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地区差距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不断被代表委员讨论时，今年两会的明星城市——苏州的经济发展成就更令人眩目，学习“苏州模式”和“苏州现象”正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
“加快东西部均衡发展不能理解为简单复制‘苏州模式’，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发展应该有自己的区域发展模式。”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教授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则呼吁：“随着中国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向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型，现在，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培育和创造第三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了！”
“苏州模式”下的中国辐射
公开资料显示，２００４年苏州ＧＤＰ达到３４５０亿元，悄然超过深圳；引资额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９５６０亿元，占江苏省工业总量的３０％65533;仅次于上海。短短几年时间，苏州经济增长之快令人咂舌。
中国许多地区正在学习“苏州模式”，苏州政治现象也在扩散。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和王岷的调任，表面看是苏州地区政府官员输出，实质上是苏州经验在全国区域经济的一次扩散。
在中部六省市中，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和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分别来自苏州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此前分别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和无锡市委副书记。
“让那些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去抓一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作，可以输出先进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和观念，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苏州模式’复制的关键，‘苏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强势政府和有效的政府，它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高效率的。”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博士说。
在政坛光环照映下的“苏州模式”已经盖过了早年风行的“温州模式”，成为区域经济的样板。理论上讲，“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比较，更具有典型性和推广性。“‘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赵晓博士甚至把“苏州模式”看作是中国的缩影。
赵认为：“‘温州模式’属于创业发展型，带有更多的草根特性。它存在的前提是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社会资本，企业主们靠不断的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民企和企业家。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相同的案例，这种模式的复制和推广难度更大，所以大家都学‘苏州模式’。”
据了解，在贵阳市的白云区，交通和基础设施并不十分便利。但该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个大项目后２００４年人均ＧＤＰ达到了３５００美元，远远超过国内平均水平，在西部地区相当少见。这一案例说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效用之强，外资推动见效之快。苏州模式在偏远山区况且能扎根，为什么就不能在条件比较好的中部和东北推行呢？这实际上成为政府官员信奉苏州模式的逻辑。
“温州模式”启动转型
今年春节后的温州，在第一个千人大会上宣布“一号工程”启动：县市和有关机关负责人签订２００５年的招商引资目标责任书，要求实际利用外资要增长５０％。春节前，温州市委提出２００５年要重点解决温州产业“低、小、散”和招商引资两大难题。在之后的温州市两会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写入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种种迹象表明，风行２０多年的“温州模式”似乎正在复制苏州经验，向“苏州模式”融合。
“‘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作为中国区域经济两种发展模式，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长，政府对市场的影响力不大。而‘苏州模式’靠的是政府强力有效的规划引导和外资的拉动，实现ＧＤＰ的快速增长。”杨先明委员更加认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往往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苏州模式’只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链条。中国其他区域经济应该学习的是‘温州模式’，而不是‘苏州模式’！”
尽管如此，面对苏州连年ＧＤＰ的高速增长，温州近几年来的ＧＤＰ增速在全省的排名较后，加上温州资金和企业的外流。温州主动转型，实施了“一港三城”新战略：建设东南沿海大商港、国际性轻工城、最具活力的开放城市和滨海山水文化名城。同时，温州又打出“百项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吸收资本要素回流，推动城市化进程。
“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融合的两个关键就是塑造强势政府和引资。温州“一号工程”的启动表明，温州打造强势政府和开放性经济有益的尝试。然而，越来越多的专家正在怀疑“苏州模式”的全国区域的简单复制，部分地区的党政领导人更多的把“苏州模式”理解成为改善投资环境和加强招商引资。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许柏年并不认为“苏州模式”在全国能够大规模的推广。他对本报记者说：“‘苏州模式’有明显的短处，搞的是来料加工，产业链条短，对外资依赖程度大，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转移，老百姓并不富裕，我国其他区域经济采用‘苏州模式’是不可取的。”
第三种区域发展模式之争
在中国三大区域经济领域中，“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都纷纷走上了以制造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之路，其中的典型是“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目前关键是在经济区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我们根本无法复制‘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自然就提出了寻找中国区域经济的第三种模式的现实课题。”杨先明教授说。
“从国际的发展模式来看，分为以新港澳台为代表的制造业出口导向型模式、以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深加工模式和以瑞士为代表的内陆服务业发展模式等。中国的‘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从实质上属于新港澳台模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评价说。
曹和平说：“除了既有的三大核心区域外，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汲取并推行‘苏州经验’，引进各种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缺乏亮点，近几年东西部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认为，推行了２０多年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应该向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型。中国现在到了重视培育和创造第三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了，并以此来推动空间和潜力更大的中西部经济。”
曹和平认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增长都沿着以出口为导向，从日化用品到重化工，最后到高科技延伸的制造业之路，在实现ＧＤＰ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能源、环境代价。“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有必要再重新走这条老路吗？如果说现在仍然单纯以过去的ＧＤＰ指标导向来衡量这个发展模式，这是最有效的发展之路。但２０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告诉我们，在ＧＤＰ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可能付出更多的代价，得不偿失。”
“瑞士模式”值得借鉴
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第三种发展模式是什么呢？新一届政府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将成为这一模式下的主音符。“中国应该暂时抛开制造业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思维，汲取各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其中，‘瑞士模式’值得借鉴。瑞士是典型的山国，交通不便，但地理的特点决定了它绕开了成本高的重化工业之路，发展旅游、金融保险和精工制造等产业，实现了国强民富。”曹和平说，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如云南、贵州和重庆等地区与欧洲的内陆国家瑞士相似，我国中西部地区应该避免重走重化工业的路子，应学习“瑞士模式”。
曹和平分析，推行“瑞士模式”的试点应该在云南。早前云南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制造基地，但运输和流通的高成本实际上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几十年来，人们并没有刻意去改变云南的产业结构，但现在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云南的烟草业和旅游业在全国是很有实力的，但汽车业却始终做不上去。这实际上暗合了“瑞士模式”的产业结构。
“除了云南，还有贵州、南昌、泉州、承德、太原和西安等城市，都可以推行‘瑞士模式’。湖北的十堰是一个反面的印证，十堰是二汽的老家，但地处山区，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现在不得不搬到武汉，现在开始大力发展本地的特色种植业。”
来自欧洲大陆的“瑞士模式”能够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第三种发展模式吗？杨先明委员担心“瑞士模式”的推行不能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庞大的就业人口问题，“发展旅游、金融保险和其他特色产业当然好，但这些行业的产值小了，不能满足多数人的就业需要。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工业化之路是绕不开的。”
杨先明委员认为，西部区域的特点是资源丰富，应该走一条新资源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与原来的原材料粗加工比较，西部应该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原材料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科技含量。在这种模式下必须有一个同“苏州模式”相同的前提，即有为的政府，政府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要起到主导作用，在引进内资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