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货币供应总量大体适度，注意防止通膨风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记者：说起2004年的金融调控，我们在听到一片喝彩声的同时，也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央行确实把住了货币信贷“闸门”，但这个“闸门”把得过头了，货币供应量偏紧。
对此，您怎么看？还有一种声音说，去年，在信贷投放上也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导致一些企业资金吃紧。对此，您又怎么看？
周小川：货币投放与经济景气程度之间是有时滞的，也就是说，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不是马上在经济中反映出来。应当说，2003年的货币供应量是偏高的，但造成这种状况有当时的特殊背景。新一届中央政府是2003年3月产生的，随后发生了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在本应该适当收紧货币供应的时候，由于增加了这些不确定因素，需要我们冷静观察、防范负面冲击。抗击非典初见成效后，开始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但力度不是太大，因为当时全社会都希望把非典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的货币供应量是偏高的，并且到2004年还有滞后效应。2004年，货币供应就收得稍紧了一些。如果把两年的货币供应量做一个指数化平均，我们会发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 2年平均增长17％，狭义货币供应量M 1年平均增长16.3％，与此前5年15％左右的货币增长水平比较接近，还略微高一些。整个经济在某一时点上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要有时滞的考虑，还可参考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
应该看到，在货币供应总量大体适度的情况下，结构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金融运行中，我们要求业界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特别是注重改善对小企业的信贷服务。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在变化，企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中央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和改善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促进商业银行自身改革，使商业银行增强满足市场合理金融服务需求的活力，来更好地解决结构问题。
记者：2005年，央行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里的“稳健”是什么含义？
2005年将要注意哪些问题，相信您已经了然在胸，能否作一些介绍？
周小川：这里的“稳健”，简单说，就是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物价上涨压力还没有根本缓解。水、电、燃料和城市交通等公共服务品价格可能推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对CPI的滞后传导效应将逐步显现；国际油价和一些重要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将影响国内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增长也将对CPI产生一些拉动。这些情况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为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的金融调控要注意五条：第一，切实提高对经济金融运行趋势判断的预见性；第二，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灵活运用有关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保持货币信贷平稳合理增长；第三，引导金融机构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价格手段在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中的作用；第四，密切监测对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第五，平稳处理须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各类事项，保持整体金融系统的稳定。
利率政策并不一定保证在任何时候存款利率都是正的实际利率，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价格手段。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10月29日，央行宣布加息，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不少人预测，中国从此进入了持续、小幅加息的“加息周期”。请问，今年您还会发布像去年那样令全球瞩目的消息吗？目前，由于物价上涨幅度似乎超过了存款利率水平，加上利息税的存在，存款的实际利率似为负数，您是否会消除“负利率”现象呢？
周小川：中国经济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还不会像成熟的市场经济那样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周期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比较明显，所以其利率调整也体现出周期性特点，一个阶段是加息，一个阶段是减息。中国的经济周期性还不那么稳定，因此从利率的角度，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已经进入了某个周期。中央银行将密切监测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时分析国民经济状况、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由此来决定下一步加息与否的问题。
说到“负利率”问题，大家应当认识到，利率政策并不是说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时候存款利率都是正的实际利率，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我国的CPI环比涨幅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可能一个月份CPI环比比较高，而另一个月份就不那么高；而CPI同比则与去年同期数是否有异常因素有关；因此不能完全用某一个时点的CPI涨幅来衡量实际利率水平是否合适。衡量实际利率水平是不是合适，还要建立在分析、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
第二，我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储蓄被大量地用于投资，而投资又有些局部过热，所以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讲了，要扩大消费，通过消费来拉动内需。而如果存款利率水平很有吸引力，这与扩大消费需求也是有一定矛盾的。
第三，储蓄转化为投资，应当是通过多种渠道实现的。有通过银行的存贷款系统实现的，有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还有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从总体上看，现在太多的社会资金集中走银行系统，较少的钱走资本市场，直接投资也偏少，所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债务股本比例偏高。因此，我们也还要考虑让一部分社会资金去选择银行系统之外的其他投资渠道。
综上所述，存款利率政策并不是以实际利率是否为正为单一目标的。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要综合考虑各种经济因素。
未来的任务主要是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
记者：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去年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前不久，央行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报告，很是引人注目。那么，对今后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您有何设想？
周小川：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近年来，央行一直致力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尤其在2004年，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两大步：1月1日，再次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10月29日，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这样一来，对利率的约束只剩下对人民币贷款利率设有下限和对人民币存款利率设有上限这两项了。
这两大步迈出之后，可以说从制度方面来看，近期的利率市场化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暂时不会有更多的动作了。当然，制度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是一回事，商业银行在判断价格、自主决定价格能力方面，还要有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
对贷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还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有条件考虑解除，因为它跟市场竞争秩序、利差的幅度等多种因素有关。在一些银行的财务约束、资本约束还不强的情况下，一旦解除这两个限制，有可能导致不正当竞争。
中国的汇率政策主要考虑本国的因素，而不是个别国家的贸易状况
记者：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有这样一种声音，认为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以减少一些发达国家的巨额贸易逆差，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一些境外资金也流入境内，把宝押在人民币升值上。请问人民币汇率究竟会不会升值？何时升值？
周小川：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考虑本国的对外经济、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因素，而不是个别国家的贸易逆差或者顺差。
从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情况来看，我们有一点经常项目顺差，不算很大。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使我国在中长期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保持金融稳定。
我们将积极稳妥、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并选择合适的时机出台。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变得比以前大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会考虑这项改革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从我国目前的国际收支平衡情况来看，未来的任务主要是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不是简单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