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在后过渡期的任务之一就是反思自己在过渡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WTO是规则的舞台，而非情绪的舞台，理性才能帮助中国安渡“后过渡期”
专访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申水报道 “中国如同一辆换了马力强劲发动机的汽车，行驶在世界经济快车道上，这时隐患将可能成为现实的危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委员会专家咨委会委员薛荣久曾经如是说。
后过渡期即将到来。在中国这辆汽车将真正离开“试车场”，进入高速公路之际，薛荣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谈及中国的“试车总结”。
WTO改变民族精神
《国际先驱导报》(揩，下同)：今年是很多行业保护期的最后一年了，您感觉中国在保护期内的保护措施做得如何？
薛荣久(揩，下同)：总的来说，中国的保护期过的很成功。随关税和市场的放开，汽车等产业和服务行业都增强了竞争力。注意到中国很多行业的保护实际都是提前放开的，这反映了我们的竞争实力和经济自由化的增强。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很多行业好象现在感受到的冲击并不大。
薛荣久：放开后外资对中国还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还不会很快进入，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冲击并不大。但是冲击是隐藏的。中国必须注意在知识产权、品牌等方面的建设，比如中国的纺织品，就再也不能走过去低价无品牌的路子。中国在专利方面要学会判断，原来很多合资企业外方在合资时并不提专利费的事情，但是等市场成熟了它会突然找你要专利费，使中方处于困境。中国以后还是应大力发展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才能避免未来的冲击。
《国际先驱导报》：除了竞争能力的增强，中国在过渡期还收获了什么？
薛荣久：回顾这几年，除了经济实力，我们还有很多收获。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了，这促进了我国政府职能的加速转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大幅减少，中国政府正在逐渐转变为一个高效政府。另外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入世以来，我国国民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可喜变化。国人建立了对外开放的心态，市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民族精神从“主静”向“主动进取”转变。“人治”、家族观念、关系正在被法制取代，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正在形成。
自己要先强调多赢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在后过渡期面临的贸易纠纷会不会大幅增加？
薛荣久：入世以来，我国贸易地位已经从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位(估计)，由于我国是全面贸易国家，与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我国进行贸易竞争的对手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借助一些特别条款，他们对我国频频发起的反倾销案、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巨大的情况不会改变，反补贴案件也会增多。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我们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
薛荣久：WTO是一个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多赢平台，中国作为WTO的一份子，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双赢的不够，过分强调自己独赢。现在国人经常以这个角度看一些入世文件，就会有问题——不看好处，光看到代价。其实我们加入WTO后获得的好处很多，比如美国对中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审查没有了。我们讨论利益的时候，要看到大局，如果对方不是从多赢出发，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去主动“多赢”。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意思是，国人对WTO的理解还有问题？
薛荣久：是的，WTO要求建立规则意识，但现在国内的规则意识很差。面对一些问题时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想试图规避，去钻规则的空子，去找漏洞或者去国际上拉关系。中国很多对外贸易问题都是这样子，如知识产权问题或芯片出口退税问题，确实都是我们的错。
中国如果对规则有意见，可以想办法去修改规则，但修改前要按照WTO规则办事，使用其他方式是不可以的。中国面对WTO不能情绪化，总是埋怨不平等，过分民族主义倾向有害。中国是WTO中的大国，要有大国心态，不能总存在“受害”思维。
有实力才能利用规则
《国际先驱导报》：请您展望一下后过渡期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薛荣久：中国入世后获得了不错的声誉并做好了组织机构和人才的准备。我们下一步应该从熟悉、运用WTO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
但是我们还面临很多问题，后过渡期除了产业保护措施解除对我们的冲击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的一些特殊条款将继续约束我国竞争力优势的发挥。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失衡，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出口，这都是我们需要在后过渡期着手解决的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在后过渡期如何能更好利用WTO规则？
薛荣久：利用规则的能力取决于实力，就象中国和巴西踢足球，规则是一样的，为什么中国就难以攻到巴西的半场？WTO中那么多国家，为什么有的发展了有的没有发展？中国最终还是要发展自己的实力，成为技术和贸易强国，才谈的上更好地利用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