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目前国内尚未有权威机构表明该如何应对此类私事，但从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角度上看，要尽量减少企业家“私事”对于公司尤其是公众公司发展的影响，仍然有据可循。 不难发现，在协议订立层面，对于企业家所持明星公司股权的相关约定是核心方式。那些掌握公司大量股权，一旦分割可能因股权分散而带来公司战略决定性变化的企业家更要注意。在道德约束层面，企业家注意把握“私事”与事业的平衡，更将极大减少这些意外因素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但说起来容易。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后，目前国内的众多公司正经历着两个关键转型期：一个是公司业绩增长和管理方式如何由粗放向信息化、精细化发展，另一个则是诸多公司迎来一代创始人和二代接班人之间的交接班关键期。 前一转型相对与企业家“私事”的关联度不大，只有企业家醉心于私生活才可能没有更多精力去实现这一转型；后一转换则受到企业代际高管变化之外的生活方式影响。一代创始人过去数十年以事业为重，可能相对忽略了生活品质上的要求，若老来遇到突发“私事”，就往往给公司股权分割和交接班带来莫大影响；准备接班的二代高管则多数受到国外高等教育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个人“私事”远较其父辈频繁。
这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教授范博宏、将2012年视为“中国的家族企业元年”的判断依据之一。长期研究企业传承的范博宏认为，从2012年起，“中国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家庭与事业的新阶段，从这一年起，将有一波接一波的中国民营企业首次经历传承”。基于此，这些企业未来10年中的决定与作为，将深深影响家庭与事业未来100年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