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贸易与扩张书籍 投资主导贸易扩张 中国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求真”:投资主导的贸易扩张

  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快报),中日进出口总额增加17.9%,达22.2万亿日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20.48万亿日元(增幅1.1%)。日方强调这标志着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由美国转移到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总体看,中日贸易扩大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有关。当前,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建立生产基地型投资,主要是那些在日本已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企业通过对华转移生产据点,利用中国低成本资源,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这类投资通常伴随着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对华转移,因其大部分产品销往包括日本的海外市场,具有带动中日进出口双增的特点,是“中国名义出口”的典型代表。

  第二类是以占领中国消费市场为主要目的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汽车等领域。这类投资是日本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及原料对华输出的重要渠道,也是近年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牵引力。因这类投资需要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又成为扩大“中国名义进口”的典型。随着近年来这类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中国名义”下的国际资源进口量扩张,也一度使中国被日本等指责为扰乱世界资源价格体系的因素。

  第三类是作为日本企业全球竞争战略一部分的对华企业并购,其主要方式是采取换股、注资或合作、合资形式,属于利用中国资源型投资。其贸易特点并不明显,而对日本企业利用中国制胜全球竞争具有战略意义。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渐放宽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限制条件,在日本趋于饱和的食品加工、保险业等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类投资随之增加。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迫近,流通、电信等领域对开放力度逐步扩大,日本企业开始试探性并购中国企业,以求得全球战略竞争制高点。据日本的相关调查显示,2004年日本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件超过50件,约为2003年的2倍。

  从进出口增长比例上看,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不含香港)增幅远大于进口。例如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约为2000年的2.4倍,而进口则约为1.72倍,结果日本对华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最高点快速缩小了1万亿日元。日本对华出口的急剧扩张,成为日本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日本经济于2002年初开始走出谷底表现复苏,2003年中期后进入扩张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进入新的增长周期。中日经济同步跨入新周期,为中日贸易扩张提供了重要的时代背景。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日本扩大对华出口的重要前提,为日本经济借出口拉动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需市场,因此,被日本称之为“中国特需”。

  “存疑”:中国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从产业分工上看,这种投资牵动型贸易增长使中日产业结构表现了新时期的“垂直分工”特点,即日本对中国出口主要表现为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而中国对日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体现了强劲的制造生产能力,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似乎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但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更多地表现为组装加工型制造,贸易结构也反映了组装加工型出口。特别是近年来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往的纤维、食品、杂货的比例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办公设备、音响声像设备等机械类产品急剧上升,2004年其比例达40%左右。这体现了中日之间形成了新型的分工结构,也就是日本生产高科技、高附加价值含量的零部件,中国则进行组装。中日产业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结构。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上游产业和产品集中了科技和价值含量,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下游产业和产品的科技、价值含量较低。

 投资主导贸易扩张 中国成为日美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日本“企业内贸易”特点,也就是日本的母公司将生产设备、零部件等出口到在华子公司,子公司再加工成制成品返回母公司。在海关统计上,这种贸易虽表现为中日贸易,但实质上对中国而言仅仅是“中国名义贸易”。这种“中国名义贸易”不仅在2002年前后引发过“中国威胁论”,也在2004年掀起了世界性的“中国吞噬世界资源、扰乱世界价格秩序”的“新版中国威胁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贸易的扩张又反映了某种程度的“虚像”。

  从世界贸易大循环的角度看,这种产业分工结构使世界贸易被严重伪装,反映在中美日三方贸易上,则体现了日本“绕路出口”,“伪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特点。众所周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日本频频挥舞制裁大棒,直至指责日本为资本主义的“异类”,压其彻底改革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日元升值成为美国着重使用的手段,也是日本政策当局的核心软肋。但自从日本大举对华转移生产基地,将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经中国组装加工,伪装成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后,日美直接贸易顺差连年下降,日美经贸摩擦迅速降温。结果导致1999年后,美国政策当局很少直接要求日元升值。特别是2001年布什上台后,美国几乎不再对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改善经贸关系的要求”。相反,中美贸易不平衡突出,中国成为缓解日美国贸易摩擦的“替罪羊”。

  事实上,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复活,在高新技术、汽车、数字家电等高级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大踏步提高,日本产品正对美国核心制造业构成毁灭性打击。例如,2004年日本车在美国市场份额超过30%,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销售额连年超过福特稳居第二,目前又制定了超过通用公司争夺世界第一的战略目标。这一点已引起美国制造业密切关注,2003年美国汽车“三巨头”就曾游说美国政府压制日本干预日元汇率。显然,中日贸易的扩张将进一步掩盖日美经贸矛盾,而使我国暴露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风口。

  贸易统计背后的玄机

  从贸易解读上看,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财年与自然年的区别。从日本一般统计年度看,日本的财年是从4月1日到翌年的3月31日为一个年度,2004年12月为止的统计并不代表日本2004财政年度整体状况。所以对日本而言,这项统计的实际意义并不强。第二,“快报值”与“修正值”的区别。所谓“快报值”是对统计数字的初步汇总,没有作剔除水分、增补遗漏的修正。贸易统计快报仅仅反映了海关数字,最终还要作相应的修正。通常“修正值”与“快报值”会有很大出入。第三,统计对象的涵盖面。本次统计的“中日贸易”是包含香港贸易的数字。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其贸易中包含相当数量的中转贸易成分,简单记入中日贸易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中日贸易关系。如果剔除香港部分,那么中日贸易总额为181933亿日元,不及日美贸易的204795亿日元(参见附表)。

  从公布的时机上看,适值2月4~5日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前夕,至少会产生一定意义的宣传效果。美国希望会议能成为扭转美国财贸双赤字的转折点,因此要求日欧等扩张景气,开放市场,增加进口,减缓世界对美国的出口压力。此次日本贸易统计所反映的“中日贸易已超过日美贸易”的结果,对日本减轻压力有良好的说服力。1985年的“广场协议”被认为是美国以“政策协调”手段解决对外贸易不均衡的经典,也是日本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当时,日本在美国压力下,一年半内使日元升值近40%强,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性衰退”,迫使日本政府至今仍将避免日元升值作为大政,结果使金融政策手段极度僵化。僵化的金融政策不仅是日本经济沉浮于泡沫的政策温床,也成为日本经济10年衰退的历史伤痕。今年是“广场协议”20周年,美国财贸双赤字再报警笛。如何避免美国压力,保证日元与日本经济免于成为美国政策的牺牲品,是日本政策当局最紧迫的要务。由此也不难看出中日贸易统计数字背后还有另外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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