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央行二部落户上海定音，北京和深圳都敏感地捕捉到了其背后的压力。
新春伊始，北京市为吸引和鼓励金融机构在京发展的16项政策隆重出台，并于2月1日开始实施。
伴随着总体支持力度“不低于上海和深圳”的制定原则，这份由北京市原金融办酝酿了两年之久而迟迟没有动静的政策，此时此刻的出台多了许多微妙。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亮明重推金融业的战略。
上海则秉承着“一事一议”的引资原则，虽无字面上刀光剑影的竞争，但却充满了“一切好商量”的诱惑；而深圳的压力更大，数年前便推出了金融机构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
明与暗 京、沪、深三地对金融业的暗斗由来已久。2005年，暗斗演变成一场公开化的角逐。随着央行二部迁址入沪，竞争的核心正逐渐明了。这种明了不仅表现在各地极具针对性的金融发展政策上，也表现在竞争目标的清晰以至锁定。
北京的“新政”，对打算入驻的金融机构充满了诱惑。这份早在2003年就由北京市金融工委起草并递交到北京市委的文件“定规”———无论数量还是优惠的程度一定不会低于上海和深圳：在京新设立或新迁入京的金融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对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含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以下、5亿元人民币(含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800万元人民币。
在办公用房方面，在京注册的金融企业购买办公用房给予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标准为每平方米1000元人民币；租用办公用房的，实行三年租金补贴。
这些高度让利的地方政策，不遗余力的追加着更多的“附加值”：对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在个人所得税及落户方面给予优惠待遇；金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与北京市户籍考生享受同等高考待遇等。
如果说过去的10年，国家把优先发展金融业的优惠政策更多的让给了深圳和上海，而北京则定位于政治与文化中心的话，那现在北京已经一改在金融发展上谨慎低调的态度，开始意识到：经济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础，而金融则是经济的核心。
2002年初，北京开始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的概念。当年召开的北京“两会”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表示，首都经济是知识经济，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领头羊就是金融保险服务业。在随后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提出将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和吸引国内银行、证券、基金、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在京设立总部、地区总部和结算中心。
而在此之前，北京多年来一直因为金融机构的“南飞”而痛心疾首，并在与上海的交锋中屡屡败北。尤其是2001年，富国、博时、长盛、大成等4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信证券几乎同时将注册地迁离北京。这成为北京于2002年转向全力引驻金融机构的一根“导火线”。
2003年初，北京的金融发展开始悄然转身。是年，北京金融发展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成立了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与市金融工委合署办公。与此同时，北京金融发展的定位逐渐明确。北京市有关部门研究认为，首都金融业应当在全国金融发展格局中，构建成中国的几个中心：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业支付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业标准制订中心，金融批发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金融中介服务中心。
而这一年，王岐山入主北京市政府更被视为“一支催化剂”。这位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人民银行等任职的金融专家的到来，被毫无疑问的认为是北京金融发展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此后的动作得以印证。2004年底北京宣布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翟鸿祥指出，这是“北京市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的标志”。
北京在转型中似乎找到了更多自信的理由。坐拥“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及九大银行总部，北京占据了中国银行业务总量的60％以上，集中了中国银行业资金总量的80％左右；同样，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三大保险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中国保险业70％以上的资金也在北京统一运作。
已然成为全国金融决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资金调度中心的北京，虽然至今没有明确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概念，但却对上海和深圳构成了最强大的威胁。
进与退 深圳早在2003年年初就敏感到了央行二部迁沪的压力，而紧急推出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广开金融机构进驻大门。 此刻，得天时之利的上海正在抓住机遇，在“浦江两岸尽朝晖”的憧憬中，规划着黄浦和浦东发展的新的蓝图。2005年2月18日，作为沪上的一次金融盛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当地的金融精英们济济一堂，分享着一条令人振奋的信息：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宣布，人民银行第二总部落户上海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冯国勤用“上海金融工作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来形容2005年上海所面对的形势。上海，似乎一夜间从金融中心建设存在“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足”的哀叹中脱颖而出，重新找到了振兴的理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于表面的迂回中正在进行实质性的推进。
而此前有关“四个中心”建设是否表明上海正在离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越行越远之说，更像是上海给出的一个障眼术。
有专业人士认为，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是2001年2月国务院审批同意的上海城市规划。虽然在2005年上海市的两会报告中，上海侧重提到了航运中心的建设而淡化了国际金融中心的概念，但这只是时间安排表上的先后不同而已，航运中心先于金融中心建成将对上海金融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带动，但不能说上海的努力方向发生了游离。
事实亦表明，以退为进的上海正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上逐步成熟，而2005年将是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2002年1月上海召开的首次市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任务。具体说来，就是在2005年力争实现“四个基本确立”：即基本确立金融在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优化中的核心作用；基本确立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的地位，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基本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基本确立公开、公平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
两年的时间，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已经卓有成效。2月18日召开的上海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宣布，2004年上海的金融机构集聚加快，截止到2004年底，在沪金融机构已增加到516家，全年新增93家。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上海通用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中银国际基金管理公司等一批金融机构落驻上海，各类专业化金融机构业务运营中心增至22家。
而相较于北京和深圳，在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方面上海更胜一筹。2004年新增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14家，新增外资银行代表处16家，新增外资银行分行与代表处的数量均为历年之最。至2004年底，上海共有各类外资和中外合资金融机构300余家，正逐步成为我国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2005年，央行二部的挥师南进，必将在金融要素的吸引方面让上海增添更多的砝码。
定位还是错位？ 但天平的两边，砝码却很难平衡。京、沪、深三地不得不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如何做大金融的增量和保证金融的存量？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竞争，使得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间形成一股金融机构的“分流潮”。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指出，金融机构在地区间的分流，实际上制约了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迈向金融中心的进程。
上海2004年的一份调研报告中亦指出，目前不少省市都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的思路，均把金融发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视对金融资源的积聚和利用。这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引发我国金融资源的分流，使得各地都难以取得最大的规模效应。报告认为“国内竞争的激烈对上海聚集资源、做大增量带来了困难”。这一点，从金融市场的配置上得到了印证。目前，中国内地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三个期货交易所，相互之间存在同质竞争的现象，这导致我国的金融市场力量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国际上其他资本市场抗衡。
中国三大城市的金融业发展各具优势： ★北京：拥有“一行三会”；设有九大银行总部；设有中国三大保险总部。实际上，已成为全国金融决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资金调度中心。 ★上海：解放前已是整个远东的金融中心；十余年来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是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有完备的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所、黄金交易所；2005年，央行二部挥师南进，进驻上海。 ★深圳：比邻香港；十余年来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拥有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设立创业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