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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定反垄断法面临双重难题：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与行政垄断的普遍存在。因此，尽管中国立法部门反复酝酿反垄断法，但到现在为止，有关法律草案尚未进入人大审议的日程。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常务副局长宁望鲁同志披露，中国的反垄断法有望于近日颁布。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其他国家，反垄断法的立法思想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从哈佛学派的市场结构论，到芝加哥学派的市场行为论，再到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奉行的新产业理论，反垄断法立法思想随着各国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地作出调整。
如果我国仅仅看到市场结构中的产品占有比例，而没有看到市场中普遍存在的“合谋”或者“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那么，我国的反垄断法是不健全的法。当前在我国，市场中既存在着高比例垄断的现象，也存在着滥用优势地位的竞争行为，还充斥着大量的价格合谋、价格歧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所以，中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思想一定要超出早期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一定要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崭新的反垄断理论。如果仅仅看到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并且把这些阶段的立法思想作为中国反垄断法立法的理论基础，东施效颦，那么必然会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
中国的反垄断法，是转轨时期特殊的反垄断法。中国的反垄断法不仅仅要解决市场结构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市场中的特殊竞争行为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在中国的反垄断法中，应当采取定义加列举的方式，详细列明当前普遍存在的垄断行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高度抽象，确立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法律规范可能有别于传统的反垄断法思路，但却能解决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细分，并且根据不同的市场状况，确定不同的反垄断规则。譬如，同样是信息产业，如果没有对信息产品作出适当的分类，那么，有些已经形成垄断的产品，可能不会引起立法者的注意；反之，如果对信息产品作出科学的分类，那么，就会有针对性地对一些企业的经营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举例来说，在信息产品这个大的门类下面，微软公司的产品只占市场份额的1%，可是在软件信息产品这个门类下，微软公司的产品就占到市场份额的4%；如果将信息产品看作是个人电脑操作系统，那么微软公司的市场占有份额将会超过80%。所以，即使我们采用传统的市场结构理论确定垄断的标准，也应当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分类。否则，某些跨国公司会利用中国反垄断法中的漏洞，继续从事垄断经营。
反垄断法与其他任何法律规范一样，都是经验的产物，而不是来自于已有的理论。如果立法者没有明确的立法指向，而只是重复百年前其他国家的法律条文，那么，这样的法律规范毫无使用价值。事实证明，立法宗旨越明确，立法效果就越好。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该有明确的针对性，不能作出空泛的规定。
在中国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国家工商总局曾经组织人力对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进行了调研，并且撰写了《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的专题报告。这是中国立法上的可喜现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垄断现象十分复杂，我们一定要消除过去那种“一锤定音”的立法思想，要在立法目的明确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分别颁布若干部法律，对不同性质的垄断行为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中国的反垄断法应当以转轨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适当借鉴他国不同阶段的立法经验，针对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在严格细分市场的前提下，制定不同的反垄断法律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