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周翼南先生是作家中的画家，画家中的作家。家中藏书和字画各占半边天地，墙上挂着他刚画的山水、门神、猫，还有一幅刚画好梁漱溟像，题为《倔老头》。落款“易难”。这是他的笔名。他曾作一偈：“吾名翼南，谐音易难。宇宙无易，人间多难。难即是易，易即是难，千难一易，千易亦难，为若图易，终归至难。心绝妄念，无易无难。” 周翼南1959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自称“我是一个不很遵守纪律的学生”，觉得听讲课和看讲义无甚区别，便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讲义，上课时溜到图书馆看书。1961年，周翼南因为父亲病故，提早结束了读书生涯，成一名教师。他对当时的电影状况不满意，遂萌生了把中国古代诗人逐一搬上银幕的壮志。他先读唐史宋史，业余时间写了《杜甫传》和《辛弃疾》两个电影剧本，引起了武汉文联的重视，组织作家讨论剧本初稿。不想两部未能发表的剧本在“文革”中成为“借古讽今”的“大毒草”，使周翼南倒霉了许多年。有失有得，周翼南因此认识了许多前辈作家，更与“胡风骨干分子”曾卓成为忘年交。 1979年10月，38岁的周翼南开始发表作品，从武汉一所郊区中学调入武汉市文联。起初，他想从事“专业创作”，当时《芳草》文学月刊正要创刊，安排他进入编辑部。周翼南随曾卓赴京看望了在医院治病的胡风，还采访了胡风的夫人梅志，写成了《胡风同志访问记》。在访问记中，胡风说：“这场‘革命’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弄得极不正常了。”“历史，是有回流的—有时几年，有时几十年，有时甚至有一百年呵。”这篇访问记在1981年第1期《芳草》发表后，很多人才知道胡风还活着，他不是“反革命”。 因为约稿的关系，周翼南认识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他与孙犁多次通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谈及当前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孙犁回信道：“文坛近况，已无法谈，自好自洁之士，只能独善其身，别无他途。这种风气，一时是改变不过来了。” 周翼南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纪实文学集、散文小品集和长篇小说。画画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自述：“余在‘文革’中，因文惹祸，浪中沉浮，几经灭顶之灾，为家小想，故不写一字。文人恶习，手常痒痒，便胡涂乱抹，不料竟与水墨画结缘，作画无师承，随心境而为之，宣泄情感而已。自1976年后，文坛开禁，又弃丹青而从文。转眼间，年逾半百矣，患坐骨神经痛，医嘱每日须站两小时，故每日以两小时站着作画，病因此而愈，觉作画对身体有益，便准备画下去，并非作文坛画坛双栖之想也。”他曾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应邀赴英国访问并举办画展。 起初，周翼南画山水，因友人索取，他嫌画山水麻烦，便开始画猫。因对京剧有些兴趣，偶尔也画点京剧人物。后来喜欢画门神，曾作打油诗：“夜读闲书早浇花，少抽香烟多饮茶，六十已过忙何事，且画门神进万家。”他说：“门神是保卫老百姓，守卫人的心灵，保佑家庭安宁。所以，别人买我画的门神，贴在家里，有安全感。有时候，我也画山水画，希望能够见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污染的世界。 周翼南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他说：“武汉人比较豪爽，没有北京的那种优越感，也没有上海的那种小气。也许脾气比较暴躁，但心是好的。外面的人觉得武汉人没有修养。你稍稍有一点对他不敬，他马上可以跟你打架。但是他对你好，又非常地好。我们这里，武昌跟汉口有很大的差别。武昌文化底蕴深厚一点，汉口过去是一个码头，商业气息就重一点。汉阳则注重工业的发展。” “翼南”，就是往南面飞 时代周报：你的大学没有读完，怎么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周翼南：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那时候有5个弟弟，都很小，没办法，只好回家工作。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校刊上发表过小说。我从小比较喜欢文学，当时21岁，初生牛犊，对中国电影不满意，我把苏联的电影跟中国的比，觉得中国电影太落后了，就想把中国历代的文学家搬上银幕。当时有计划，写李白、杜甫、辛弃疾、苏东坡，还有一大批，我打算每人写一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是上下集的《杜甫传》。好玩的是，我在草稿上还标注“彩色宽银幕电影”，当时杜甫恰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没想到这个东西流传到武汉市文联，很多作家感到很惊讶，觉得这个电影剧本写得还不错，至少觉得我是有写作能力的。当时武汉市文联的党组书记程云为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我的这个剧本，准备推荐到珠江电影制片厂。通过这一次创作，我一下子就认识了武汉市文艺界的许多前辈。那是1962年，市文联领导本来想把我调到文联搞专业创作。没想到毛主席的批示下来，不准写死人、洋人、古人。这就成为批程云的罪名之一：说他重视一个专门写死人、古人的小学老师。而且还不是工农子弟。 除了《杜甫传》，我还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辛弃疾》，这两个剧本中，《辛弃疾》写得成熟一点。没想到，在“文革”中我会因此受难。当时参加讨论剧本的作家有曾卓。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因而成了忘年交。他经常介绍一些书给我看。尽管他当时是“胡风分子”。我这个人一向没有什么顾忌，你说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分子”相当于“反革命”。我还是跟他好，尽管受到他的牵连，我也不在乎。 这种关系就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环境变了，我陆续在省内外发表一些作品。我那时候已经都快40岁了，被调到市文联。那时候要我搞专业创作，后来要我到《芳草》当编辑。当了几年编辑以后，转为专业作家，因为我已经出了小说集。我觉得我的名字跟南方有关，“翼南”，往南面飞。我当时在《花城》上发表短篇、中篇小说。在武汉青年作家中，我是第一个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的。 时代周报：你与在《芳草》文学月刊工作认识的知名作家们都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周翼南：在当编辑的时候，认识了全国很多文人。后来他们开玩笑说，武汉市作家里面，认识全国作家最多的是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曾卓平反了以后，他的朋友自然也成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访问过胡风。当时胡风还没有完全平反，他的第一篇访问记是我写的。所以，全国的“胡风分子”大概跟我都有往来，像绿原等一大批人。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常外出约稿，认识了很多作家，我拜访过巴金、甘铁生、史铁生等一大批人。我是通过甘铁生认识史铁生的。甘铁生是我们《芳草》的业余作者。我拿着地址就去看史铁生，居委会的北京老太太态度非常坏。她守在胡同口，问我跟史铁生是什么关系。能有什么关系？她非要问。当时史铁生也许还在受居委会的监督。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说，我是一个编辑，来找史铁生写稿的。她把我盘问了好半天，我还是坚决到他家去。他家里的人说他到医院去了。后来，我就到医院找他去，向他约了一篇稿子，当时我们的主编觉得他的东西太超前，留用，他又写信来要，我又把稿子寄给他了。最后就错过了，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发表的。 武汉的作家，从曾卓这一辈，到年轻的，包括方方、陈应松、胡发云、董宏猷，他们当时都是我的作者。我在1980年代后期，画画，办画展。后来有朋友认识冰心的，请冰心题款，办了一次画展。我跟冰心关系也挺好的。当然还有画家朋友，有的又能画，又能文，像韩羽。 “什么东西都要取之有道” 时代周报：画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翼南：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后来走上写作这条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画山水画，当时认识一些画家。我画画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和正规的画家还是有些不同的。我不怎么受拘束，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画山水受黄宾虹的影响很大。当时找我画山水画的人蛮多的，我又画猫，画猫简单一点。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艺术市场，朋友要画就送。画山水画很累，几天才能画成这个样子。后来画戏剧人物，因为我对京剧有点兴趣。画脸谱，画门神。有时候读书写作累了，就站起来画几笔，把画画当作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 时代周报：中国的作家像汪曾祺先生，也写字、画画。 周翼南：他画画也是消遣。他也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画家。 时代周报：以前文人画画是一种休闲的风雅之事，现在画画的风气已经大不一样了。 周翼南：时代在进步，世风也在变。什么都跟利益挂钩了，写文章也考虑利益的问题，画画更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现在画坛，用八字来形容：第一是“拉帮结派”；第二是“追名逐利”。这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有些画家因为风格相近当然有帮有派，互相帮助嘛，有共同语言就能走到一块来；现在画画如果不谈“名”，谁买你的画？只不过，不要把这个名看得那么重，拉帮结派也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什么东西都要取之有道。
时代周报：现在画坛好像是以价钱来衡量艺术的。 周翼南：电视里的纪录频道，谈宇宙，谈地球，谈太阳系。将来地球都不会存在，太阳都会熄灭的。身前争这争那，有什么用？现在中国很难出现大画家。因为现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过去就齐白石那么几个人在画画。中国开放以后，有这么多画家，每个人有个性特点，谁是大画家？世界上出现一个大画家也很困难。过去像梅兰芳，四大名旦，现在还能够出现梅兰芳这样大师级别的人吗？很难。现在看戏剧频道，有些年轻演员甚至比梅兰芳还唱得好。经过这么多年前辈们的积淀，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可以比前辈唱得更好。现在听程砚秋，当然也唱得挺好的，但是现在的程派，包括李世济，不见得比程砚秋唱得差。中国这么多人唱戏，这么多人画画，这么多人写文章，想出现一个什么大师，那太困难了。 “世界上的矛盾太多了” 时代周报：你上网吗？ 周翼南：没有，我这人比较落后。习惯看纸质书。现在有电脑、网络等等，谁会买这么多书啊？一个年轻人拿一个iPad，有几万本书都可以藏在里边，拿到火车上都可以看，不需要买书。我的几个年轻朋友说，可以下载，何必买书呢？但是，我习惯纸质书，要我拿电脑看，始终不习惯。我比较保守，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我现在过70岁了，视力也在下降，那网上的很多事情跟我没多大关系。有些事情我也管不了，有些事情看起来也叫人生气，我何必看它呢。 时代周报：以前的作家、画家都是比较关心社会，你现在还会关心社会问题吗？ 周翼南：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社会环境各方面有了变化，思想跟过去还是有些不同。我70多岁了，经历了从1950年到现在的风风雨雨。中国能够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向前到底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党派都要消灭。但这个时候还没到，英国有工党，还有保守党。苏联虽然不存在了，俄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美国还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中国如果出现混乱，那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比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出现的情况还要可怕。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还是需要稳定。 时代周报：1911年是武昌首义，到现在已经101年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是否有进步？ 周翼南：当然有进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现在能够随便地交流，思想比较自由，还可以评点上上下下。在“文革”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不是想什么就能够说什么。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中国在向前走。温家宝最近的讲话提出要坚持改革，否则，“文革”将来还要重演，这话是对的。但是怎么改，我不是政治家，没办法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改革还是自上而下地改，不可能是自下而上地改。当然老百姓也可以发表议论，但这些议论只能供参考的。到了21世纪，每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非常严密，不是一个外力能够让它改革，除非摧毁它。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梦想过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周翼南：好像没有什么“梦想”。我们这代人思想解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林彪从天上掉下来开始。一下子就醒悟过来，明白毛主席是个人，不是一个神。从那时起，才开始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1971年，那是一个分界线。但是中国怎么变，当时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只希望中国早点停止动乱，让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认为文明的变化还是要渐进的，温和的？ 周翼南：是的。但是，这也只是希望。世界上矛盾太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要相通，很难。 时代周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周翼南：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已经迈过古稀之年了。“七十而悟”，悟什么？悟到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人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写一篇文章，出一本书，画一幅画，办一次画展，或者得了一次什么奖，得到一个什么职位……都不是什么大事。科学家断言：60亿年后，太阳能量耗尽，将会爆炸，地球随之毁灭。好在还有一段时间。最近我又听说，科学家们在美国《自然》杂志上呼吁：由于地球无法承受人类的掠夺和破坏，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将发生灾难性的巨变，届时人类将后悔莫及，现在应考虑应对措施—我相信科学家们的警告，我甚至觉得，如果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无具体措施，灾难还会提前。现在我很少想什么文坛画坛，我希望每个人都考虑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都要有忧患意识，都要明白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没有地球，人类就无立足之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