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行政干涉成分太多，也不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出牌”，最终产生的“中国标准”并不被市场接受。 在过去的一段岁月中，高科技标准和知识产权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连串的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诉讼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巨大危机。目前，中国企业和政府正在掀起一场耗资巨大，争论不休的标准革命。在继TD-SCDMA成为中国标准之后，包括Linux、数码相机、闪联、IPv6、AVS、RFID、高清碟机等行业都先后由信息产业部或相关机构牵头制定了中国标准。但是，中国标准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拥有“成熟标准”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警觉，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的提前到来。喻亮之争2004年5月，全美亚洲研究所推出了一份名为《中国入世后的技术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化之变化》的报告。报告的核心是提出“新技术民族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的概念，与“技术民族主义”（阻止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和“技术全球主义”（利用全球化，促进全球利益）相对应。同时，报告把“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头上。该报告的作者苏迈德在文中列数了中国“被视为具有浓郁的技术民族主义色彩的贸易保护国家”的种种案例。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4月，中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在美国政府和部分跨国巨头的游说下，被迫无限延期。10月初，中国向国际化标准组织(ISO)提交的WAPI提案亦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明确反对。后者建议中国将此提案提交至美国标准化组织——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7月，互联网实验室就此针锋相对地推出了另一份报告：《新全球主义——中国高科技标准战略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标准要走的是一条“新全球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什么“新技术民族主义”。报告认为，“如果放弃标准，中国的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将无法形成自己的产业核心链条，无法建立自己的产业地位，从而沦为初级产品和要素市场，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目前，市场换技术、制造大国、政府主导和企业单干的思路都存在问题，中国必须通过制定高科技标准实现产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和平崛起。不过，放弃两份报告的“喻亮之争”，让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当标准这种隐蔽性规则在世界贸易中的力量和作用逐渐显现的时候，标准就成为一种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使得先发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后发企业的成长空间更加狭小，成长过程更加艰难。另一方面则是，标准也成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使得产业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国企业们倾斜，使用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后发国家和后发企业的低成本制造优势顷刻间荡然无存。两种声音实际上，正当互联网实验室与国外研究机构的争论日趋白热化之时，关于中国标准的制定策略，业界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一种是“大干快上型”，希望中国尽快制定标准，在国际标准体系中发出声音，扮演重要角色；另一种是“时机成熟型”，认为我国技术水平有限，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尚不充分，可以先跟着国外“标准”走，待机发出声音。赞成中国标准“跑马圈地”的专家告诉《IT时代周刊》：“对目前中国的企业来讲有两个好机会。一，一个没有竞争的行业，这种情况下企业处于垄断地位，那么建立出来的标准自然是主导标准；二，在一些有可能转换标准的产业，如现在的手机从2G向3G转换，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有机会。”不过，DVD标准的专利许可几乎扼杀了中国的DVD制造企业，WAPI的实施被无限期推迟，3G技术标准选择尚未明朗，EVD标准的前景迷离，这些活生生的案例也成了部分认为中国“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尚不充分”的专家们“反驳”的依据。专家们认为，标准应该是一种形式上的技术联盟，应该由企业共同制定完善，但在过去我国的标准制定过程中，更多是由政府导向，并最终体现政府的意图。这样就直接导致了许多标准在制定之后无法得到产业的具体应用，只能长期搁置，无法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并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国外标准的制定过程通常都是由大多数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巨头型企业共同参与，从制定开始，便在标准文本、知识产权、平台技术等牵扯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考虑得比较周全，耗费资金通常都是以天文数字来计算。但我国这方面的经费有限，工作往往难以得到彻底的落实。据本刊记者了解，2004年9月由国家标准化战略委员会发出的《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征求意见稿)中对上述两种声音作出了归纳总结。该总报告订立了“制定中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的总调子。谁对中国标准负责全国律师协会信息网络与高新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陈际红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谈标准化战略的同时，眼光应当放得远一些，看到技术发展的趋势，看到市场发展的方向，但更应当把眼光放得低一些：从技术进步出发，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为标准战略的实施奠定知识产权基础。陈际红举例说，日本曾经将“技术立国”作为国家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的技术竞争力已经相当强大。2002年日本又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和《知识产权基本法》，将“技术立国”的策略修改为“知识产权立国”，旨在以知识产权加强国家竞争力。而国内的一些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不足，缺乏知识产权体系的规划，获得的研究成果又不及时产权化。目前，中国企业制定并在世界推行标准还缺乏足够的成功先例。正如此，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标准发展战略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反思。反观国外企业在做标准的时候，他们的商业目的很明确，倡导的标准属于开放性质，而相关政府机构也不过问企业是否加入。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外企业是靠制定标准控制产业链、遏制竞争对手，但细究发现，他们赢利不是靠标准，而是通过专利权固化了自己在技术标准方面的市场优势地位。并在专利的申请上形成很多技巧，给后发国家和企业造成“翻不过也推不倒的高墙”。正如全美亚洲研究所那份报告的“潜台词”：现在我们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制定标准，国家相关部门在标准的制定上进行无限度的行政干涉，这也是当中国的高新技术正欲演变成为中国标准的同时，出现大量的“私有利益”搭乘“公共利益”便车的现象。华为公司的发展史给人以启发：华为公司本身并没有推出或者制定标准，但是华为公司有很多的专利，因此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并不妨碍它获得利润，也不妨碍它竞争，这也是当华为公司进入美洲市场时，纵使思科公司把华为告上法庭，最后也拿它没辙的原因。
另外中国还遭遇了另外一个难题：中国企业即便是在个别领域取得了独立知识产权，但是由于在国内市场缺乏有效的保护，很容易被其他公司抄袭模仿，也难以取得应有的市场收益。前一段时间WAPI的争议给中国创立自己的标准，进而取得独立知识产权带来了可能。六合万通设计的WAPI加密芯片不但有自主知识产权，更重要的是在WAPI没有被完全否定前占据了一个主流市场地位。然而这次努力因标准无限期推迟而被打消。从大的方向上来说，这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所谓标准和专利都是这套规则的组成部分。而政府要扮演的角色是维护市场经济规则的公平性，切不可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