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当全国粮食处于高价位时,我们曾经认为,中国粮食问题存在着非市场均衡性的成本趋势性上涨因素,由于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使粮食价格也被迫不断提高,并且稳定超过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中国已经进入全局性以工补农的阶段。
这一结论所依据的是对1984-1994年间的粮食生产成本资料计算的结果。限于当时资料不足,我们只作了以上10年的计算,得出中国粮食生产成本(按50公斤平均成本计算)在这10年间每年递增大约10%。
最近,我们再一次仔细审视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资料,对20年来的粮食成本变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调查资料,是由国家计委等六七个单位合作调查,最后由计委汇总编制的,从1975年至今已进行了整整25个年头。本文中数据资料除另外注明者外,均来自历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在分析农村改革20年来的粮食成本变化时,我们将1978年作为基期,以1997年为比较期。由于l998年采用了新的调查表式,其中的物质费用构成与以前年度不同。此外,1998年的粮食生产成本有一些新的变化特点,因此,我们没有将1998年定为比较期,而是在第三节中专门分析这些新变化。
在中国,主要的粮食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大豆等6种,其中水稻、小麦、玉米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之和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86%以上。但限于早期资料中没有3种粮食汇总情况,因此,我们只能分析20年间6种粮食的情况。
在分析20年的粮食成本变化时,如果使用每亩成本的相关数据,其可比性要受到亩产增长的影响。而使用每50公斤粮食成本数据,能更准确反映多年来成本的实际变化趋势。在分析成本构成项目的百分比时,我们直接使用每亩的有关数据。
此外,成本数据的金额均为现价,物价指数变化对成本的影响,我们将作相应的分析。
一根据粮食成本资料计算,1978一1997年间粮食生产含税成本的年递增率为8.44%,而农民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的年递增率为9.96%,在这段期间内,还从未出现过平均出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情况。
1978年还是人民公社体制,调查是在20个省区市的1978个生产队的273264亩粮食面积上进行的;1997年则是在1652个县的10592户农户的191219亩粮食面积上进行的调查。中国粮食成本主要分为物质费用、用工作价和税金三大部分。 1978年,生产每50公斤粮食的含税生产成本为 11.14元,而1997年,每50公斤粮食的含税生产成本为51.93元,由此得出19年间每年增加8.44%。
1978年,每50公斤粮食的国家平均收购牌价为11.28元,而1997年,每50公斤粮食的平均出售价格为68.56元,19年间每年增加996%。比较一下粮食的含税成本与平均出售价格递增的百分比,后者高出大约15个百分点。附表1中详细计算了根据农民历年出售粮食平均价格计算的纯收益率,除基期1978年外,我们将它定义为商品粮纯收益率。最低的年份为1981年,23.21%,最高的年份为1994年98.67%。因此,自1984年以来,几次粮价低迷时,曾有过农民种粮亏本的说法,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也只是局部现象,而非全国性的。由于中国粮食商品率仅30%左右,按商品粮计的纯收益率并不低,因此只要粮价不低于生产成本,农民仍能保持粮食生产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波动。
在统计分析中,平均数是有可能掩盖比较大的起伏波动的。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比较各年间粮食生产的含税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的实际数据及其变化情况(有关情况详见附表1和附表2)。
附表1 1978--1998年粮食生产成本与出售价格表(单位:元、%)
年份 含税成本 *平均出售价格 商品粮纯收益率1978 11.14 11.28 1.261979 10.42 13.14 26.101980 10.53 13.16 24.981981 11.33 13.96 23.211982 9.84 14.18 50.411983 9.22 14.12 53.151984 10.86 17.77 63.631985 11.17 18.52 65.801986 10.95 20.78 89.771987 13.54 22.30 64.701988 15.37 26.19 70.401989 17.70 30.17 70.451990 17.89 28.03 56.681991 18.50 27.29 47.511992 19.59 30.84 57.431993 26.01 37.83 45.441994 28.57 56.76 98.671995 41.25 77.69 88.341996 47.26 72.36 53.551997 51.93 68.56 32.021998 44.77 62.14 38.80注: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计算。*1990年及以前为平均收购价格(或牌价)。附表2 1978年--1998年粮食生产成本与出售价格变化表
年份 含税成本(上年为100)增减(%) *平均出售价格(上年为100)增减(%)1978 -- --1979 -6.46 16.481980 1.06 0.151981 7.60 6.081982 -13.15 1.581983 -6.30 -0.421984 17.79 25.851985 2.85 4.221986 -1.97 12.201987 23.65 7.311988 13.52 17.441989 15.16 15.201990 1.07 -7.091991 3.40 -2.941992 5.90 13.381993 32.77 22.671994 9.84 50.041995 44.38 36.871996 14.57 -6.731997 9.88 -5.251998 -13.79 -9.36注:根据附表1计算,资料来源同附表1*1990年及以前为平均收购价格(或牌价)。除了1979、1982、1983、1986和1998年 5年粮食成本比上年下降外,其余年份粮食成本均在增长,特别是1987年以来,粮食成本的增长已经持续10余年了,而1998年再次出现成本下降。因此,可以说粮食生产成本上涨是带有趋势性的。
二粮食生产成本以每年844%的速度递增,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生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1965-1978年的13年间,粮食成本的年递增率仅1.19%。1965年每50公斤粮食成本为955元,而国家牌价仅9.66元,每50公斤粮食出售的纯收益仅 0.11元。成本纯收益率仅1.15%。当时的用工作价为0.8元。在"以粮为纲"的方针下,农民收入主要靠粮食生产,这样的收益水平,农民怎么能不贫困!
农村改革后,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粮食生产的成本逐渐发生变化。表1是1978和1997年粮食生产成本的构成及变化情况。这里使用的是每亩平均数。
表1 1978年1997年粮食生产成本构成表(单位:元)
年份 物质费用 用工作价 税金 含税成本1978 22.03 22.88 1.94 46.851997 146.69 135.00 12.84 294.531997/1978 6.66倍 5.90倍 6.62倍 6.29倍注:根据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整理、计算。*本表中生产成本只包含物质费用和用工作价,不包括税金。 如果撇开税金,中国粮食成本构成中物质费用与用工作价两部分大体各占50%,这一比例经过近20年变化不大,1978年物质费用与用工作价大约为49:51;1997年两者之比约为52:48,但是,这期间用工作价曾多次下降到占38%-39%,详情可参见附表3。附表3 1978--1998年粮食生产成本构成变化表(单位:元、%)
年份 物质费用 % 用工作价 % *生产成本1978 22.03 49.05 22.88 50.95 44.911979 22.51 55.35 18.16 44.65 40.671980 23.16 55.83 18.32 44.17 41.481981 23.58 53.74 20.30 46.26 43.881982 25.17 59.13 17.40 40.87 42.571983 27.16 62.11 16.57 37.89 43.731984 30.03 55.65 23.93 44.35 53.961985 30.78 57.04 22.92 42.96 53.701986 32.05 58.59 22.28 41.41 54.331987 36.06 55.14 29.34 44.86 65.401988 43.36 57.84 31.61 42.16 74.971989 53.77 59.12 37.18 40.88 90.951990 58.72 57.94 42.63 42.06 101.351991 60.82 61.14 38.66 38.86 99.481992 64.52 59.52 45.73 41.48 110.251993 85.06 56.05 66.71 43.95 151.771994 108.87 61.07 69.41 38.93 178.281995 130.17 57.13 97.67 42.87 227.841996 147.14 52.36 133.86 47.64 281.001997 146.09 52.07 135.00 47.93 281.691998 136.73 53.80 117.41 46.20 254.14 尽管生产成本的主要项目实际金额都在增加,但是,一些物质的使用量在减少,例如种籽用量,1978年每亩为82公斤,而1997年为5585公斤,后者仅为前者的68.11%。又如畜工, 1978年为每亩2.8个, 1997年为 1.16个,后者仅为前者的41.43%。至于每亩用工量,也从1978年的28.6个,减少为1997年的13.5个,减少了52.8%。只是劳动日工价由0.8元升为10元,才使得用工作价上升。物质费用中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农药、机械作业和排灌等费用(详见表2)。
表2 1978和1997年物质费用主要项目变化表 (单位:元)
年份 种籽费 肥料费 农药费 畜力费 机械作业费 排灌费 物质费用总计1978 2.27 10.16 0.53 3.21 0.75 0.85 22.031997 18.27 59.40 5.43 16.58 12.64 10.23 146.691997/1978 8.05倍 5.85倍 10.25倍 5.17倍 16.85倍 12.04倍 6.66倍 如果将前三项费用归入土地替代型技术费用,中间两项归入劳动替代型技术费用,则前者在1978年占物质费用的58.83%,1997年略减少为5665%;相反,后者由1978年的占1798%,增加为1997年的19.92%。排灌费兼有土地和劳动双重替代作用,1978年占386%,1997年增加为6.97%。欧美发达国家由于人均耕地多,在粮食生产成本中,劳动替代型技术费用占主要比重,在这方面,中国与他们在粮食生产成本的结构上不具备可比性。而同处于东亚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人均耕地水平与我们接近,在粮食生产成本的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比较其中的差别,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粮食生产成本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
在东亚,与中国大陆情况最接近的是台湾省,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在稻谷的成本结构上,两岸的1990年主要差别表现为:
(一)台湾的人工费用仅占总成本的将近1/3,其余为物质费用,而大陆物质费用和用工作价几乎各占总成本的一半。台湾每亩用工仅2个,大陆每亩用工大约20个。
(二)台湾的机械作业费高达40%,而畜力作业费仅08%;大陆的机械作业费仅为26%,畜力作业费却占53%,反映两岸在机械、畜力作业水平的差异。
(三)台湾的肥料费比重较低,大约为8%,而大陆的比重却高达19%以上。
(四)台湾农本中有租、息(主要是地租),且比重很大,将近总成本的1/4,而大陆没有该项目(只是在1998年的调查指标中,出现了土地承包费、管理费等,似乎可以和地租比较,但仅占总成本的3.46%,比重很小)。
在上述成本结构下,1990年台湾稻谷生产成本水平高出国际平均水平至少1倍以上,而当时,中国大陆的成本低于国际水平。
但是,仅仅经过三四年的时间,1994年前后中国的粮食包括稻谷的生产成本已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且至今无法逆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又是粮食生产大国中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因此,我们应该发展土地替代型的技术。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随着农民收入增长而带来的劳动日工价的提高,必然要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劳动替代型的技术也会相应发展,这就是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在现实中,尽管土地替代型技术的费用在增长,但是在速度上赶不上劳动替代型技术的费用增长。这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迟缓。农民剩余劳动力没有更多机会获取比农业更高的收入,因而农民减少劳动日的动力不足,加上劳动日工价的迅速增加,用工作价在成本中的比重仍居高不下。这样的发展趋势造成今天中国农业在远未实现现代化时,即已在粮食成本上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要在今后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发生作用。而东亚地区差不多都经历过了一段劳动替代型技术发展的过程,例如台湾60年代人工费用要高于物质费用,70年代中期两者已经相当,又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人工费用仅占成本的1/3。因此,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努力减少用工费用在粮食成本中的比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重合度低。加上自然灾害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很难避免波动,特别是1984年以来,大体存在3年一个小周期、6年一个大周期的波动。而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往往一定几年不变,且多数年份只升不降。中国粮食的商品率,一般认为大约在30%,其中国家定购和议购的粮食不超过商品粮的50%,即粮食总产量的15%。因此,农民余粮的半数以上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价格的波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大,一个较小的短缺或剩余量,会引起市场价格的较大波动。农户行为在短缺与过剩面前有放大信号的作用,从而使农民实际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围绕国家收购价格上下波动。当粮食丰收、供给充足时,国家收购价格即使定得比较高,受市场价格低的影响,实际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不会太高。反之,粮食欠收,供给偏紧,国家收购价即使定得偏低,受市场价格高的影响,实际出售价格会偏高,并对国家收购价形成上涨的压力。1990年和1996年的粮食创记录的丰收,均影响粮食平均出售价格下降(详见附表1)。特别是1996年以来,尽管国家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实际上,粮食平均出售价格仍逐年下降,到1998年,累计下降20.02%,1998年的出售价格,已低于1995年。
实际上,1998年粮食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为1379%),已经意味着粮农收入的减少:首先,粮价也下降了9.6%;其次,成本的降低,除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降低和投入减少外,劳动日工价的降低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劳动日工价已经从 1997年的 10元,减少为 1998年的9.6元,减少4%。根据劳动日工价的计算公式:
某年农业劳动日工价=当年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每农业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全年劳动日天数(254天)
1998年全年劳动日天数与上年相同,每农业劳动力负担人口数,由前一年的1.56人略减为1.55人,变化不大(0.64%),因而,劳动日工价降低显然主要是农民年均生活消费支出减少。减少的原因,据国家计委核实,是由于粮农实际收入减少,而不是由于收入预期减少而减少支出。因此,在接受粮食生产成本调查的11000多户粮农中,1998年实际收入未升反降,从而导致劳动日工价的降低。
从劳动日工价的计算公式中,我们看到农民全年劳动日天数(254天),和城市职工每年的工作日(除去双休日和节假日)完全相同。这样计算是否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值得商榷。中国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与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式农场毕竟不同,特别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粮农,往往其他收入渠道少,按现有的每亩用工量不过十二三个,每户即使10亩地,全年劳动天数仅120-130天,即4个月余,剩余时间很多,也就不会太计较用工量了。
四在 1978-1997年间,中国粮食生产的含税成本每年递增8.44%,那么,在未来3-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粮食生产成本还会以这样大的百分比递增吗?
从以往20年的情况看,中国粮食成本与价格的变化,受经济发展速度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经济高速发展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出现了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在两个方面影响粮食供求,一是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二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粮食消费量往往高于从事农业劳动时,两者共同作用造成商品粮供应的偏紧,对粮食价格上涨形成较大压力,这种压力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引起市场粮价上涨,迫使政府不得不提高国家定购价格。这种时候,往往商品粮纯收益率很高,因而农民会加大投入,这时,即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投入量增加,成本也同时增长很快,但农民仍然有利可图,这是1992年以后几年的情况。而1996年以来,当农民出售粮食的价格开始下降时,农民种粮成本的增加也随之减缓,最终在1998年,粮价的下降迫使农民降低成本才能使纯收益不致降低太多。根据这种发展趋势,由于1999年经济发展速度预计与1998年相当或略高,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缓,再加上全年物价水平很可能仍是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将疲软,因此,1999年粮食成本仍将比1998年下降,预计幅度可能在7%-8%。
2000年很可能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发展速度极有可能再次提高。而就自然气候的周期看,2000年很可能是灾害较重的年份,加上粮食播种面积调减,产量会受到影响,粮食的供求关系会向偏紧的方向变动。如果在未来的两三年中,经济再度热起来,农民工再度大规模流动,粮食的消费必然增长,从而再度出现粮价上涨,农民生产投入增加,粮食成本相应还会提高。
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到2004年将进一步使粮食的进口关税降低,如果不加限制让外国粮食大量进入国内市场,国内粮食高成本无法持续,粮食生产乃至农民收入很有可能进入增长停滞时期,从而极大地影响农村乃至城市的社会稳定,这样的局面是一定要设防加以避免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预计未来3-5年内,粮食成本每年递增的幅度将大为降低。为了避免粮食价格的较大波动,今后政府最好能根据粮食的供求与价格情况,每年调整粮食定购价格。同时,每年确定国家定购价格时,应该让各地政府参照上年农民粮食生产成本和商品粮纯收益率的变化,这样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不过高增加城市居民的支出,国家财政也不至于造成太大负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要尽可能保护国内粮农的利益,不可让过多的外国粮食冲击国内市场。否则,短期内城市消费的粮食价格较低,但是从长远看,粮食生产受到打击后,影响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多年来不惜以高补贴维持粮食的高成本和高价格,以平衡城乡收入水平,是有其道理的。我们显然不具备这种高补贴的财力,但也绝不能对粮农的利益不予重视,而应该和日本、韩国等国协调一致,在世贸组织多边协定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尽可能保护国内的粮食生产和粮农的利益,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许多资料都引述拉坦和速水对美国和日本农业增长类型的分析,即美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机械技术的进步(反映劳动稀缺),日本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反映土地稀缺),尽管采用不同的技术和要素组合,美日两国都获得了大体相同的农业增长速度。这个例子本身确实很典型。但是,问题在于,土地稀缺的回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也有可能成为稀缺的要素,像日本农业,早已不存在纯农业户,而全部是或多或少的兼业农户,在土地和劳动力均稀缺的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包括粮食生产的高成本可以说是必然的,除非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进步程度大大高于美国,否则,大部分日本农产品包括粮食是无法与美国竞争的。
同样,要想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也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取得生物技术的进步,以替代土地,也要在农民收入增长、劳动日工价迅速上升的过程中,取得机械技术的进步,以较低的机械作业成本替代劳动。从表2中,我们看到机械作业费是20年来物质费用中增加最快的项目,其中隐含农业机械价格高,由此而来的折旧费高、机械作业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改进的余地很大。因此,未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能否降低,除了农业富余劳动力能否转移之外,还取决于能否有足够的农业科技投入,并取得生物技术和机械技术等方面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