美国政府就像通用公司一样，如果不通过资本市场震荡的方式，来关闭美国政府的话，那么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的问题永远都无法解决。《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谈到了这样的观点：第一，真正的民主法治政府，必然是穷政府，经常会有财政赤字，所以会一直持有国债；第二，出现财政赤字的政府经常要发债融资，所以它们必然看重资本市场对政府公信度的评判。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非常富有，财政剩余也很多，那么这个政府怎么可能在乎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对政府政策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越富有的政府、财政盈余越多的政府，往往是权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而越穷的政府才会让它的权力接受制约，尤其是接受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制约。因此，穷政府加国债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核心基础。 能够借到钱的政府信用都比较好如果通过多印钞票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就等于把政府的财政负担、债务负担转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不同的社会群体上；加税也等同于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不同的社会群体压倒。这两种方式都非常不可取，都会导致社会动乱、革命，甚至改朝换代。负债的政府往往更具生命力，而不欠债的政府其发展却受到限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够借到钱的政府往往信用比较好；第二，为了能够借到钱而保持良好的信用度，政府在权力扩张方面必须有所收敛，必须不断地去发展更好的规则、更好的制度；第三，西方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一直都在发行国债，这些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方面，远远比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等传统的国家更发达。过去负债很多的那些国家反而成了今天的发达国家，而过去国库充足的国家，今天却是发展中国家。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于1694年成立了英格兰银行，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家中央银行。但是最初成立英格兰银行主要是为了支持英国政府发国债。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王权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英国的王室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就是从那以后，如果要加税，必须通过议会投票通过才可以。从此以后，资本市场对于英国政府的信用评价更高，所以让英国能够借到更多钱。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如果把不同的货币当成不同的商品，那么任意两种货币之间的比值，就叫作汇率。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对于汇率的命名、说法不一样，但是它一直都存在。明朝采用银本位货币制度时，由于各个地方银钱成色很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钱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不同地方的银子、银钱进行兑换，让到南京来做生意的长沙商人，可以将从长沙带过来的银子、银钱，换成南京当地的商人和老百姓接受的银钱。所以，当时的钱庄起到一个将不同地区的银子、银钱进行兑换的作用。当时，两个不同地区的银钱、银钱和铜钱、铜钱和铁钱的比价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中国的汇率市场，至少有2 000年的历史。尽管一般来说，汇率有两种，即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但其实各国央行都会对汇率有所干预，只是干预程度不同。即使是大家认为完全由自由市场的买卖两方决定的汇率，比如日元兑美元、日元兑欧元的汇率，实际上也经常受到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还有美联储的干预。人民币兑美元、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表面上看来完全由中国央行控制，但实际情况也不完全是。现在每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会有一定的波动区间，尽管在相当程度上还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决定，但是多多少少也会考虑到当天的人民币的供求关系，根据需求与供给的变化，决定当天的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几年，不管是媒体还是专家都喜欢用日本同美国签署的《广场协议》来作为理由，说明人民币不能够快速升值，或者人民币汇率不能够升值太多。如果升值太多的话，看看日本的前车之鉴—签署《广场协议》以后因为日元的快速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是我们在理解《广场协议》对日本的影响时，必须把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崛起的中国制造业考虑在内，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给以工业、制造业为经济核心产业的日本经济带来的挑战与冲击。可能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比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更大。战胜通货膨胀的三种方法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买实物资产是应对通胀的最好方式，因为通胀从根本原因来看是一个货币现象，如果没有流动性过剩，只可能会出现局部的或单个商品价格的上涨，但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能还有一个普遍观念，认为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之后，通货膨胀是必然发生的一个现象。真的是这样吗？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以后，表面上都会普遍出现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这样的结果，但事实上其背后的成因可能比较复杂。因为经济快速增长以后，社会的财富可能普遍地增加，尤其是货币财富会普遍增加，由此会带动流动性的增加。反之，当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整个社会可能普遍地表现为缺乏金钱，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不太发达的社会中很多物质财富往往没有被货币化。那么，在经济快速发展了以后，整个社会原来没有被货币化的很多实物财富现在被货币化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也增加了很多。但是，当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程度比实际财富增长的程度高很多的时候，必然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引发通货膨胀。为了避免经济高速发展带来通货膨胀，首先就要减少流动性的增长，具体有以下几种做法。第一，提高利率，若资金的成本增加，必然导致流动性的需求减少，相应地，流动性的供给也会减少。第二，上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是近年中国央行用得比较多的一个做法。尽管它的行政色彩很浓，带来的经济结构性扭曲会更大，但是也可以达到流动性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减小的效果。第三，央行发售更多的长期债券，然后以这种方式把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收回来。欧盟不会瓦解，它需要更大的经济权力欧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瓦解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人担忧欧元会崩盘，欧盟会瓦解，但其实出现这种结局的概率并不高。因为对于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主要的欧盟国家来说，有统一的欧元的好处远远比没有统一货币的好处更多。而且现在的事实是，希腊政府、企业银行发行的债券已经渗透到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很多其他国家，所以这个时候想要让任意一国，如希腊，退出来非常难。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当一些国家要基于同一个货币成立经济体的时候，如果与此同时对于各个国家的财政主权、经济主权没有太多约束的话，这两者会带来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比如，一个国家出现财政危机，如果这个财政危机足够严重的话，就可以把整个欧盟的经济和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拖下水。所以，在后果和主动权完全不匹配的前提下，我们才会看到如今的希腊债务危机，还有潜在的意大利国债危机。接下来，欧盟应该努力让各个国家在财政大权、经济权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这样可以让欧盟整个经济体有更大的权力去约束、干预其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应该以货币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规范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既可以基于掠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货币交易来实现。之所以货币交易是更好、更可取的方式，是因为货币交易完全是基于双方的自愿选择与权利平等，而不是基于一方的强势。货币交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和平。虽然在中国宋代交子的发行权集中在政府手里，在四川和全国其他地方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货币繁荣，也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皇权不受制约，在有财政需要的时候，皇权会通过滥发货币给自己的统治提供支持。直到现代民主法制出现了以后，货币发行权才集中受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控制。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抵制从根本上还是来自于儒家思想的支撑。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义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社会结构，而不是以市场化、货币化的方式来规范人际关系、组建社会秩序。市场化、货币化的要求是亲兄弟明算账，什么东西都要先有一个价格，然后交易双方都可以通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来达到资源配置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目的。即使到今天，在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利还是被打压，货币化也还是被排斥。中国社会对商人的抵制还来源于利益之争。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货币化在中国社会已经被广泛地接受了，这就造成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仍旧低下，仍旧被排斥。实际上西方也有长达2 000多年的利益之争。基督教对货币的鄙视跟儒家非常类似，基督教也主张以友情、亲情来规范社会秩序，来组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互助和互换。然而，中西方社会的主要差别就在于，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16世纪的新教改革中，逐渐正面接受了货币化交易。但中国即使到今天仍没有走出对义的迷信。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为什么交子这种纸值很多钱，而其他的纸一文不值，根本差别就在于交子的背后有信用。如果没有信用，货币滥发会导致所有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货币化是指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货币进行计价、定价、交易、结算。货币化的一个意义在于，它必然会使人类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自由。任何人拿到相同数目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都是一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货币化程度非常低，一个工程师拿100块钱和一个农民拿100块钱所能够买到的东西是存在差别的。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否有行政级别，最后享受的东西是一样的，不依赖身份、出身、社会地位来决定钱的价值。很多人不喜欢货币化，不喜欢什么都用钱来衡量。但我们必须知道，若不以货币的方式衡量，就一定会代以其他方式，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不管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人类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不会在今天、100年以后或者1 000年以后终止。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的货币化程度只会越来越深化和广化。究其原因，这跟人对自由的本能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不能够通过货币化来完成，那么这对人的自由兑换空间的扩大必然会起到更多的抑制作用。正因为人天性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所以货币化的深化和广化发展，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本身就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价值的保证。信用到底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从根本上依赖一个国家或社会所处的法制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现代民主法制，就不太可能有货币化的长久信用。货币化包括所有债券化、资本化金融产品的交易和运作。而金融工具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承诺和保障，这些承诺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这些信用产品的背后是不是有可靠法律的支撑。所以独立的司法、可靠的法制、现代民主和权利的制约，是现代金融市场、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条件。权利是否应该货币化？权利的货币化不是货币化本身的问题，更多是由于权利不受制约甚至失控。我们指责权利货币化的时候必须知道，权利是不是能够货币化，要不要限制其货币化，不是货币化本身的问题。我们应更多考虑通过民主法律的发展来规范权利、约束权力，而不是一味地指责货币化。权利货币化本身不一定是个坏事，关键是权利进行了什么样的货币化。我们可以看到权利货币化有好坏之分。好的权利货币化指政府应用征税权为公共产品找到税收的来源，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而坏的权利货币化指的是公权私用，利用公权特别是不受制约的公权为执政者谋私利。要在现代民主法制体系中找到解决的方案，这样才可以正确引导权利的货币化，而不是在坏的货币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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