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曾一度自豪地称自己的城市为“抗议之都”,又称“投诉之都”,抗议或者投诉,都是公民权利—上世纪90年代以降,香港人的抗议变得更有想象力和艺术化。在这样的背景及需要中,香港的流行音乐和民谣,开始不自觉或自觉地承担起为社会发声的作用。 其实早在前殖民地政府改革前的管治下,中低阶层华人社会民怨沸腾,以至于粤语流行曲刚诞生就与“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曲相左,明显更贴近生活而不是幻想。粤语流行曲真正有创作独立性的歌手,乃是许冠杰,70年代率领粤语歌曲占据歌坛的主流地位,除了因为使用香港人母语创作,其内容的本土化也功不可没。 许氏兄弟的创作与他们本身所出的西化中产家庭关系不大,却紧贴香港中底下阶层生活,部分歌曲甚至带有强烈的左派色彩、抗议诉求明确。最著名的有《半斤八两》、《加价热潮》、《卖身契》,用语“低俗”泼辣,针砭时弊,为当时深受资本剥削和物价通胀双重压迫的打工仔阶层热爱。这些歌曲的诞生,固然和唱片公司的营销策略有关,但也不可不说是许冠杰等7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受西方60年代左翼思潮影响,他们的歌词去除哗众取宠成分后很接近美国蓝领民谣,他们的音乐许多直接取用五六十年代的早期ROCK & ROLL名曲,从身体节奏上营造出强烈的煽动性,也是音乐的另一种解放功能。 当时与许氏兄弟音乐风格相近的还有泰迪罗宾&PLAYBOYS乐队、温拿乐队等,但内容的激进远差于前者。遗憾的是随着8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富裕程度上升,同时带来低下阶层的“香港梦”造梦潮流,流行曲中的愤怒、抱怨成分息微,靡靡情歌及励志歌曲一统天下了。然而就在这样无可救药的腐败氛围中,黑鸟横空出现。 黑鸟乐队是整个香港社运音乐史最重要的一支乐队,创始人郭达年与Cassi,最早始于1979年与左翼前卫剧团“民众剧场”的演出,1984年出版第一个作品《东方红/给九七代》,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反讽,与大时代中的香港命运紧贴。后又出版作品《民众拥有力量》,震耳欲聋,出离当时流行曲的悲情。黑鸟以大量的创作、现场演出以及地下出版物《黑鸟通讯》对那一代香港叛逆青年文化造成巨大影响,其接近Patti Smith的知性Punk的音乐风格对某些地下乐队也有影响。1999年黑鸟宣布解散,但郭达年等人依旧活跃在香港的社运前线。2007年他们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唱片加书和唱片合集《BODY OF WORK1984-2004黑鸟全集》,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可视为香港社运文化的“野史”。 与黑鸟同期稍后的前卫音乐单位还有彼得小话、盒子,他们的艺术水平甚高,但影响基本局限在实验艺术的圈子,对一般音乐受众几无影响。相反能与黑鸟的反叛、社会介入发生呼应的声音出现在主流乐坛,80年代末开始的乐队热潮,其中最重要的两把声音Beyond和达明一派,在成为潮流宠儿之余没有忘记摇滚乐的社会责任。Beyond的反叛性在另类文化界看来也许非常保守和主流,他们的音乐倾向流行金属,歌词大而化之触及一些普世价值(如《Amani》 ),直到与填词人刘卓辉的合作,才出现了《长城》、《大地》等具有深厚历史感、反思和批判性的作品。但Beyond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当时无人能及,起码树立了摇滚乐相当于“乐与怒”这一观念,怒则发声。 达明一派和黑鸟的尖锐直接非常不同,但他们的意义相近,就是拓阔了抗争文化的光谱。在表面的摩登形象掩盖下,达明一派其实与香港前卫艺术—尤其是“进念二十面体”关系密切,在后者的影响和需求下,达明一派创作出大量张扬另类权利的歌曲,比较突出的有与周耀辉等词人合作的暗示争取同性恋权益的歌曲、反核歌曲,歌词的敏感与音乐的华丽颓美恰成一体,在抗争文化中树立起另一种美学:温柔的反抗。达明一派的风格孤高脱俗,对底层没有煽动性,但却开启了反叛文艺青年的万花筒:让这些香港未来的中产也能意识到抗争的必然性、抗争的多元性,比如说同性恋议题或反核议题下,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承受的也许是同样的压力。 在90年代,黑鸟的直接继承者,谁也想不到,是黄秋生。黄秋生是摇滚迷,他出版的几张专辑如《地痞摇滚》等深受黑鸟风格的影响,他甚至多次与黑鸟同台演出。因为黄秋生的公众明星身份,他的音乐传递的讯息能更直接进入某些与反抗绝缘的耳朵里。黄秋生一时还成为粗口(脏话)摇滚的代名词,与他同时享有这声誉的是Hip Hop乐队大懒堂LMF,粗口是愤怒发泄的方式,同时也象征了底层、草根的立场,更成为传媒的关注焦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社运音乐的一种正面力量,乐队也希望受众超越表面的粗口与泄愤,关注到内里表达的青年人困境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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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末,噪音合作社及其在2000年代的后续团体迷你噪音的出现,意味着香港的抗议音乐进入新的阶段—抗议重新回到抗争的主动性和充沛内蕴,真正接续黑鸟精神。他们的活动方式,比起前述与流行乐坛脱不了关系的音乐单位,更多了游击队的特性,因此更自由更犀利。至于迷你噪音在音乐丰富变化上的拓展,更符合新世代快乐抗争原则,亦启发更多样化的意见表述方式,充分证明了一点:想象力的解放与现实解放息息相关。