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十大惊天丑闻 2004中国信息产业十大丑闻点评



又一年过去了,在各大媒体、网站纷纷推出10大新闻、10大人物等种种美好祝愿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中国信息产业2004年10大丑闻的重大策划。在广大专家、学者、业内知名人士和读者推荐后选出的10大丑闻,也许不全面,但肯定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别人看。但愿这10大丑闻,能够为中国的信息产业敲响警钟,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黄宏生香港被拘

时间:2004年11月30日上午

地点:香港

人物:前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等10人

事件回放:黄宏生在一次香港廉政公署称为“虎山行”的行动中遭到传讯,与其一同被传讯的还有另外9名创维数码管理人员。此次传讯的原因是怀疑他们涉嫌贪污、诈骗及挪用公司资金。据廉署公布的资料显示,黄宏生和执行董事黄培升(黄宏生胞弟)于2000年11月至去年4月期间,与另一人士(后被认为是黄之母罗玉英)串谋盗窃共9张从“创维”银行户口签发的支票,涉款总额为48378169.99元。廉署的指控还包括黄宏生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楼的前会计师(后被认为是前创维数码执行董事郑建中,业界猜测此次事件的发生系由他的告发而起)。该名前会计师涉嫌获取提供利益,即获有关公司聘任为行政人员及公司认股权,作为协助公司上市的报酬。同一天,在香港上市的创维数码宣布停牌。创维数码作为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优秀民营彩电制造企业,近年效益一直较为乐观,因而在境内外金融资本市场上向有良好形象,突然出现的黄宏生事件引发了大陆和香港金融界和产业界巨大震动,创维集团形象一落千丈。为了平息影响,创维集团高层人士紧接出现大变动。12月23日,创维集团宣布最新人事任命,由张殿甫出任创维数码首席执行官,黄宏生改任非执行主席。

事件影响:大股东占用或挪用企业公款,其实是上市公司与生俱来的“原罪”。从这个角度讲,首先要做的恰恰是保卫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如果被人掏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2004年12月24日,这绝对不是创维董事局非执行主席黄宏生的平安夜。

这一天,黄宏生不再担任创维的执行董事和执行主席,他在冬至刚过不久即落入个人职业生涯的“冬眠”。

黄宏生涉嫌贪污一案,不是小事。可为何从各方舆论来看,黄宏生事件虽说“事出有因”,却未“后院起火”。恰恰相反,创维集团内部在事件发生后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团结和齐心,众多的供应商、经销商、银行都“旗帜鲜明”地表示力挺创维,创维的销售市场也并未因此出现混乱。这实在与国人素常窝里斗、看热闹的心态着实不太相符,着实让人吃惊:难道黄宏生比窦娥还冤?

下课后的黄宏生绝非垂头丧气、落魄失魂,但从各界的反应和新任领导班子的任命来看,黄宏生仍然是创维的大股东,仍然是创维集团的“领头羊”。在他眼里,可以看到期望未来重新掌权的忍辱负重。虽然截止到现在,事情的缘由都还未向公众发布,但从涉案人员纷纷获保释来看,这只落坡的大虎至少在目前还表现出一定的反扑气势。

当然,香港廉政公署也不是省油的灯,至少我们知道,无风不起浪,何况他们“关注”创维已经有2年了。最终该事件鹿死谁手,谁将笑到最后,还有待事态进一步发展。然而就黄宏生事件给所有香港上市或即将上市或努力上市的企业敲响的警钟是:千万不要以为上市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万能钥匙!千万不要把装在自己包里或保险柜里企业的钱,特别是上市企业的钱误认为是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资产!

钱固然是个好东西,如果它还没有烧到自己的话!

长虹被骗40亿货款

时间:2004年12月28日

地点:绵阳

人物:季龙粉

事件回放:2001年起,长虹与当时在美国市场有一定影响力的APEX公司接上了头,这家公司的掌门人是季龙粉。但从2001年7月开始,一车车的长虹彩电便源源不断地发向美国,由APEX公司在美国直接提货。2002年,长虹的出口额达7.6亿美元,其中APEX就占了近7亿美元;2003年长虹出口额达8亿美元左右,APEX占6亿美元。而从2000年长虹开始出口到现在,其总的出口额也就24亿多美元,长虹内部为此专门成立了APEX项目组,同时在美国设立了一个联络点,但这个联络点不负责APEX项目的监管。后来,季龙粉总是以质量或货未收到为借口,拒付或拖欠货款。长虹一方面提出对账要求,一方面却继续发货,APEX方面总是故意搪塞或少量付款,“对账都对了一年”还没有结果,欠款却在继续增加。长虹海外营销部发现这其中的风险太大,曾下令不准发货,但季龙粉总能说服长虹继续发货。2003年底,季杀回长虹会晤高层,结果2004年初长虹又发了3000多万美元的货到美国。到目前为止,长虹挂在APEX公司名下的欠款高达4.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40亿元。这个巨额的负担已让长虹不堪重负,长虹下决心在2005年以前甩掉这个包袱,对APEX的这笔高额欠款计提坏账准备。

事件影响:业界将长虹被骗,归罪于“扩张战略的失误”。因为急于占领国际市场,在明知合作伙伴APEX公司屡有欠债劣迹,且追账不成的情况下,依然与之合作。结果使得APEX所欠应收账款越积越多,最终踏入欠款陷阱。长虹被骗40亿,是“国际化冒进的惩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上,投机侥幸、急于求成或者好大喜功,为所有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应在季龙粉身上,多少给2004年岁末的寒冷带来了一点希望。

然而,对于被骗巨款的长虹等厂家,这个冬天却无疑是异常寒冷。姑且不论这笔巨款是否可能追回,单是应付证监所的盘查和股东的怒火,甚至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就已经让长虹雪上加霜了。

季龙粉,用国内IT业界的工作经验,加上对中国人情世故的认识和中国企业运营内幕的了解,与一个洋文凭搅拌在一起,合成出一个从美国归来的成功商人、一个突然崛起的IT精英,再利用中国企业急于扩大业绩的心态,打造了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商业神话。

我们所震惊的,不仅仅是季龙粉丑闻的败露,更多的还是对骗子千篇一律的诈骗手法居然可以在长达4年里屡屡得手的震惊。

在事情趋于明朗的今天,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此手法的卑劣。可是为什么还会有众多企业前仆后继冲上前去,争相向季龙粉示好,以博取他的欢心,甚至不惜把自己的所有身家送给这个花花公子。

如意算盘自然是好——攀上了APEX这个“高干子弟”,做一点前期投资也是应该的,只要能让我们的关系恩恩爱爱地久天长,先垫点钱怕什么?反正“高干子弟”有能耐,他能帮我赚回来!谁料想,结果竟然是人财两空!

我们所震惊的,还不仅仅是其屡屡得手的无耻,更震惊于众多上当企业的执迷不悟或者明哲保身,羞于将自己的“失身”公诸公众、诉诸法律,拼命拉一点遮羞布掩饰自己被骗的事实,以至丧失了良机,让更多类似于长虹这样的富家女子居然也成为其掌中玩物。

直至季龙粉被拘,一个个受害者才羞答答地站出来:还好,我们抽身及时,未造成太大损失;其实当初我们也曾经质疑……

商场如战场,个个有如人精儿一样的“奸商”,怎么突然脑子进水,竟然就中了季龙粉这个并不高明的“套”?枉是精明如倪润峰者,也就在去美国考察2周后,就可以把价值40亿人民币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入了虎口。这其中,莫非还有什么内幕是我们所不知的?

AMD大中华区副总裁参与芯片炒卖

时间:2003年11月

地点:北京

人物:AMD大中华区副总裁等

事件回放:2003年6、7月间,AMD美国总部低调向香港廉政公署报案,AMD举报说其大中华区多名员工涉嫌滥用公司职权联合下游PC厂商高管进行芯片炒卖。AMD报案后,有多名AMD大中华区员工被指与案件有关,其中包括AMD大中华区副总裁鲁众。事态发展至2003年11月,2003年11月,AMD打到该北京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账上的一笔976万美金的销售返款打破了双方原本平静的业务往来。北京IT公司对这笔976万的美金难以用AMD的返款公式进行核对,同时令该公司集团总部感到惊愕的是,该公司只向AMD采购了30万片芯片,以该芯片单片定价推算,收到的976万美金的返款实际采购数约为150万片。该北京IT公司迅速给AMD美国总部发函询问,最后得到的确认为AMD方面确实收到该北京公司150万片订单,并已收到货款和发货。该北京公司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这将意味着除公司知情的30万片之外,另有120万片AMD芯片在公司毫不知觉的情况下,被以公司的名义订货,并利用AMD给OEM厂商的特价与市场价间的差价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该公司集团迅速向北京海淀区公安局报案,并于今年2月,将负责公司产品(含采购)的下属上市公司副总裁调离职位至集团出任集团助理总裁,同时调离原岗位的还有产品部多名高管人员。

事件影响:虽然说丑闻事件没有发生在AMD身上,但事件本身却是说明AMD全球芯片价格体系和销售管理死刑的最佳案例。所谓“官价”、“特价”和“市场价”的严重错误,这是一个滋生利益链的巨大诱惑。而AMD的管理体系为此种操作提供了可能,加剧了一系列芯片倒卖事件的发生。同时,AMD事件再次突显中国的IT业是最需整治的行业。

当这条让世界IT界为之震惊的丑闻终于露出冰山一角时,我等平泛之辈在咋舌之际,只有惊叹:原来生意是可以这样做的——只要利用某知名品牌的代理商名义,与供应商心照不宣,即可以低价购进黄金般的芯片,转手后落袋平安,而所需的货款还可等货物出手后再行付款。与实力无关、与资金无关、与市场无关,所有的一切,只需要一个完整的流程和完善的关系。

惊叹之余,不免一声叹息:大钱已然落袋平安了,主事人员在喜出望外之际竟然忘了还有一笔小钱——“返款”尚未到手。也许是疏忽了,也许是不在意这样的小利,也许是一种炫耀,也许。倘是换了我等见钱眼开又没见过世面的人,这“返款”虽属小利,却也是白花花的现银啊,除却正当的30万芯片的返款外,剩下的760万美元足以过上终日游手好闲的上等生活,所需做的无非是再打通代理商的财务关系,即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怀抱美人,细品美酒,心中暗自偷笑了。怎么可以有钱不要,还反授人以把柄呢?

另一方面,AMD公司在视中国为一块肥肉的同时,却也忘了这里有一群饿极了的狼,任何漏洞都逃不过饿狼放射着绿光的眼睛:哪里有缺口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没有缺口创造缺口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只要有利、只要有钱,就可以耍上一出“空手套傻狼”的把戏,完成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养鸡不着反蚀把米,钓鱼不成反惹了一身腥,AMD公司原本拟从肥肉身上榨点油,却不料阴沟里翻船,栽在几个跳梁小狼手里。倘若没有建成坚实的防范体系,当然可能发生在AMD公司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如TMD公司的身上。评价只有二个字:傻!真傻!

萨特说:存在即是合理,他人即是地狱。AMD体系有漏洞,交点学费也是应该,由此买个教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暴利的生意少做,常怀感恩之心,让一点利给天下的贫苦百姓,自然可以得到回报。而让人最感气愤最不能原谅的则还是这些“玩魔术”的“高手”:盗亦有道,得意之余也要记得把嘴擦干净,把后路收拾得清清楚楚,把最后一场戏演好啊!授人把柄等于自断退路,这叫活该背时!

不知在事迹败露的今天,鲁众等人作何感想?是不是悔不该过于大方、悔不该过于轻视、悔不该没设计好流程、悔不该没理顺关系……千不该万不该,归根结底只一点:悔不该没把钱当钱,让5000万人民币绊了个大跟斗!这是上帝给予的惩罚!

华为前员工盗窃商业秘密获刑

时间:2004年12月7日

地点:深圳

人物:前华为员工刘宁、王志骏、秦学军

事件回放:王志骏、刘宁、秦学军等人原是华为公司光网络技术的研发人员,接触和掌握该产品的核心技术。2001年11月,3人分别以出国读书、读研为名先后辞职,并投资50万元在上海成立上海沪科公司。同时,他们又从华为陆续挖走了该项技术的20余名开发人员。此后,沪科公司仅用半年时间就推出了使用华为公司光网络技术开发的相同产品,在市场一度对华为同类产品造成相当大压力。而华为自1995年开始进行光网络产品的研制,前后历时6年多,投入数亿元的经费以及1500多人的科研力量。华为认为3人涉嫌侵犯公司知识产权。2002年10月,刘宁等人将该技术和少量资产整体出售给UT斯达康,获得200万元人民币和价值为15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2002年11月22日,已居住在杭州的3人突然被黑龙江佳木斯市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半年后的2003年6月,3人被深圳市南山区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是为沪科案的由来。由于案情复杂,主审此案的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先后进行了4次不公开审理,由此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该案最让人关注的是华为与UT斯达康两企业的对峙。12月7日,深圳南山区法院宣判沪科案3被告有罪,分别被判处3年、3年和2年的有期徒刑。

事件影响:由于案件涉及高科技知识产权、市场竞争环境、人权保护、司法公正等多个层面,因此无论此案的判决结果如何,都将对国内保护高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案遂成焦点。

华为思科案以和解收场后,华为在2004年的法庭上再度顺风顺水。

有意思的是,与华为有关的种种官司都与知识产权有关,不同之处是华为从前两桩案例(思科告华为、富士通告华为)中的被告摇身变成了原告,华为显得有些理直气壮了。

说实话,所谓“侵犯知识产权”天天有,最终大多庭外和解或利益互换,倒也不出奇,出奇的是有第3者插上一足,这才变得吸引眼球。

如今已然被判有罪的被告,鸣冤叫屈,死不认罪。可是无风不起浪,曾经是众多知识产权案被告的华为多少也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不至于指黑为白,更何况被告曾与华为签署保密协议。

享受权利就意味着要承担义务。不管昔日王志峻等人是否与华为有着一定的爱恨纠缠,但毕竟,为曾经的过往保守秘密是起码的职业道德。总不能为了讨新欢的欢心,便把从前与旧爱的细节悉数出卖,甚至把旧爱的胎记、命门也给卖了。

 2004中国信息产业十大丑闻点评
无怪乎新欢力挺被告,不仅不承认知晓了一些不该知晓的秘密,甚至勇于放言:亲爱的不要怕,你已进俺家门就是俺家人,俺相信你无罪,等你平安归来!也无怪乎被告有恃无恐,说无罪就是无罪,就算将诉讼进行到底,就算把牢底坐穿,俺也死不认罪!

这就让人不得不生疑,不得不同情华为了,因为即使最终被告终于服罪,但有些秘密却永远不再是秘密,有些机会也永远失去了,华为的损失最终无法弥补。

善良的人们向来不以惮最恶之人性来揣度别人。若然真如公开的真相一般:被告是在黯然神伤地告别旧爱后,神驰般地突然遭遇人生的真爱,并且一见钟情相处甚欢。即使在华为生恨诉诸法律时,新欢也没有“大难临头各自飞”,而表现出了大无畏和坚贞的态度支持被告。如果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实的确如此,倒也无话。怕就只怕被告与新欢原是旧时相识,恩爱非常却为了天下大事不得不设下一计,请君入瓮,待日后再图旧缘。若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实是如此,华为也不得不自叹遇人不淑。

涉嫌行贿 朗讯中国4高管下课

时间:2004年4月6日

地点:北京

人物:朗讯中国公司4高管

事件回放:朗讯总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司法部递交了一份文件,指称已经解雇了中国区的4名主管人员,理由是他们在企业运营中对内部管理控制不力,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朗讯宣布解雇的4名职员包括:朗讯中国公司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官(关赫德),以及一名市场部门主管和一名财务主管。这一事件是在朗讯公司依据《反海外腐败法》对23个朗讯海外公司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现的。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机构中,仅有朗讯(中国)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并导致高级雇员被解雇。但包括戚道协在内的当事人对朗讯公司的指控予以否认。朗讯中国公司是朗讯在中国的独资公司,主要从事电信设备的销售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中国几大电信运营商均是朗讯公司的客户。中国业务对朗讯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朗讯2003年财报显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朗讯在全球居于第2位的大市场,仅次于朗讯在美国的业务,对该公司2003财政年度收入的贡献达11%。据朗讯的2003年年度财务报告显示,2003年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朗讯在其他各地区的营收都没有达到总营收的10%。

事件影响:朗讯做法无疑将中国电信设备采购市场的肮脏来了个彻底曝光,朗讯勇气可嘉。但接下来人们更多地是对朗讯的未来感到担忧,敢向中国市场叫板的朗讯是否会遭到中国市场的惩罚?

朗讯在丢脸,中国的产业界也在蒙羞。

2004年2月,朗讯(中国)董事长兼总裁戚道协曾兴奋地对媒体表示,“今年年底是我们丰收的一年,我和关赫德将交出令大家满意的答卷。”言犹在耳,风云突变,就在中国市场成为朗讯全球第2大市场时,戚道协和关赫德双双下课,让朗讯公司全体员工和中国的电信业界一齐陷入了不明不白、不仁不义的尴尬境地:谁动了朗讯的“奶酪”?谁将被卷入“朗讯门”事件?谁将因此引咎辞职甚至锒铛入狱?朗讯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往何处去?谁是下一个牺牲品……

朗讯事件揭开了布满虱子的黑幕,让中国电信业界的“行规”也面临失语的阵痛:这帮洋傻帽自揭黑幕、自暴其短,炒了自己人的鱿鱼倒还事小,影响了公司的利润增长也不是大事,怎么把“恩人”给卖了呢?

所有的内幕外界还无从知晓,只知道即使在法制健全的美国,花费上千万美元由公关公司游说政府或国会通过某项法规的新闻也时有所闻,“朗讯”事件是否标志着美国举起了“杀鸡给猴看”的祭刀?茶余饭后,兔死狐悲:做生意,无非和气生财,各取所需,以利润最大化为第一原则,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

当产品同质化的竞争日趋激烈时,“关系”与“人情”势必成为胜出的关键,“给点好处行个方便”乃是理性选择下的必然结果,最终成为各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步伐的加快,“商业潜规则”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信市场上,各家企业在产品上都差不多,谁的关系硬、筹码高,就会让谁来做。被公关的对象主要是公司合作对象的项目决策人和上级官员。

这次事件的发生,其实对朗讯长远而言,并非坏事;但对中国电信企业来说,如果不加强行业自律和企业的诚信度,输掉的将是整个电信市场;对中国的电信市场来说,如果不建立起一个公平、有序、规范的市场竞争体系,对中国电信产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20亿的长城宽带债主盈门

时间:2004年11月3日和15日

地点:上海、广州

人物:讨债民工

事件回放:11月3日,长城宽带在上海的9家代理商代表及近百名工程施工人员向长城宽带网络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宽上海有限公司”)追索已被拖欠4年的3000余万元工程款;在广州方面,被长城宽带广州分公司拖欠巨额工程款的代理商及其工人等不及法院的裁决,几个代理商联合属下的工人,上门到长城宽带广州分公司追讨欠款,拉着横幅,在长城公司门外聚集静坐,追讨欠款。纠纷起因是长城宽带有部分工程款项未与代理商结清。此前,长城宽带拖欠多家地区代理商的工程款,累计约3000万,但长期拖延不曾支付分文,导致长宽多家代理商面临倒闭。年关将至,公司的民工需要结算工资回家过年,公司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只好联合工人一起上门追讨欠款。上门追讨的代理商表示,长宽方面对他们采取拖欠对策,工程款拖至现在未付,并单方面撕毁协议,包含工程结算款和补偿款的具体协议,并取消他们的代理经营权。同时代理商也将长宽告上了法庭,但由于法院的处理程序费时,至今仍未有裁决。迫于无奈,代理商和工人只好上门向长宽讨个说法。而在8个月前,也同样是因为工程款问题,长城宽带与广州的代理商长鸿公司反目成仇,导致广州市海珠区网络中断10余天。

事件影响:这一系列的偿款事件,令长宽举步维艰,在宽带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的局面下,长宽却遭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反扑,暴露了宽带产业发展的众多硬伤。正在向1500万用户目标冲刺的长城宽带在全力攘外的同时,后院却频频起火,这是成长的代价,还是当年不计成本“跑马圈地”后遗症集体发作的征兆?

一桩看似完全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偏偏在IT界发生了。

“作为一个拥有20亿元固定资产的国有公司,长城宽带公司怎么可能去欠民工们的钱?”这句长城宽带总经理孙子强对媒体记者的反问,耐人寻味。

屋漏偏遇连夜雨。也许众人都还能忆起4年前宽带运动轰轰烈烈兴起时,财大势粗的长城宽带迅速反应,瞄准了宽带这块处女地,妄图一举包下这含苞欲放的“美少女”。美女爱英雄,在长城宽带的猛烈攻击下,“美少女”含羞定终身。转眼4年过去了,圈地运动并没有为雄心勃发的长城宽带带来预期的收益,相反长城宽带捉襟见肘,无力支付“美少女”高昂的置装费。于是,从11月初开始,长宽分别在上海和广州遭遇代理商、民工上门追讨拖欠工程款的静坐和大幅标语。

所有的追求都是要付出血泪和代价的。此时,长城宽带就正为当初盲目扩张的圈地运动付出代价。当然,这个代价并不会就此要了长城宽带的命,只是有些难堪:20亿啊!拥有20亿身家的富家子弟怎么会被民工上门逼债呢?这些卑微的民工怎么可以质疑富商的信用呢?拖欠民工工资这种简单乃至低级的问题怎么能发生在富商身上呢?

社会是宽容的,我们允许且接受一切合理的解释。于是有了“发生在上海和广州的所谓‘民工追讨长宽欠款’的事件不过是一场闹剧”的辩解。因为富商当然不可能直接和民工打交道,富商只是选择了承建商,而承建商没有把钱付给民工,这是承建商的问题,与富商无关。承建商凭什么把责任推到富商身上,让民工来围攻富商呢?富商有钱难道就要担负民工的责任?

民工养不起美少女也就不敢奢望,承建商眼红心热却无力承担,市场规则是强者胜。于是花落长城宽带,其他人也只能望花兴叹,期待可以从中略分一杯羹。弱者总是比较低调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望米下锅,民工也不会群起而攻之;如果承建商不是举步维艰,又如何肯放弃富商这棵可以带来收成的大树。事出必有因,长城宽带的解释虽然合理却也无不牵强。

说什么粉正浓,脂正香,奈何两鬓又成霜。眼见“吾家有女初长成”,眼见冬天已快过去,春光正当明媚,疲惫的长城宽带正拟舒口气时,一场措手不及的风暴突至,将本已踌躇满志的长城宽带又带入了难言的阵痛中。

电信竞争头破血流

时间:2004年3月、4月和8月

地点:山东、重庆、甘肃和上海等地

人物:山东联通、中国移动、铁通等公司员工

事件回放:2004年8月5日下午,当5名山东章丘的联通员工回到暂住地时,4辆带有中国移动标志的面包车追踪而至,十几人蜂拥而上,追打联通员工,直至110警车赶到。由于毫无防备,冲突中山东联通2名员工被打伤,其中1人住院,医院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右眼眶内侧壁骨骨折。当警方对当事人依法进行盘问时,人多势众的移动公司员工还在示威:“联通人来一个打一个,联通车来一辆砸一辆”。移动打联通的事情还在延续,8月9日下午,中国移动员工再次抡起大棒将联通员工芦连玉右臂打断;8月13日下午,德州联通分公司大客户经理王龙到德州开发区走访一用户时,被人从后面用钝物击中,昏倒在地,被路人送到医院经抢救方醒,后经确认为移动员工所为。而在铁通方面,3月23日,重庆铁通在当地巴南区土桥的电缆遭到竞争对手的破坏,铁通公司的2名施工人员在制止破坏时被重殴致伤。3月31日和4月3日,铁通在甘肃省永登县大路村、十里铺村刚刚架好的43根电杆被人连夜拔掉,钢绞线被破坏,电杆被抛入路边的水渠中。4月29日上午,铁通上海分公司所属的包括终端电缆在内的400根通信电缆全部被毁,毁坏的地方是被人用利器所致,作案手段很专业。

事件影响:中国电信行业这些耻辱的事件,仿佛一夜之间,让电信市场退回到青帮、漕帮时代。

2004年是铁通和山东联通过得最为辛酸的一年。

中国电信行业在2004年恶性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本是中国电信行业竞争机制进入了让所有运营商惴惴不安的恐慌时期,一方面要死守自己的领域,另一方面要去抢占别人的地盘。在如此心态下,破坏规则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一直在电信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生计异常艰辛的铁通,无疑成了不健康环境下的最大牺牲品。

当铁通庞然大物之躯冲向市场时,必然要牵动很多人的神经。因为它意味着一杯羹要被分成更多份。所以,有人惊恐、有人愕然、有人弹跳。

问题是,你是以什么方式表达你的情绪。常人的理解,铁通的对手们当以铁通的营销之道还治其人,或者以超越铁通的市场营销方式抬高自己、压制他人。这才算合乎市场竞争法则。让人咋舌的是,他们没有,他们快刀斩乱麻:我割割割,我剪剪剪!

被割剪的是铁通的电缆。铁通的电缆拉到哪里,我就割到哪里,剪到哪里,于是铁通的电缆接二连三地被割、被剪。割剪倒也罢,也要做得巧妙些才好,偏是把同样地段的铁通电缆给割剪了,其他的电缆留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8月的山东上演了一出黑帮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经典镜头:跟踪盯梢、飞车冲撞、舞刀弄棍、聚众斗殴……“移动誓死保网,联通喋血街头”,山东移动公然亮出“金字招牌”——我是流氓我怕谁,挥舞着“暴力”的大棒,狠狠地砸在了联通的头上。

然而让我们所莫名惊诧的并不仅仅是打人事件本身和打人者的背景,更惊诧于打人者的有恃无恐。这样赤裸裸地表白,很难让人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来自移动山东公司的一般员工,出于发自内心对企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主动自行策划和发起的系列打人事件,倒像是旧社会的青帮兄弟誓死捍卫帮会地盘。也许,在部份移动员工心目中,暴力是解决一切矛盾的惟一手段。

当殴斗成为竞争的一种手段,除了吸引无数眼球外,其实没有赢家,全盘皆输。有道是:剪不断,理还乱。如果血腥与暴力可以成就市场经济,那还要什么竞争法则、游戏规则,还要什么业内规矩、行内信用?

可以理解的是,这年头,谁都希望对手少一些,谁都希望自己能一直垄断下去,谁都希望人能看自己的脸色——但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联通时,移动牛了;没有小灵通时,“移动”牛了;没有铁通时,电信牛了。总之是,没有什么什么时,什么什么都牛了。

给谁牛呢?当然是我等消费者。后来有了什么什么,服务态度、营销手段,硬件软件都好多了。这就是市场竞争带给咱的实惠。有人不想给咱这个实惠,那是他想自己实惠;他不但要自己实惠,还霸着不让别人实惠。

搞垮托普的宋如华“人间蒸发”

时间:2004年4月16日

地点:成都

人物:原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

事件回放:2004年4月16日,托普软件第一次集中披露了涉诉金额和担保事项。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03年4月12日,公司已查明的对外担保余额为78753.0932万元,占200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56.74%。6月18日,托普软件发布公告称,公司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4月间累计向关联方提供资金139576万元,2003年对外担保上升至88565万元。根据托普软件7月15日发布的最新公告,公司累计担保金额进一步上升至179050.02万元,占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79.14%。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18300万元,为其他关联方担保125081.93万元。托普软件6月16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累计涉诉金额为86473.93万元,占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86.52%。但托普软件7月15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累计涉诉金额(本金)已达到181398.25万元,占200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81.49%。而一份来自银行的调查报告称:四川托普软件目前面临重大转折,随时有可能因项目失败而面临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宋如华以养病为由拒绝从美国回来参加由四川省证券监管局组织负责的“托普黑洞”调查,而四川省证券监管局也因为没有正当的理由强制其回国接受调查而感到“鞭长莫及”。

事件影响:显然,有关监管机构对托普软件的关注程度早已非同一般。但是,即使是这样,事态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也仍然可能让有关方面感到震惊。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托普系”就像漆黑夜空中飘荡的火团,忽暗忽明,令人眼花缭乱,冷汗直冒。

此时,宋如华先生在哪里呢?在繁华依旧的上海?美女云集的成都?或者是精英荟萃的美国?众说纷纭却无人知晓。

此时,宋先生又在做什么?和佳人在巴黎共进晚餐?在纽约的一间公寓里苦思如何拯救托普?或者是藏在上海一条不知名的弄堂里躲避债权人?

宋先生身上兼有绍兴师爷和革命党人融会的血液,便有了非凡的算计能力和勇气,他的“辉煌事迹”自然如此引人入胜、惊心动魄,誉满中国资本市场。宋先生迅速垒起巨额资产的奥秘,就在于进行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成立包括3家上市公司在内的100多家子公司;第二步就是利用这些子公司为母公司频繁担保贷款,套取银行资金,把担保业务“做大做强”。

然而,迄今为止,连专业人士也未能整理出托普集团完整的谱系表。“你的目光有多远,前程就有多远;你的胸怀有多宽,人生道路就有多宽;你的胆量有多大,成就的事业就有多大。”这就是“托普系”灵魂人物宋如华的座右铭。

宋先生“长袖善舞”的袖子不可能长到天、舞姿也不可能舞得华夏大地生风,于是,在充满变数的猴年,“托普系”资金链轰然断裂。而就在托普危机即将爆发之际,宋先生非凡的算计能力再次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3月19日,宋先生以2元的价格转让了其持有的托普发展1800万股股权,然后悄然离开了公众视线。随后托普公司公告称宋先生是“因病不宜再参与公司的相关工作”,“为了吸引人才”而将股权拱手送人。

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面对越来越多的讨债者,宋先生选择了生病失踪玩遥控。面对至少10.73亿元的巨额违规担保和多达20项的重大诉讼以及2003年巨亏3.889亿元的托普,宋先生轻轻地来,悄悄地走,就像一阵清风掠过还留下些许芳香。

宋先生远遁他乡,带着1800万股股权换来的3亿元钱走了,留下的是托普圈来的12000亩地和27个园区这一烂摊子。鸡年春天来临后,那里还能长出青草吗?

电信行业腐败多位老总被判刑

时间:2004年10月22日、11月12日

地点:北京、武汉

人物:原联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强、原武汉电信副总高健伟等

事件回放:2002年5月14日,北京市检察院接到检举联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强非法收取佣金的匿名举报信后,由此立案展开调查。2004年2月11日,法院最终认定,黄强有多次受贿事实:1999年8月至2002年4月,多次收受华贸公司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47.5万余元、美元1万元;于2000年10月至2002年5月期间,收受金普斯公司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6.6万元、美元30万元,同期还2次收受布尔公司李颖给予的贿赂款共计美元23万元;此外,2000年10月至2001年7月期间,黄强在业务执行中取得回扣12万美元;2001年12月至2002年6月期间,又收受李颖回扣11万美元;于2002年3月至6月期间,收受李颖给予的贿赂款人民币27.126万元。2004年10月22日上午,黄强被北京第一中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湖北武汉方面,高健伟在担任湖北省武汉市电信局引进办主任、副局长及中国电信集团湖北省电信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的9年半时间里,就有9年受贿“历史”。2004年3月18日,武汉市中院一审对受贿人民币18.8万元、美金5000元的高健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经法院审理查明,高健伟于1994年4月至2003年2月间,先后11次对业务往来单位送给的“好处”来者不拒。

事件影响:电信商业贿赂行为扭曲了电信市场公平竞争的本质,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发挥正常作用,阻碍了电信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它的存在和蔓延,干扰了电信经营者间的公平竞争,使诚实经营的电信企业沦为受害者,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一点没错:新近的阶下囚——黄强和高健伟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就是明证。电信业的黑洞有多深,无人知晓,只能从一桩桩被揭露出来的“仓鼠”的大小来推测。但电信业的腐败,却是公开的秘密。

电信行业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自然让你我等人对此分外挂怀。不过,大家关心的不是运营商们今天上马的GSM、明天推出的CDMA,后天又叫着大家使用的GPRS,而是每次电信资费单出来的时候,总有一笔道不清说不明的糊涂账。而这时,电信一方又总会“脸红脖子粗”地来个死不认账。最终结果是,你,不认账就是不行;我,昧心钱不收也是不行。一副要钱不要命的嘴脸。

不幸的是,电信的行业嘴脸像恶性细胞一般非常具有普适性,它甚至会成规模地在部分身居要职的电信官头上出现,甚至还在复制、遗传。因此,群众总是乐于将雪亮的眼睛盯紧了这个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垄断行业,也因此,一个又一个的“仓鼠”被捉了出来。虽然有恨,但群众心里却有了一丝快感。不过,快感毕竟短暂,那谁会是下一只“仓鼠”呢?还会有多少“仓鼠”被抓?

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是,既然是鼠,那中国千百年形成的“老鼠过街人人喝打”的局面并不会因为时代进入了21世纪而就此暂停。老鼠本已讨厌,贪得无厌的“仓鼠”就更是可恶。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训:一切有因必有果。所以,黄强被抓了,高健伟入狱了,孙湘敏(原湖南省电信公司永州分公司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永州市电信局局长)获刑了,在同一条不归路上行进的他们都已得到了他们最应该得到的——法律的惩罚。

在这里,再次对那些未曝光的电信仓鼠发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很有必要:改邪归正吧,不要心存侥幸,一切都该结束了!

联想广告总监被抓

时间:2004年11月16日

地点:北京

人物:原联想(北京)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徐刚

事件回放:2002年5月左右,负责联想北京公司广告宣传的徐刚和联想公司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谈好要在山东、山西等国内11个省市搞联想产品的暑期促销活动。在微软公司同意可以支援249万元宣传费用后,徐刚找到当时联想公司的惟一广告代理公司——电通公司代理11省市暑期促销广告宣传,电通公司按照要求做出了宣传计划,但是徐刚表示不同意。于是,徐刚找到他的一个朋友郭某,让郭某以另一个广告公司的名义和电通公司签订合同,使249万元广告费用没有打进联想的账号而是先打到新高格公司,再经电通广告公司等几次转手到了郭某手里。249万元广告费几经转手到了郭某手里只剩下198万元。郭某把198万元提出后用其中60万元为联想公司做了暑期宣传的广告,占249万元广告费用的不到30%,剩下的费用至今未还。联想公司认为徐刚在根本没有经过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把钱转给郭某等人使用,涉嫌挪用资金罪,于是向检察机关举报。2004年11月16日,原联想公司消费市场部市场营销总监徐刚涉嫌挪用200多万元资金案,在海淀区法院开审。

事件影响:企业“蛀虫”缘何能够疯狂作案、频频得手?透过一件件数额惊人的职务犯罪所暴露的一系列体制和管理上的漏洞,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联想公司虽然在2004年并购IBM的PC制造部门左右逢源,但其管理上还是有不少的硬伤,这次自报家丑,就是一次不得不说的痛。

因为联想太过耀眼,所以任何发生在联想身上芝麻大点的事情都可能被炒翻天。哪怕是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平常之极的事端,也会因为沾上联想二字而得到空前放大。

掌握财权的高管们听惯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之类的俗语,但联想的前市场营销总监在2004年即将收官的时候却是严重地“打湿了脚”,并且已经不可挽回。

这个一年最多可过手上亿元宣传费的前联想官员,不情愿地把联想和自己扯入了“中国式丑闻”。

“我只不过把‘订单’给了熟人,犯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还没有走不出中国的“联想”,是否恍然大悟:哦!这么多年来,到底谁在掌握“联想”?

据说徐刚在庭审时非常平静,思维清晰,辩论积极。看得出徐某人的心态极好,并未表现出“我有罪,我认罪”的丧家犬之态。如果没有看过相关报道,我几乎也要认为徐某人是无辜的,因为他理直气壮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该的。知法犯法和不知者不怪,两者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谓“外贼好治,家贼难防”,偏偏家贼并不认为自己是贼,而只是自己职权范围内支付了“正常的广告费用”,这就让人不得不担心:联想内部实行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文化?

也许这只是偶然,可谁又能肯定他不是众多待披露丑闻中的一个?路太长,痛也多?而这则丑闻带给联想的,自然就是新痛。我们能说什么,“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痛上加痛,也许才会猛醒、整装、待发。

“有爱才有恨”,联想曾经带给我们许多惊喜,也带给中国PC业许多“光荣与梦想”。没有人希望联想就这样盛极而衰,我们仍然期待他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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